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全然自我。
     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整體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衝掉一塊，歐洲就會減小，
     如同一個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領地失去了，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
     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
     因此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
     它就為你而鳴。
     　    —— 約翰·多恩《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一）
　　為了去南疆的焉耆尋找一位維吾爾族朋友，父親和我乘坐火車從伊寧返回烏魯木齊。
　　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三年，父親生活在焉耆。那時，他是一個油漆匠人，為舊家具塗飾玻璃鋼漆。他曾數次乘坐火車經過烏魯木齊，卻從未踏足這座新疆最繁華的城市。那時，他不是遊客。他是一個為家庭生計流落新疆的手藝人。
　　這一次，我陪同父親遊覽烏魯木齊的國際大巴扎。
　　二零零三年冬天，我第一次去新疆的時候，烏魯木齊國際大巴扎剛剛落成，但還沒有投入使用。作為商業街的二道橋子，依舊保持着它多年以來的樣子，雖然破舊，略顯骯髒，但是樸素，散發着平民世界濃郁的生活氣息，讓人渴望着撲入這種無需裝飾的生活。黃泥小屋，幽深小巷，大大小小造型各異的清真寺，烤饢房，隨煙塵繚繞耳際的中亞音樂，摩肩接踵的人流……
　　烏魯木齊在一八五四年之前名為迪化，後來建設的國際大巴扎，位於迪化老城的南門一帶。那裡就是烏魯木齊最具民族風情的二道橋子。清末，沙俄在二道橋子一帶劃定“貿易圈”，俗稱洋行街，後來，德國和美國商人進入，蘇聯、英國和美國領事館相繼設立。與國民黨將軍陶峙岳一起通電起義歸向中共的包爾漢·沙希迪，年輕時，就在洋行街一家維吾爾人的店鋪里當店員。他的回憶錄——由官方編輯出版並請他人代筆撰寫——留有對洋行街的記憶。那時的洋行街，比較整潔寬闊。每天早晚，總有達官顯宦和地主富商在街上騎壓走馬，引得眾人唏噓觀瞻。一匹調教出來的好走馬，價值幾兩以至十幾兩黃金。這是一種炫富和社交活動，就像現在的組團自駕游。走馬的馬鞍鑲金嵌玉，金絲絨覆蓋着鞍韉。
　　二零零八年，我再次來到新疆。原來二道橋子低矮的平房消失不見。雄偉的國際大巴扎——集購物、餐飲和娛樂於一體的建築群——拔地而起。仿清真寺邦克樓的觀光塔，圓頂，拱廊，土紅色耐火磚砌築的外牆，浮雕着惟有在伊斯蘭世界才得一見的繁複花飾和木卡姆藝人的歌舞場景。可容千人舉行文藝表演的廣場，佐以雕塑、花池、噴泉和草地。四名女騎警筆直的身段，隨着嘚嘚馬蹄的伴奏，在人們艷羨的眼神里上下起伏，雖然那些馬毛色灰暗，無精打采。三號樓四、五層餐飲娛樂中心，可以容納一千五百人。商品拱廊街人潮洶湧。土耳其地毯，克什米爾羊毛圍巾，英吉沙小刀，巴基斯坦的銅製工藝品，阿拉伯椰棗，新疆乾果……夜幕降臨，購物和享樂的狂歡漸至高潮。維吾爾族歌舞和驚險的達瓦孜表演，引來陣陣喝彩。著名高空王子阿迪力·吾休爾曾經揚言：“要把新疆十三個少數民族、內地的、中亞的，甚至歐美的歌舞、音樂……以及藝術家都搬到大巴扎來……”他幾乎做到了，如果不發生二零零九年七月五日那次暴力恐怖騷亂事件的話。
　　目擊這場災難的新華社記者如此寫道——
　　20時20分許，當記者趕到二道橋附近的立交橋上時，看到的不再是熙來攘往的熱鬧景象，那一刻的“國際大巴扎”已變得面目猙獰：到處是四散奔逃的遊客和市民，個個驚恐萬狀，一些商販甚至丟棄了裝滿乾鮮瓜果的推車狂奔。
　　“大巴扎”前的馬路上，隔離護欄被推倒在地，路邊部分商店被砸，碎玻璃散落一地，一家煙酒專賣店被點燃，火苗正從店內沿着門框上躥，途經此地的車輛無一倖免。乘客被一群暴徒圍住追打，有的僥倖衝出包圍，有的則被困住，暴徒拽出車裡的人用棍棒和石塊猛擊……
　　維吾爾族暴徒至少砸毀、燒毀車輛二百六十輛，其中一百九十輛是公交車;一百九十七人死亡，一千七百多人受傷。
　　一道傷口，在維吾爾族與漢族之間豁然撕裂。為數不多的幾家住在二道橋子一帶的漢人陸續搬離。一個考上大學離開新疆的漢族姑娘說，她從小就伴隨着清真寺里穆安津的邦克聲，背着書包去上學，而現在，只有她的奶奶還堅持住在那裡的山西巷，家人只好輪流去看望她。原來只在夜間關門的平房，如今變成大白天都要鎖上鐵門的樓房。
　　如果你是一個維吾爾族人，站在路邊向着出租車招手，漢族司機不會把車停在你面前。冷漠是仇恨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出生在伊寧後來在義烏做生意的伊斯瑪依，在烏魯木齊擁有房產。他和我在土耳其旅行時說，”7·5“事件之後，他的太太出門乘坐出租車，總是遭遇尷尬。漢族司機拒載，因為他的太太長着一頭栗色偏紅的頭髮，看着像維吾爾人，而維吾爾族司機的出租車停在她面前，她又不敢乘坐，因為她不是維吾爾人。
　　正如愛德華·W·薩義德觀察到的那樣：“譁眾取寵、粗糙的仇外心理以及麻木不仁的好戰心態今日正風行一時，結果是雙方各自畫出一條想象的界限來區隔‘我們’與‘他們’，這絲毫不能啟迪人心。”
　　移居烏魯木齊的一位漢族詩人，二十年來用浪漫主義的筆調對着新疆抒情。抒情是現代漢語文學的痼疾，因為抒情蒙蔽觀察和思考，同時也逃避直面與批判。但是，七月五日的傷口，讓他如夢驚醒。他以《安魂曲》為名，一口氣寫下二十首詩。他寫到血和屍體，刀和棍子，慘叫和噩夢，顫抖和嚎啕，焚燒和死亡……他引用《古蘭經》裡的句子。但是，另外一個樣態的抒情暴露了他內心的怯弱，雖然他發現“我個人持續二十年對新疆理想化的表達和描述已被頃刻‘顛覆’”。直到此時，他才覺得“思考與反省是詩人要做的工作，也是語言的責任”。
　　但是，需要思考與反省的，是什麼呢?
　　二零一零年夏天，作為北京一家新聞周刊的攝影記者，我陪同文字記者抵達烏魯木齊。在此之前的四月份，主政新疆長達十五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樂泉正式卸任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由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接任。官方媒體指出，本來以為會在五月份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召開後才發生的人事變動提前了。這顯示出中央對於新疆政策的變化。五月份，歷史上首次新疆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中央治疆策略由“高壓維穩”轉為發展與穩定並重。
　　一天下午，我和同事漫步在國際大巴扎。遊客依然洶湧，好像在這裡從未發生過暴力恐怖事件似的。人們用遺忘來遮掩尷尬，當然也有受過較高文化教育的維吾爾人願意跨越這場悲劇，向對方表達歉意。畢竟，製造那場災難的，大多是來自喀什與和田農村甚至連漢語都說不流利的青年。穿着得體而時尚的Akida和她的兩位畢業於林業學校的女同學，在一家快餐店聚餐。我們很輕鬆地認識。三位與我同齡的維吾爾族女人走出快餐店，讓我給她們拍照留念。我留下Akida的網絡社交號碼，以便把照片傳送給她。在二道橋子大劇院門口，一位身着白色婚紗的新娘挽着新郎的胳膊。我舉起相機拍照。一位擔任司儀的維吾爾族小伙子熱情地招呼我，並邀我參加婚禮。我隨他們走入劇院禮堂。人們跳起維吾爾族薩瑪舞。我被歌舞感染，很想投身而入。
　　但是，烏魯木齊國際大巴扎的繁華延續到二零一三年底。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十二時許，吾斯曼·艾山駕駛越野車，連續衝撞天安門廣場前的行人，造成三人死亡，三十九人受傷，越野車在撞上金水橋後爆炸，死了吾斯曼·艾山和與他同車的母親和妻子;二零一四年三月一日，八名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人（六男二女），在昆明火車站持刀狂砍，致使三十一人死亡，一百四十一人受傷;四月三十日，來自阿克蘇沙雅縣的色地爾丁·沙吾提及其同夥，在烏魯木齊火車南站出站口制造了一起爆炸案，三人死亡，七十九人受傷，其中四人重傷;二十二天后，烏魯木齊市中心的公園北街上，又有暴恐分子砍殺路人;七月二十八日凌晨，莎車縣，一夥暴徒持刀斧襲擊艾力西湖鎮政府和派出所……
　　北京的地鐵安檢更加嚴格，警察到處查驗可疑人員身份證。像我這種留着長發和大鬍子的男人，常被警察攔住。維吾爾人在內地城市旅行時，若要投宿賓館，往往會被拒絕。有一次，在隴西火車站候車廳，一名中年警察沖我走來，用強勢的口吻問道：“你是少數民族嗎?”恐怖主義情勢，顯得越來越嚴重。而族群間的不信任，也一再加劇。網絡上更是充斥着對伊斯蘭教和維吾爾人污衊和辱罵的暴力言詞。這種狀況令人堪憂。族群已被撕裂，只有少數維吾爾族和漢族知識分子，為彌補這種撕裂而在勇敢地發聲。尤其是這樣的狀況下，理性的聲音彌足珍貴。
　　二零一零年夏天的那個傍晚，夜色迷濛，我和同事仍然逗留在二道橋子。滿眼儘是表情冷峻的維吾爾族小伙子，沒有一個漢族人的身影。一種難以名狀的恐懼緊緊攫住我的心。烏魯木齊的漢族朋友給我的警告開始縈繞耳際：天黑了，千萬別去二道橋子。
　　如今，烏魯木齊國際大巴扎變得冷清。歌舞團的演員整天都在等待演出，達瓦孜沒有了，女騎警那紅色鮮艷的制服不見了……進入安檢門，步入走廊街，每一家商戶都顯得門可羅雀。難得一見的旅遊團甫一出現，商販們便以過度的熱情招徠顧客。
　　《中國青年報》在二零一五年二月六日一篇關於大巴扎商戶狀況的報道，採信新疆旅遊局的統計數據：僅二零零八年，到國際大巴扎的游客達十九萬人次;二零一三年遊客約為十二萬人次。而在二零一四年，該報道沒有給出統計數據。遊客稀少，一目可觀，數據統計已經沒有意義。面對如此蕭瑟場景，那篇特寫報道卻以通俗小說的大團圓手法，製造了一個喜劇效果的結尾：“（國際大巴扎的小商販）張朝建走出賣場，走在路上。處在東六時區的烏魯木齊天上出了太陽，有些小冰柱開始融化，張朝建指了指那根滴水的小冰柱，‘看，春天已經來了’。”

　　（二）
　　父親和我乘坐火車前往焉耆回族自治縣。窗外是他熟悉的風景，與二十年前相比，風景依舊荒涼，戈壁和沙漠鋪展而去，遙遠天際的藍色霧嵐里，紅壤的山巒若隱若現。偶爾出現的綠洲村莊，讓人精神為之一爽，仿佛久渴之人啜飲了一口甘霖。
　　早在一九零七年，法國探險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就曾率領一個考古隊，來過焉耆。他們在博斯騰湖附近搜集各種動植物標本，完成多次天文觀測。他們發現，焉耆富有煤礦和銅礦。人們用木炭冶煉，致使天山東麓的杉樹林遭到毀滅性的亂采濫伐。
　　我們在清涼夜氣里走出車站，搭乘出租車，找到一家賓館。寬敞的賓館大堂里，只有一名守着安檢門的保安和一個前台女侍應。在接下來的一周，我觀察到，這家賓館的住客屈指可數。賓館毗鄰廣場。每個夜晚，一俟街燈照耀，各種各樣的音樂便混雜交錯，震天轟響，簡直是中國廣場舞的盛大展示，華爾茲、交誼舞和賽萊姆舞以及叫不上名字的中國人自創的各種動作僵硬但卻整齊劃一的群體舞。兩個女人在用普通話唱“花兒”，擴音器讓她們高亢而尖利的尾音變得刺耳。特警在巡邏。廣場靠近開都河的那一邊，矗立着一座以雕磚砌築的土黃色清真寺。清真寺旁邊，延展着一片簡陋平房，居住着維吾爾人。一輛警車停在路口。
　　廣場臨近公路的地方，樹立着幾塊大理石石碑，石碑上浮雕着土爾扈特（Turgut）蒙古人自伏爾加河東歸而來新疆的畫面，主題是“回歸祖國”。這個歷史事件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一個最好素材，進入了中學歷史課本。
　　焉耆，古名喀喇沙爾（Qarachar），屬於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十七世紀初，為了躲避準噶爾部蒙古人的威脅，蒙古厄魯特部四衛拉特之一的土爾扈特人穿越中亞，移牧至伏爾加河流域，歷時百餘年。進入十八世紀，擺脫了突厥化蒙古人所建欽察汗國（Qipchaq ulisi，1242-1502年）統治的俄羅斯人開始奴役土爾扈特人。沙皇俄國強行徵兵徵稅，強迫土爾扈特人放棄藏傳佛教格魯派，改信東正教。土爾扈特首領渥巴錫（1743-1775）決心率領全族起義。他原本想攜同伏爾加河左岸一萬餘戶同胞一道返回故土。不巧的是，那年暖冬，河水無冰，左岸十多萬人無法過河。他只好率領右岸三萬戶族人，歷時半年，行程萬里，衝破沙皇派出的俄羅斯、哥薩克和哈薩克軍隊的圍追堵截，抵達伊犁。這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偉大的長征。根據清宮檔案《滿文錄副奏摺》記載，離開伏爾加草原的十七萬土爾扈特人，“其至伊犁者，僅以半計”，就是說，約有八、九萬人犧牲。
　　為了優恤土爾扈特部眾，乾隆皇帝指派官員協同渥巴錫，勘查水草豐美之地，將巴音布魯克、烏蘇、科布多等地劃給土爾扈特人，以作牧場。
　　土爾扈特人在歷史上的蹤影，最後所見，是在斯文·赫定的探險著作《絲綢之路》中。
　　一九三三年三月，斯文·赫定一行抵達焉耆。當時，年輕的滿楚克扎布，既是喇嘛，又是司令官，也是土爾扈特最後的汗王。暗殺了省長金樹仁從而攫取了權力的楊增新，其殘酷統治，讓滿楚克扎布王爺不敢顯露一絲一毫蒙古人的血性。抑或，土爾扈特蒙古人的血性早就被佛教——這種溫和避世的宗教——淘洗得一乾二淨。作為多布頓喇嘛（既是政治上的汗王，又是宗教上的領袖）的侄子和政教權力的繼承人，對於伯父在幾年前被楊增新邀去烏魯木齊遭到暗殺一事，他保持着可恥的沉默。
　　留在伏爾加河流域的十多萬土爾扈特人，歐洲人稱其為卡爾梅克（Kalmyk）。蘇維埃十月革命後，卡爾梅克騎兵團為保衛察里津（也就是後來的斯大林格勒）與保皇黨人的白衛軍作戰。一九二零年，卡爾梅克騎兵團解甲歸牧。同年，卡爾梅克自治州成立，一九三五年，改為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卡爾梅克人再次組建騎兵團，參加基輔保衛戰。但是，到了斯大林時代，蘇聯政府將全體卡爾梅克人扣上通敵叛國罪。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被除名，全體卡爾梅克人或被強制遷到西伯利亞勞改，或被驅逐出國。直到一九五八年，卡爾梅克人的冤案才得以平反。他們從西伯利亞重返伏爾加河草原，再建卡爾梅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卡爾梅克的後裔講蒙古語，使用中國的蒙文托忒文，少數人信仰東正教，大部分人仍然信仰藏傳佛教格魯派。
　　在土爾扈特人之後，清朝同治十年（1862-1871）陝甘一代起義失敗的回族人，或逃亡，或流徙，來到新疆的焉耆和伊犁。有些回族繼續向西，進入中亞。他們被中亞突厥裔的各民族叫做東干人（tϋnkэnd）。根據大學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所撰《突厥語大詞典》，Kэnd，意為“城市”，故而，東干（tϋnkэnd），或譯通干，指的是中亞的某座城市名。如今的東干人大多居住在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他們藉助拉丁字母，創造了東干文，而他們說的東干語，實際上就是夾雜了一些波斯語、阿拉伯語和突厥語單詞的陝甘一帶漢語方言。出生於新疆伊犁的回族作家伊斯瑪依走訪烏茲別克斯坦的東干人時，他發現，很多東干人已經喪失母語，而俄語占據了他們的生活，甚至東干人的阿拉伯名字都已俄語化了，譬如，穆罕默多夫，穆罕默達惟奇，拉赫曼諾夫……
　　如今，行走在焉耆縣城的大街小巷，你能遇見的，只有漢人、回族人和維吾爾人，很難遇見一個蒙古人。
　　如果說，真有什麼邊界存在的話，那麼，人類的邊界到底在哪裡呢?

　　（三）
　　當我隨父親走進蔣阿姨家的時候，我立刻就感覺到一種冰冷的邊界。這種冷冰冰的邊界之感，不是緣於庭院的衰敗和凌亂，而是因為別的什麼。
　　蔣阿姨原來是國營皮革廠的工人。在一九九零年代國有資產改制過程中，皮革廠倒閉，她成了“下崗”工人。“下崗”，一種政治性的矯飾用語，實際上就是失業。我父親在焉耆當油漆工匠的那幾年，深受蔣阿姨的幫助。那時候，我們家光陰寒薄，正在遭受乾旱導致的貧困之苦。
　　這裡是開都河南岸的一片棚戶區，遠離城市中心，低矮的平房和土坯牆搖搖欲墜。官方模糊了小說和歷史的界限，把開都河認作是《西遊記》裡的流沙河。於是，在開都河邊的公園裡，便有了小說人物唐僧與其三個弟子的粗陋塑像。他們舉目遠眺，做出一副正去“西天”求取佛經的殷切模樣。他們身後，開都河對岸的座座高樓，反倒成為超現實的背景。
　　在蔣阿姨家所在的這片棚戶區，跨過一道總是乾涸的水渠，便是大片麥田。放眼望去，遠處麥田中間，紅色石油鑽井機錘擊着大地，仿如怪獸，讓這田園風光乍然顯得魔幻起來。幾年前，我曾在這裡拍攝過油田的高空燃燒塔下一個回族農民為麥田打農藥的照片。
　　院子裡有一棵樹冠茂密的杏樹。籠子裡的兩隻鵝叫個不停。蔣阿姨熱情地招呼我們。一個圓敦敦的矮小老頭，滿臉冷漠，對我們毫不理睬。起初，我以為他是蔣阿姨的鄰居。待我們在促狹而陰暗的小屋裡那張破舊的沙發上坐定，蔣阿姨才向我解釋，那是她丈夫。“他總是這樣，來人從不打招呼。”蔣阿姨說，“我的父親是國民黨軍官。那個年代，我出身不好，也就只能和他結婚。他是貧農出身。”蔣阿姨對自己的丈夫頗多怨言。又一個沒有愛情的婚姻案例。
　　我們對面的小木柜上，一台電視機播放着連續劇。蔣阿姨剛剛小學畢業的外孫斜靠在沙發上看電視。我的聽覺總被電視裡傳出的聲音干擾。不管是在新疆還是甘肅老家，我害怕去漢族家裡做客，因為電視總在喧賓奪主，吸引人們的注意力，讓你無法暢所欲言地交談。娛樂和文化生活匱乏，又沒有宗教信仰要求人們每天履行必須的儀式，於是，電視便替代了全部精神生活。
　　午飯成了一場災難。滿桌的雞鴨魚肉，飯後必然會剩下許多。蔣阿姨的一位前來做客的妹妹--她在鄰縣經營着一家卡拉OK茶廳--用那種持續不斷的地震般的嗓音，吼出她對每一個話題的見解。而蔣阿姨的丈夫，一個從未走出一九六零年代毛之陰影的極左主義者，對我們談及的一切事物發表憤怒的攻訐，仿佛他滿腔的火焰從那張塞滿食物的嘴裡噴薄而出，好像他的心裡從來就沒有愛，只有政治。我懷念在烏蘇和霍城的回族親戚家裡做客的那種溫柔甜美，那種用餐時莊重的禮儀和對食物的珍惜，以及沒有電視干擾的寧靜。
　　蔣阿姨是一位熱情而勇敢的人，她為那些住在棚戶區的皮革廠工友維權，呼籲政府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為此，她曾兩次赴京上訪。但是，她的熱情和勇敢無法彌補家庭的撕裂，因為一個家庭需要的，只有愛和尊重，而不是別的什麼。
　　為了躲避餐桌上大嗓門的轟炸和冷漠老頭的莫名怒火，我早早離席，走到院子裡的杏樹下納涼。蔣阿姨的二女兒坐在那裡。她和我同齡。十年前開始頻繁發作的癲癇，讓她失去了幼兒園教師的工作。一個南方來的男人和她結了婚，但是，他們沒有愛情。她很少回到自治州首府庫爾勒的家，因為丈夫並不想照顧她。她和兒子生活在母親身邊，而她的丈夫像是忘記了自己的妻兒似的，一年當中難得一見他的身影。
　　養病期間，她開始信仰佛教，並且刺繡了一幅觀音菩薩像。這使她疲憊的心靈獲得些許安慰。有一天，她的姐姐來了。姐姐是個基督徒，厭惡偶像崇拜。她打碎畫框玻璃，燒掉觀音菩薩像。她們那位極左主義的父親可以容忍佛教進入家庭，但對大女兒信仰基督教卻滿腔仇恨。他趕走大女兒，並對其吼道：“你永遠別再進這個家門!”
　　當天下午，父親和我在蔣阿姨二女兒的帶領下，去看望蔣阿姨的大女兒。這同樣是一位大嗓門的女人，失業，擁有過胖的身體，一眼看去，似乎她每天的生活除了教友聚會和祈禱之外，不會有健身運動。她住在一個小區的廉租房裡。那是政府為照顧貧困人群而建的一個社區。房屋不大，六十平米左右，有一個四五人聚談就會顯得相當擁擠的客廳。她把這個獲得的廉租房視為“神的眷顧”。她的身上洋溢着那種美國電影裡經常出現的黑人牧師特有的熱情，談起信仰的奇蹟，總是滔滔不絕，像是在朗誦一篇充滿詩意的布道詞。每句話的末尾，也總是不忘說一句：“感謝神!”
　　“我隨母親陪妹妹去見一位蒙古族‘活佛’。一團黑煙似的污濁之氣在那個佛教寺院裡盤旋……有一天，我看見這間屋子裡一條金色的龍舒展着身軀，轉瞬即逝……我女兒在那裡閱讀《聖經》，一團光籠罩着她……神的奇蹟在我生命里頻頻出現，感謝神!我以前是多麼糟糕啊……是神搭救了我……”
　　她的眼裡盈滿淚水。而在此時，她那寡言少語、面相懦弱的丈夫露出一臉不屑的表情。他也是一個來自南方的男人。
　　這個家庭--或許是如今大多數漢族家庭的縮影--世俗主義、極左主義的無神論、非理性的佛教和基督教信仰，全都擠作一團，不是形成一股有力的紐帶，將人們維繫在一起，而是造就各種各樣的界限--不是因為價值觀缺失，反倒是因為價值觀太多--將親人區隔，讓一個家庭在精神上潰散。

　　（四）
　　酷暑來臨，天氣漸熱。陽光暴烈，恍如斧鉞，劈砍着大地。
　　父親乘坐火車返回甘肅。他與新疆的緣分，最遠就到焉耆。接下來，我將走進維吾爾人的腹心地帶：喀什噶爾。這一次，因為父親的引領，我才得以進入新疆的民間，就像魚游離水面，進入泥沙俱下的河床。
　　蔣阿姨介紹維吾爾人阿不都熱合曼做我的嚮導。我承擔他的交通和住宿費用，並且每天按當地工價支付他五十塊錢，以作報酬。他在喀什噶爾有親戚。阿不都熱合曼曾是蔣阿姨的工友，是她的徒弟。國營皮革廠倒閉之後，他當過好多年的卡車司機。在一次事故中，他的腿受傷，加之風濕性關節炎的折磨，使他走起路來一瘸一拐。這個皮膚黝黑、微微謝頂的男人，不論說漢語抑或說維吾爾語，都是慢條斯理。他的家也在這一片似乎被城市遺忘的棚戶區。巷道幽深。巷道兩邊別家的院牆搖搖欲墜。一個毫不起眼的門。可是，一旦你走進院落，眼前便豁然開朗。整潔的磚地。花園裡的石榴和薔薇，花開正艷。
　　阿不都熱合曼先帶我看他以前的房子。這個房子只剩下柱子和椽檁。“我們蓋了新房子以後，就把這個舊房子借給一對河南來的夫妻住。”阿不都熱合曼說，“他們是來躲避計劃生育的。每天，我和老婆去上班，就把他們鎖在家裡，不讓人發現。那年，他們生了一對雙胞胎，是男娃。他們高興的呀……但是，他們回河南已經好幾年了，給我們連個電話都沒打過。我和老婆還想知道他們過得怎麼樣呢。”
　　阿不都熱合曼的妻子——一所小學的維吾爾語文老師——招呼我們進屋喝茶。這是一位穿着職業裙裝的優雅女士，與邋裡邋遢的阿不都熱合曼不甚般配。但是，她對丈夫，表現出一種溫柔的尊重。阿不都熱合曼的兒子，一個在家度暑假的大學生，也邀請陪我而來的蔣阿姨和我進屋喝茶。
　　我被屋內裝修的華美所震驚。瓷磚地板。彩色地毯。長條桌上擺着琳琅滿目的糖果、煎餅和蜜餞。牆壁上安裝着彩色雕花的石膏。“這都不算什麼，”阿不都熱合曼說，“到了喀什，你再看看，有些維族人家裡，漂亮啊，像宮殿一樣。”
　　萊麥丹月尚未結束。阿不都熱合曼一家人都在封齋，包括那位大學生。雖然他們一再請我們喝茶吃東西，但蔣阿姨和我還是決定離開，以示尊重。
　　我們必須趕在萊麥丹月結束之前到達喀什噶爾，以便觀瞻維吾爾人的肉孜節（開齋節）。肉孜節也是維吾爾人走親戚的節日。“已經說好，會有六七十個親戚到我們家來過節，”阿不都熱合曼說。“羊都已經買好了。”
　　我卻病倒了。那天中午，我走過幾乎無樹遮陰的一個棚戶區，頭頂火辣辣的太陽。在那樣的陽光下行走，感覺自己像一滴要被蒸發掉的水珠。我在路邊一位維吾爾族女商販那裡買了一個甜瓜。我讓她切開瓜，與她分享。那種瓜，新疆人叫做老漢瓜，瓜肉鬆軟多汁，即使沒牙老漢也能咬得動。女商販雖然漢語說得不好，但她明白我的慷慨。吃完瓜，我要起身離開，突然一陣暈眩。我噁心欲吐，急忙搭乘出租車，直奔賓館。我以為是食物中毒，想着堅持一兩天就會康復。兩天之後，病況沒有好轉。我只好忍受天旋地轉的暈眩，掙扎着走出賓館，搭乘出租車去醫院。一個長相兇狠的急診科男醫生為我打點滴。他建議我做一個全身的檢查，包括核磁共振，大概需要五千多塊錢。我覺得自己像只送上祭壇待宰的羔羊。但我信任自己的身體。我從未間斷健身運動，平時感冒連藥都不吃。於是，我拒絕了急診科醫生的建議。
　　在我打點滴的時候，有個五十多歲的維吾爾族男子躺在病床上被推到我身邊。他緊閉着眼睛，一直在呻吟。他的妻子不會說漢語。主治醫生一邊做檢查，一邊詢問。一個十四歲左右的男孩為母親做翻譯。他們來自另一個縣城且末。病人曾在且末縣的中醫院接受過治療，但是病情一直在惡化。主治醫生索要病歷。一個年輕男子，似乎是病人的弟弟，走到病床邊告訴醫生：病歷在且末縣的中醫院。“讓他們拍個照片，通過微信發過來，”主治醫生說完這句話就走了。我看見年輕的男子茫然無措地站在那裡。他掏出的手機沒有視頻功能。
　　點滴打完。我搖搖晃晃走出急診室，回到賓館休息。
　　又是沉重的一天艱難地掀過。雖然頭腦依舊昏沉，但我還是決定出去散步。夜晚的廣場喧囂無比。開齋的維吾爾族人也放起音樂。會跳賽乃姆舞的漢族和回族男女與維吾爾族人一起跳舞。賽乃姆歡快的音樂吸引大批人群過來圍觀。一個民工模樣的漢族人，顯然不是本地居民，喝得醉醺醺的樣子，竄進舞場。他那醜陋的動作有些猥褻。一個穿着得體、身材高大的維吾爾族小伙子一邊勸說，一邊將他推離舞場。漢族民工重返舞場，而且還破口大罵，極為囂張。他的幾個同伴開始起鬨。其他的漢族人袖手旁觀。維吾爾族年輕人又是一陣勸說。不久，三名年輕的特警，持着盾牌和警棍，把那漢族民工圈在中間，護衛着離開廣場。他的同伴默不作聲，裝作什麼都沒發生的樣子蹲在地上。賽乃姆的舞蹈，重新開始。

　　（五）
　　為了趕在肉孜節之前到達喀什噶爾，即使我仍舊暈眩，但我還是決定出發。可是，學生暑假和肉孜節即將來臨，人們大批趕往喀什噶爾，從焉耆到喀什噶爾的火車票已經售罄。阿不都熱合曼和我只好購買臥鋪票，在火車上睡一夜，抵達阿克蘇之後，轉乘長途班車。我們在過火車站安檢口時，阿不都熱合曼被要求出示身份證和便民聯繫卡。“每一個維吾爾人出門遠行，必須攜帶一張便民聯繫卡，”阿不都熱合曼說，“否則，就有被當成恐怖分子的危險。”
　　“其實，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是穆斯林，”阿不都熱合曼用他那種通曉一切的口吻說。“穆斯林不全是壞人。”
　　“不，奧巴馬是基督教新教徒，”說完這句話，我發現阿不都熱合曼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但他和你信仰的是同一個上帝。”我立刻補充一句。
　　直到我離開新疆，開始寫作，我才知道，奧巴馬的母親是個人類學家，她把宗教當成人類的文化現象來研究，並且在家裡擺着《聖經》、《古蘭經》和佛經。奧巴馬幼時一定受過各種宗教知識的薰陶，包括伊斯蘭教。隨母親留居印度尼西亞時，他讀過天主教學校，也讀過伊斯蘭教學校。如果說“穆斯林”（Muslim）這個從阿拉伯語“伊斯蘭”（Islam）一詞派生出來的名詞，意為“順從真主者”、“實現和平者”的話，那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奧巴馬也確實是個穆斯林。我們很多的人文主義者都是穆斯林。
　　火車的臥鋪車廂冷氣十足。阿不都熱合曼裹緊被子。冷氣和潮氣，會加重他的風濕性關節炎。他等待着棚戶區改造之後安居房的落實。一旦擁有樓房，他就會賣掉，然後和退休的妻子搬到庫爾勒。庫爾勒比焉耆乾燥，更加適合他居住。他討厭不時被風吹過焉耆的博斯騰湖的濕氣。而且，他的哥哥一家就在庫爾勒。
　　阿克蘇長途汽車站小小的售票廳擠滿了人。天氣燥熱。買了票的人趕快跑出售票廳，在院子裡享受微風的吹拂。我依然暈眩，眼前所見，頗有超現實之感。一個小女孩，單眼皮，塌鼻子，穿着白色高幫涼皮鞋、緊身牛仔褲和綠色防曬服，和一個三歲左右的維吾爾族小男孩追逐嬉戲。一位看似中產階級身份的維吾爾族大媽走過去跟小女孩說話。她們說着維吾爾語。我有些好奇，就對那個小女孩說：“你一個漢族姑娘，為什麼維吾爾語說得這麼好。”“不，我不是漢族，”小女孩有點生氣地說，“我是維族。”說完，她跑去跟小男孩繼續玩耍。那位維吾爾族大媽看我一臉詫異，便對我悄聲說：“她叫胡瑪麗，今年正上五年級，每次考試都是全班第一二名。她是個棄嬰，我姐姐撿來以後，當做自己的女兒養大了。”
　　“你們這是要去哪裡呀?”我問道。
　　“去和田，走親戚。”維吾爾族大媽說，“我們住在烏魯木齊。”
　　在阿克蘇開往喀什的班車上，我把這頗為感人的故事告訴了阿不都熱合曼。“這樣的事情多了，”阿不都熱合曼說，“我哥哥家的曼娜巴也是個漢族棄嬰，現在都大學畢業了，在庫爾勒的醫院裡當醫生呢。”
　　我又一次陷入關於邊界的沉思，關於單一身份的幻象導致暴力的沉思。可是，那些血緣/民族/語言/宗教/政治的邊界，人類的普世之愛就能輕易超越，難道不是嗎?在胡瑪麗的身上，在曼娜巴的身上，這種人類的普世之愛，不是輕易就彌合了各種各樣因邊界而生的裂隙嗎?
　　車窗外，光禿禿黃色山巒不時閃現火焰般的土壤。戈壁連接着沙漠。漂亮的高速公路，仿佛一條靈動長蛇。在高速公路沒有修建之前，當你乘坐維吾爾族司機駕駛的狂野巴士疾駛在顛簸不已的簡易公路上，你會覺得自己和一群“垮掉派”（Beat Generation）流浪在一九七零年代的美國西部。車廂里，一個生產水泥的公司從甘肅招募的一群年輕員工，嘰嘰喳喳地說話。其中一個女生說：“我們甘肅老家會寧縣已經夠荒涼的了，沒想到這裡更荒涼。”另一群返家的維吾爾族年輕人，玩弄着手機，一看就知道是工廠里的打工者。你跟他們交談時，他們會用好奇而羞澀的眼睛看着你，尤其是女孩。這樣的眼神是我二十年前生活在甘肅農村時的眼神，是我在西藏草原旅行時遇見的那些牧羊姑娘的眼神。因為環境的閉塞而毫不懷疑地遵從古老的風俗，因為受教育程度低下而導致的自卑，因為沒能掌握普通話而怯於發表自己的看法，使你必然用這樣的眼神打量所有來自工業社會和都市文明的東西。他們應該走出新疆。但是，一份調查顯示，“7·5事件”之後，參與本地政府組織前往內地工廠就業的維吾爾青年，與往年相比，銳減一半。這種退縮到部落主義的行為，是一種與現代文明的錯失。只有坐在後排的兩個維吾爾族女孩，像是從內地大城市返家度假的大學生，穿着黑色緊身短裙，身材的曲線優美，披散着飄逸長發。如果不是出身於官宦或富商人家，如果不是開闊了眼界，她倆不會有這樣時尚的裝扮和自信的氣質。

　　注釋：
　　①薩義德著、閆紀宇譯《報道伊斯蘭--媒體與專家如何決定我們觀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第42頁。

    【柴春芽是鳳凰網主筆，作家，導演，靜照攝影師；編劇並導演獨立劇情長片《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第32屆溫哥華國際電影節龍虎獎評審團特別提名獎）。著有《西藏流浪記》、《西藏紅羊皮書》、《祖母阿依瑪第七伏藏書》、《寂靜瑪尼歌》和《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
     原文鏈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zbjx/chapter4.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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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讀報後而得知：教會因為當年所辦的“印第安人寄宿學校”而正受批判。真相嗎？怎樣和解？
http://bbs.creaders.net/rainbow/bbsviewer.php?trd_id=1111394

與網友“瓦器”一起討論“為什麼耶穌說祂來‘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http://bbs.creaders.net/rainbow/bbsviewer.php?btrd_id=4139466&btrd_trd_id=1111160

列表對觀四福音書（太十34-36；路十二51-53；可十三12。另參彌迦書七6）：在末世，家庭內會有紛爭，那是作門徒的代價
http://bbs.creaders.net/rainbow/bbsviewer.php?trd_id=1111336

再讀馬可福音第四章（撒種及種子成長的比喻；對門徒的挑戰）
http://bbs.creaders.net/rainbow/bbsviewer.php?trd_id=1108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