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國，如果有人站在樓頂，準備跳樓，下面就一定有人喊好，並大聲叫嚷：“動作要乾淨一點，姿勢要漂亮一點。”對此，並非我的妄言，而確實已經多次見睹權威媒體地報道。
更有甚者，下水救人的見義勇為者，上岸以後，發現自己的錢包衣物都不見了。還有路遇病人，主動墊錢耗時將其送院急救後，反遭病人訛詐。於是每每有人哀嘆“人心不古！”

最近，又看到一些文章，如《張五常：只有哭一場》，《衡陽人張衡生之死》，《金有樹之死》等等，讓我更加感到了國人的冷血，在欲哭無淚之餘，也深感該說點什麼？但也確實覺得無話可說。想說也難以啟齒，因為在死人的面前似乎應該默哀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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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自然還可以看和聽。坐下來看電視，就看到央視對山西朔州礦難的《新聞調查》。畫面中接受採訪的官員腦滿腸肥，夾着香煙，滔滔不絕地對礦難情況進行着描述，舉止十分瀟灑，正如《論語》中說的那樣：“侃侃如也！”而畫面的背景中，還有一個人也夾着煙，與同伴在談論着什麼，並不時的仰頭大笑。我總覺得不順眼，也不知道是多了點什麼？還是缺了點什麼？現在想來，大概是多了點從容，缺了點悲哀。

我基本不看國內的電視節目，因為總是看到中國人，在做冷血的秀，這讓我產生厭惡感。國內的電視節目，主要看類似《動物世界》這樣的節目，這多少能讓我感覺到，我還生活在正常的生態環境裡。起碼動物在面對同類的屍體時不會大笑，不會侃侃如也。如果它們要出聲，我也明顯能感到那是在哀嚎！所以，我一直反對在中國尋找人優於動物的差異。我覺得中國人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先彌補低於動物的那部分差距。之後，才有資格和必要去尋找優於動物的那部分差異。

世界上有幾十億人，似乎也不全如中國人這樣，而中華民族在其他地方也還是有一些人的，比如香港，似乎也不象是我們大陸的同胞這樣。都說人性是相通的，但在大陸就通不了？難道人性來到中國之後，也產生了某些特色？是什麼讓中國人產生了冷血的特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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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現實的困惑，中國人都有良方，就是回到中國燦爛悠久的歷史中去，尋找我們源遠流長的先進文化。我也是中國人，自然也無法例外。不過，近代文豪魯迅先生讀中國歷史時，居然讀出了吃人。我想那應該是看到了中國文化的糟粕所至。我當然要警惕，要讀先進的中國文化，且我也不是狂人。難道還能從先進文化中讀出吃人或者殺人？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這是文天祥的《正氣歌》了，當然是先進文化了。說到文天祥，估計是沒有人能質疑什麼的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不但是文天祥自己的絕唱，也早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絕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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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是南宋狀元，年輕時只是一個風流才子，經常留連於青樓瓦舍。與朋友會文，也只不過寫一些艷詞歌賦。這一段記錄現在已經不易查到，因為中國的聖人都是好德而不好色的。所以，這雖然是一段文天祥的真實歷史，但因為文天祥後來成了聖人，成了英雄。自然會有崇拜者把這段記錄屏蔽和淡化，這當然是無可厚非的了。為尊者諱，為聖人隱也是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而我們今天也已經把這個優良傳統發揚光大為“過濾”了。

下面一段是現在記錄的文天祥簡歷，我們雖然已經看不到文天祥在青樓的艷遇了，但卻能清楚地看出南宋政權的“山河破碎”，看出文天祥自己一生的“身世浮沉”。

“文天祥大約在1256年中狀元，因父喪守孝而未受官職。1259蒙古軍攻湖北武昌，宦官董宋臣請理宗遷都以避敵鋒，文天祥上疏請斬董宋臣，以振奮人心，並獻禦敵之計，未被採納。後出來做官， 1270年，因得罪著名奸相賈似道而遭到罷斥。

1275正月，元軍東下，文天祥在贛州組織義軍，開赴杭州，當時南宋的京城。次年被任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其時元軍已進逼杭州，被派往元營中談判，遭扣留，押往北就。二月底，天祥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復由海路南下，至福建與張世傑、陸秀夫等堅持抗元。1277年，進兵江西，收復州縣多處。

不久，為元重兵所敗，妻子兒女皆被執，將士犧牲甚眾，天祥隻身逃脫，乃退廣東繼續抗元。後因叛徒引元兵襲擊，同年十二月，在廣東海豐縣被俘。元將張弘范迫其招降張世傑，乃書《過零丁洋》詩以訴之。次年，被押送今北京，囚禁四年，經歷種種嚴酷考驗，始終不屈。於1283年從容就義，年僅47歲。”

文天祥被囚禁四年，面對各種誘惑，都有效地抵制了，即使如已經降元的宋恭帝和當時元朝皇帝忽必烈的親自勸降，文天祥都不為所動。忽必烈沒有辦法，只好下令處死文天祥，以成全其偉大氣節。古語有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文天祥做到了，所以他不但贏得了自己同胞的尊敬，也贏得了當時的敵人的尊敬。元兵對文天祥的監管一直不嚴，想去探望他的人都能去探望到，因此文天祥的被俘後才能做詩，這些詩也才能流傳到今天而被我們看到。

這似乎應該是個完美動人的故事了，在現代中國生活幾十年的經驗卻告訴我，凡是完美動人的故事都值得懷疑。我多翻閱了幾篇相關歷史資料，就發現了一些問題。

“王炎午滿懷一腔報國熱血，杖謁軍門，從此做了文天祥勤王軍中的幕僚。文天祥廣東潮陽被執後，押解燕京，王炎午就曾作《生祭文丞相文》，從贛州至南昌沿途張貼，以生祭的方式勸文天祥速死，以全其節。王炎午的行為代表了當時南方廣大群眾的一致心情，這篇祭文對當時的震動也很大。”

這段記錄表明，王炎午是希望文天祥死的，而且是希望文天祥死得越快越好。“這篇祭文對當時的震動也很大。”據此，史家認為王“以生祭的方式勸文天祥速死，以全其節。”“代表了當時南方廣大群眾的一致心情。”我的納悶就來源於此：文天祥是民族英雄，是有功於人民的。被敵人俘虜了，我們的第一個想法和行動應該是什麼？應該是保全其生命並設法營救。不可能就給活人開追悼會並致悼詞吧？王炎午導演的這場鬧劇難道還不夠荒唐？！為什麼史家都不此做出批判呢？

史書記載，元世祖一點也不想殺文天祥，給他三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他一直把丞相位置給文天祥留着。最後，自己還親自出馬勸降文天祥，知道無可挽回，才放棄了的。這一對比，就讓我更糊塗了。我們的英雄敵人不想殺，而我們的人民卻迫不及待地要他早死！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荒唐邏輯呢？我們當時的精英和人民，他們怕什麼呢？他們怕文天祥投降！

因為元朝強大的武力，精英和人民都不敢去營救文天祥，也不敢去反抗元朝統治者。但是，他們卻敢叫自己的英雄速死！因為可以借文天祥的英勇不屈來掩蓋自己的怯弱和屈服。最後的結果，當然是，也只能是：文天祥英勇瀟灑地從容就義了，大家也心安理得地苟且偷生了。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義。文天祥終於死了，這並沒有挽回南宋的滅亡。我們的人民也終於可以臣服於敵人的統治了。而那個生祭文天祥的王炎午，終於可以感慨而又悲痛地說出：“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此致奠，再致一言。”

文天祥就義時，王炎午還在流落途中，因遙對北方，作《望祭文丞相文》：“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相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秉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仗深，唯回者天，不負者心……今夕今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王炎午後來怎麼樣，我已經毫無興趣查了。但有一點卻可以肯定：他絕對沒有立即到黃泉路上去陪伴他所尊敬的朋友文天祥。因為如果有，必定會史不絕書，不用我查也能知道。這表明，中國由春秋而來的義士精神（參見春秋戰國時期，程嬰和公孫杵臼救趙氏孤兒的故事）。傳到王炎午的手中時，就只剩下了一杆舉在手上的“義”字大旗了，旗上卻染滿了對別人生命漠視的冷血。王自己沒有死，也說明他不是真正地漠視生命，他只是漠視別人的生命，而對自己的生命以及生命所託載的名利到是十分診視的。

請看後人對王炎午這篇祭文的評價：“洗鍊凝重，氣勢磅礴，對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鏗鏘有力，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有力地推動了當時形成的愛國主義思想浪潮，同時也體現出王炎午本人悲壯激切的忠貞氣節。”

坦白地說，我是不恥於王炎午的為人的，也不希望我有這樣的朋友。我無法接受用朋友的真死來揚自己的虛名。何況從容就義我也做不到，也不想做到。但“悲壯激切”誰又不會做呢？“悲壯激切”地流淚哭喊，我們今天也經常能在電視裡見到啊，那能解決什麼問題呢？

看中國歷史總讓人感到沉痛，因為裡面有太多的血，人民的血，敵人的血，還有英雄的血。而更令人沉痛的是，面對死亡和屠戮，一些人所表現出的冷血，而這種冷血從來就沒有得到歷史地批判。因此，我們總能在歷史的血光劍影中聽到不斷地叫好聲：“死得其所！重於泰山！”

“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 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這是文天祥在押送途中所做的詩，據說是在一些江湖高人傳了他解脫生死的大光明法後所做。“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這也許是文天祥自己靜思後真正的人生感悟吧？我覺得是真的。文天祥面對希望他早點盡忠全節的南宋人民，卻發出了這樣的感嘆。我想，這是否說明文天祥已經有點後悔自己“辛苦遭逢起一經”了呢？

無論如何，文天祥還是選擇了死亡。雖然是在許多人的慫恿下做出的決定，但畢竟還是他自己的選擇。我無法說什麼，我只能對他的選擇深表遺憾。但我完全可以痛斥那些慫恿他去死的人，完全可以痛斥那些為他的死大聲叫好的人：這全是一群冷血動物！

看了一段光榮歷史後，我開始有點明白了，原來我們今天的冷血是有其歷史淵源的。我們民族文化的細胞中有冷血的基因缺陷，而這個基因缺陷恐怕就是對生命的漠視。顯然，南宋以後所提倡的道義都嚴重脫離了生命的基礎。非常不幸的是，這個基因缺陷往往隱藏在了偉大、光榮的歷史傳統中。今天的社會，在繼承這些偉大光榮的傳統的同時，也接受了這個致命的基因缺陷的遺傳。所以，我們一直無法建立起以人為本的現代文明，人權這個詞在中國成為褒義詞只有短短的幾年的歷史，這個事實也充分說明了冷血基因的頑固。

如果在看一下明末的英雄史可法，我們就更加能夠感受到這個基因缺陷的危害，在沿着歷史的軌跡發展壯大。

“弘光元年（1645年）4月15日到25日，這就是揚州十日保衛戰。清兵至少十萬人，揚州守兵僅萬多人，可謂敵眾我寡。多鐸不斷派明降將勸降，史可法說：“我為朝廷首輔，豈肯反面事人？”接着多鐸親自出馬，連發五封書信，史可法都不啟封，全部付之一炬。史可法清楚地知道，在這樣的艱難的情況下要想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他只能抗戰到底，以一死報國。他首先招集諸將說：“吾誓與城為殉，然倉皇之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為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為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接着他一氣寫下了五封遺書，除一致豫王多鐸，其餘都是給家人母親、夫人、叔父、兄弟的，21日又作遺書給母親和夫人：……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25日城西北崩塌以後，清兵攻入，城陷。史可法欲以佩刀自殺，部屬強行奪過佩刀，擁其走入小東門，清兵迎面而來，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師也！可引見汝兵主。”遂被俘。多鐸以賓禮相待，口稱先生，當面勸降，許以高官厚祿。史可法罵不絕口，嚴加拒絕：“我為朝廷大臣，豈肯偷生為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辱，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碎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城百萬生靈，不可殺戮！”壯烈犧牲於南城樓上，時年僅44歲。”

這是今天記錄明末清初揚州保衛戰的歷史資料，顯然，以萬餘人的守兵抵抗十餘萬人的清朝鐵騎，且在人心已去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打勝的。所以史可法在家書中寫道：“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而依據這個情況史可法所做出的決定居然是：“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我們不難看出，史可法已經被程朱理學毒害到什麼程度了。他考慮的不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也不是保全妻子兒女的生命，更不是保全全城百姓的生命。他考慮的只是要保全他千古忠烈的英名！人性正是在這樣的忠義中泯滅的，而人性的泯滅就是冷血煉成的前提。

“多鐸不斷派明降將勸降，史可法說：‘我為朝廷首輔，豈肯反面事人？’接着多鐸親自出馬，連發五封書信，史可法都不啟封，全部付之一炬。”史可法是有機會保全全城百姓生命的，但他拒絕了，他不願“偷生為萬世罪人！”而選擇了“吾頭可斷，身不可辱，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最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歷史上著名的“揚州十日”發生了，80萬百姓死於多鐸的屠刀下。多鐸是個屠夫這已經不需要任何證明了，但是，史可法對“揚州十日”該負什麼樣的責任呢？假如投降，能挽救80萬人的生命，投降又為什麼不能選擇呢？

史可法選擇了犧牲，史可法獲得了忠臣之名。但是事情的結果卻是連帶犧牲了揚州80萬百姓。如果史可法投降，完全可能挽救揚州80萬人民的生命，而犧牲的只是他忠臣的虛名。在忠臣的虛名與80萬生命之間該做什麼樣的選擇呢？

“數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這是今天“史可法紀念館”的楹聯。我們知道，史可法的故臣心也沒有制止住南明王朝的亡國淚。而在我們的史書中有太多的這類忠烈、正義和氣節了，卻實在太少對民生的關注，和生命的關愛了。

“一代興亡觀氣數，千古江山傍廟旁。” 據說這是過去史可法廟的楹聯。我覺得這付楹聯的水平很高，發古探幽。朝代的興亡要看氣數，而這個氣數就是基於保護人權的合理社會制度，千古江山不會因為朝代的改變而改變，但人民的權利如果不交還給人民，就是有再多的忠臣義士也無法停止朝代的興亡更替。

史可法已經死了，本來討論死人都有點不地道。但是，他是載入史冊的名人，對後人有太大的影響了。而且從他的身上，我們能看到中國歷史上人性冷漠在正義的口號下演進的血痕。因此，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在近代社會中，中國人總能喊出一系列冷血而無人性的口號：“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敵人不投降我們就叫他滅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些口號在近代傷害的人，又何止80萬啊！

“‘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生並且持續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這段話源自《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我認為這個判斷是對的，遺憾的是我們在這之後的24年裡，並沒有去深刻挖掘這個“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所以我們總能看到一幕幕冷血的鬧劇在中國持續上演。縱觀歷史和現代，我們不難發現，冷血總是在虛浮的“道義”的旗幟下煉成！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會輪到自己呢？什麼情況下冷血鬧劇的看客又會變成鬧劇的主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