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解經錯謬的重要性

卡森（Dr. D. A. Carson）
余德林、郭秀娟 譯

研究解經錯謬這個課題之所以重要，在於解經的錯謬常常在我們中間發生──尤其發生在蒙神恩典，並肩負宣揚神話語重責大任的人當中。錯誤地解釋莎士比亞的劇本，或分析錯史賓瑟（Spenser）的某段詩體，並不會發生什麼永恆性的效應；可是在解釋聖經時，我們卻不能容許類似的鬆懈或大意，我們處理的是關乎神的思想的作品，我們有必要下足工夫，為的是能確實地理解、講解神的話。叫人驚嘆的是，在所謂福音派的講壇──聖經被公開尊崇的地方──常常發生歪曲正道的危險。當然，我們或多或少總會在解經上犯錯：我也曾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在這方面的缺失，但這要經過多少年更寬廣的閱讀，以及愛我的同事的指正，方能喚起我的留意。當一個傳道者或教師充耳不聞自己在胡言瞎說，亦不警覺自己的言論如何摧殘了神的教會時，這是何等悲哀的事。把矛頭指向別人是無濟於事的，我們必須先反求諸己。

　　批判性思考──一個被濫用的字眼──的精髓，在於提供證據。一個具批判性的解釋需要就下列各項提出足夠的證明理由：詞彙、文法、文化、神學、歷史、地理，或其它的項目。換言之，批判性的解經是為了能提供合理的抉擇，以及充分說明何以某段經文必須作某種解釋。批判性的解經反對追尋個人主觀的臆測或高見，或盲目追隨權威（詮釋者或任何人所認為的解經偶像）獨斷的詮釋和臆測的見解。這並不否認屬靈的事情需要屬靈的判斷，或認為敬虔無關緊要；而是說，敬虔及有聖靈恩賜，並不能擔保詮釋不 出錯。當兩位同樣敬虔的詮釋者導出完全不兼容的解釋時，不僅不同意經文有多重意義者（關於這點稍後我會多作說明）不會接受，即便是最屬靈的人，也不能說上述二者同時皆對。如果上述兩位詮釋者不但屬靈，而且成熟，我們或可期望他們能平心靜氣地探討，何以他們會有如此不同的結論。只要他們不斷地謹慎研究、謙虛討論，以及真誠地檢驗自己的見解，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他們能為互相衝突的見解找到解決之道。或許其中一方是對的，而另一方是錯的；或許兩者都有某種程度上的對錯，都需要被糾正；或許因沒有定論，而無法解決這項釋經上的問題。無論如何，從我們的觀點看來，重點在於這兩位詮釋者是否真的投身於批判性的解經，並為其所達成的結論和觀點，找到或提供支撐其見解的充足理由。

　　批判性的解經若能提供站得住腳的理由，我們就有必要學習拒絕無理、專斷的解釋。這就是這課題為何重要的原因。將解經的錯謬攤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們將成為更成熟的批判性解經者。

　　謹慎地處理聖經，能使我們更多「聽」懂其中的聖言。我們都很容易犯一個錯誤，就是把在別處所領受到的傳統解釋讀入聖經，甚至將我們的傳統解釋轉化為聖經權威，幾近偶像崇拜。然而，傳統這東西是會隨着時間而改頭換面，不久之後，我們或許已經偏離神的話語；尤有甚者，我們還可能蒙昧地聲稱自己的神學觀點是最合乎聖經、最正統的呢！事情若發展到如此田地，就說明我們沒有好好地把聖經讀懂，更不用說它是如何強化我們的錯誤了。如果我們堅信聖經的功能在於它不斷更新我們的生命──包括我們的生活與我們所擁抱的教義──那麼，我們就必須竭盡所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聆聽它，並且使用我們所知道的最好資源達此目的。

　　假使我們在意見分歧的解經課題上，希望謀求更一致的看法，這個課題就顯得更加重要。我對那些極尊崇聖經的人表白：對我們之間仍有那麼多分歧的解釋，我感到非常難過。當然，真理的崇高合一性是不容絲毫減損的，但事實上，那些相信正典六十六卷書乃神不折不扣話語的人之間，竟充斥着許多紛擾、不能兼容並蓄的神學觀點。京斯頓(Robert K. Johnston)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福音派的人皆聲稱自己擁有聖經的準則，但在許多關鍵課題上，卻呈現神學陳述相互矛盾的窘態，暴露了當前他們在理解及詮釋神學的本質上有問題。他們維護聖經的權威，卻對聖經的教導無法達成一致的看法（即便同樣是福音派背景的人），這是很難自圓其說的。

但京斯頓這番話顯然也有未經斟酌之處：「很難自圓其說」指的是釋經及解經方面，與聖經的權威並無關聯。但他確實幫助我們正視目前解經上的混亂現象。　
　
　　以下的例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目前的亂象：為什麼同樣是非常尊崇聖經的人，有的人認為方言是靈洗的明確記號，有的人則認為說方言並非是強制性的？甚至，有些人認為方言這恩賜已經不存在了？為什麼有所謂「時代主義」的看法？有的卻持「盟約神學」的立論？何以加爾文主義有那麼多的流派？何以亞米紐派、浸信派、重洗派又各自分了好些派系？為什麼有些人在教會治理的理念上，悍衛長老治會的模式？有些人則強調會眾制，或是主張自教父時期（或後使徒時代）起，就掌控了西方教會近一千五百年的神職階級制度呢？容我大膽地質問：聖餐的意義是什麼？關於末世論為什麼有這麼多不同的見解？

　　當然，從某方面來看，這些理由不見得是理性的，也不見得會因為釋義上得到改善，教派之間的歧見就會迎刃而解。許多褊狹的聖經教師和傳道人，從來不曾認真考量另一種詮釋的可能；因為如果他們在講經的時候，允許自己的問題受到全面挑戰，他們將會失去心理上的安全感。他們不可能拋棄傳統。但是，本書的對象並不是這些人。本書是為有智慧、夠成熟、經過嚴謹訓練，又在各個崗位上盡心盡力的虔誠領袖而寫的：這些人豈不能在各種教義的歧異上，朝一致邁進嗎？

　　當然，從表面上看來，我們有許多實際障礙亟需克服。有些教會領袖也許覺得他們沒有時間花在這種高水平、待突破的研討上；也許有些人認為其它人的想法已經根深蒂固無法改變，相喁對談的收效不大──他們覺得問題應該由對方提出，因為那些人理應承認自己的錯誤，改邪歸正；有的人則可能礙於「身分」的緣故，覺得參與辯論過於冒險，會危及自己的地位。可是，如果排除這一切障礙，這些具有權威、不和的領袖，現在可能已經（在我們的想象中）謙卑地聚集在一起，尋求分裂的醫治之道，並在導致他們教義分歧的課題上細論經文的意義，或討論兩段不同經文之間的關聯。

　　開誠布公的辯論是可能的，或許一開始只是暴露各別見解的歧異，或是為這些歧異如何交織相連而糾纏不清。然而，一旦各派人馬都能謙卑審慎地表述自己（宗派）在釋義上的困難，剩下來的，只是解經及釋經的辯論罷了。即使這些理論上的對手，最後基於解經證據不足，作出尚無定論的結語，雙方還是能有所收穫的。因為這是西方誠實面對難題的結果，任何一方都無法以聖經為據，來排斥對方。

　　長久以來，我經常置身於類似上述的辯論中；當然，某些時候是我主動出擊。這類辯論有時候不太容易有什麼進展：可能因為情感的包袱太沉重，或因為所需投入的時間過多。但是，只要建設性的對談持續存在，雙方就更能分辨出彼此論證的強弱、優劣。

　　從上述理由看來，研究解經的錯謬就益發顯得事關重大了。我們或許可以從保羅對腓立比信徒的勉勵得到一些激勵。當保羅勸勉該教會要「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時，這勉勵超越了僅是相互包容的範圍，它也強調我們在神的聖言上必須學習邁向一致，並以神的思想為我們的思想。這當然也是我們盡心盡意愛神的一項操練。

　　像我們許多的神學觀一樣，我們的解經其來有自：我們的解經習慣得自師承，我們的老師又承襲他處。除非我們的師傅和我們都跟得上時代的腳步，否則我們的解經工夫必定落伍。例如釋經學、語言學、文學研究，或較複雜的文法研究和日新月異的計算機科技等，都在這時代聯合成一股強大的趨勢，要求我們在解釋經文上有更多的自我批判。再加上一些已經波及我們基督徒範疇的發展（例如：新釋經學對基督徒落實異地宣教的理解，就有很大的衝擊）；因此，成熟的思考是我們迫切需要的。在宗教改革時期，甚至上一個世紀，釋經學並未臻至鼎盛地位，我們必須儘可能地向前輩（神學家）學習他們的精神；在面對本世紀最嚴苛的考驗，懷舊或駝鳥心態，對解決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或轉機）都無助益。

　　上述最後兩項考量，提醒我正視費雪（D. H. Fischer）的觀點，他對他的史學同仁曾嚴苛地說：

歷史學家不僅需要為其本身的詮釋發展出批判的測試準則，更要為如何達成此準則而建立測試……。在我的同事之中，有一相當普遍的現象，就是相信任何步驟都是可行的；只要時常發表的一些論述，不涉及任何重大錯謬即可。現代編史學的亂象，正如士師記所記的以色列一般：「各人偏行己路，行各人眼中看為正的事；田裡撒了鹽巴，用小母牛耕種，全地都是饑荒。」

我不準備說解經學的景況會比上述編史學穩妥；但相同之處是無庸置疑的。

　　最後，這項研究之所以重要，在於近三、四十年西方神學界的變化。前一代保守派所面臨的對手認為，聖經其實是不足採信的，只有矇昧無知的人才會信靠它。我們目前仍聽得到相同的批判聲；不過有更多聲音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釋經和解經兩個層面上。有人認為保守派並沒有好好把聖經讀懂，他們硬將權威的概念加在聖經上，並在釋經上牽強附會。對基要派攻擊得最尖刻的要算是巴雅各布（James Barr）了。巴雅各布強調保守派人士並非真正明白聖經，認為他們使用的批判工具自相矛盾，甚至不誠實。在另一個層面上，甘德里（Robert H. Gundry）則在其近作《馬太福音的文學及神學藝術》（Matthew: A Commentary on His Literary and Theological Art） 中聲稱，他探討聖經的方法要比傳統保守派注釋者更忠於聖經。類似上述的挑戰真是俯拾皆是。

　　這樣說來，傳統護教的方法已不適用，且在釋經和解經的競技場上被遠遠地拋在後頭。當務之急是重新檢討我們在釋經及解經上使用的工具，嚴正地揭露各項迂腐或禁不起考驗的論證──包括我們自己和他人的缺失。

（本文擇自校園書房出版社《再思解經錯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