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六四二年開始，西方傳教士在西藏展開了長達數百年的艱苦傳教活動，但直到二十世紀初，基督教在藏區一些地方才得以傳播和發展。位於長江上游金沙江東岸的巴塘地區，1 是近代以來藏族地區基督教傳播比較迅速的地區之一。從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三十年）到一九五○年間，“國外基督教布道協會”（The Foreign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的“西藏巴塘布道會”（Tibetan Batang Missionary）先後派遣近四十名傳教士到巴塘傳教，其中很多人貢獻出畢生的精力和生命，永遠長眠在“世界屋脊”，再也沒有回到遠隔千山萬水的故鄉。有些傳教士像青藏高原上夏日的積雪，無聲地融化進當地的泥土中，在當地的記載和漢文史料中，甚至連他們的名字都難以找到。羅富慈（Z. S. Loftis）便是其中之一。

美國的早年生活

一八八一年五月十一日，羅富慈出生于田納西州蓋恩斯泊若（Gainsboro），七歲時，隨父母遷到坎薩斯州的一個農場。幾年後，全家又遷至得克薩斯州中部地區。羅富慈在上學之餘，開始學習印刷和攝影技術。十三歲時，他加入基督教會，熱心教導主日學，並協助教堂的工作。一八九八年，父親去世，羅富慈擔負起全家的生活重責。一九○一年，他畢業於萬德比提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藥學系，因品格優秀、成績突出，獲創校紀念獎（Founders’ medal）。之後，羅富慈從事藥品零售和實驗室工作，以此供養母親。他到貧民區布道，並在當地華人當中教導主日學，開始接觸中國人與中國文化。他想更進一步?教會工作，於是又進入萬德比提的醫學系，一邊學習，一邊打工。
一九○六年，他在北卡萊羅訥州第一次聽到西藏的名稱，知道那裡艱苦而封閉的自然環境等情況後，遂萌發了到西藏傳教的想法。一九○八年二月，辛辛納提“國外基督教布道協會”任命他為赴藏醫療傳教士。當年六月，他從萬德比提醫學系畢業，隨即準備到西藏傳教。

從舊金山到上海

一九○八年九月十五日，羅富慈從舊金山乘一艘名叫“蒙古號”（Mongolia）的商船，踏上了前往中國藏區漫長而艱苦的旅程。當“蒙古號”漸漸遠離港口時，羅富慈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我看着深愛的國土漸漸消失在遙遠的地平線，心中沒有絲毫的悲傷，對我來說，最為重要的就是工作。我轉身望着落日，開始了漫長的航行。”2
九月二十一日，“蒙古號”抵達檀香山。十月二日，抵達日本長崎。十月八日，駛進上海港。羅富慈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很快拋錨，我走下船梯，告別了親愛而古老的‘蒙古號’，這是我與美國之間的最後聯繫。”3

中國內地的艱苦旅程

羅富慈受到了上海布道會的熱情接待和歡迎，並收到了來自巴塘的信件。他參觀上海的教會學校，並參加了一些教會活動。江蘇南通的教會派人與他聯繫，勸他放棄去西藏的打算，留在南通工作。當時，南通的教會學校和教會醫院剛剛建成，急需醫生和老師，但羅富慈婉言謝絕了邀請。
十月十三日，羅富慈乘船從上海到達南京，參觀了明孝陵、紫金山等名勝古蹟，更堅定了赴藏的信心：“今日，我已在中國的藍天之下，離親人和家鄉萬里之遙，但我從未離上帝如此之近，從未離我天堂一樣的家園如此之近。”4
一九○九年二月二十日，羅富慈乘船離開南京，逆長江而上。五月十一日，他在今四川省雅安縣平靜地度過了二十八歲的生日。五月二十四日，羅富慈終於抵達漢藏交接的重鎮、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當時康定還叫打箭爐。第一眼看到這個位於河谷之中的城市，羅富慈難以抑制激動的心情。經過近半年的長途跋涉，他終於踏上了夢寐以求的藏族土地：

“大約四點，當我們登上一個緩坡，下面便是著名的打箭爐，我夢寐以求的城市。我一見它，禁不住欣喜若狂。打箭爐的建築如此令人感興趣，複雜又多樣，我簡直難以描述。”5

進入藏區

一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羅富慈離開康定，向巴塘出發。從康定到巴塘有兩條道路：一是北路，經甘孜、德格到巴塘；一是南路，經里塘等到巴塘。羅富慈選擇了南路。從打箭爐到巴塘雖然只有二百八十餘公里，但要翻越數座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山，其間還常有土匪出沒。即使在交通條件大為改善的今天，公共汽車仍要走三天，遇到降雪下雨時，道路還常被沖毀。
每到晚上休息時間，羅富慈都被大量的虱子、跳蚤、臭蟲、臭氣和煙霧?�芬r眨�但一嘛w系母呱窖┝搿⒛臉∩�畜，常暑欫忘记一切艰膰勒阻：“我訚扯矒Q嵬�細J廡┬畚暗娜荷劍�它酶[衷諢勾Ａ⒃諼業哪院Ｖ�中，就像无法擦去祼勒片，高竾z�挂灾X壹且渲�抢U稀！?6
六月八日，羅富慈一行抵達里塘。里塘是藏傳佛教格魯派（俗稱黃教）第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的出生地，平均海拔五千二百米以上，號稱世界海拔最高的城市。羅富慈被安排住宿在著名的里塘大寺，他是歷史上第一位走進里塘寺的西方人。由於適逢大雪，無法繼續前行，羅富慈趁機參觀了里塘寺，並先後兩次拜訪了該寺的主持。他對里塘大寺的詳細描述，是今天我們了解昔日裡塘寺盛況的珍貴資料。7
六月十一日，羅富慈一行離開里塘，繼續西行。他看見一塊墓碑，孤零零立在高原寒風中，是傳教士蘇特爾（William Soutter）之墓，不禁感慨萬千。一八九八年，蘇特爾在赴巴塘途中，患病去世。這塊墓碑上方刻寫着：“William Soutter, missionary to the Tibetans, died November,1898”。接着分別用漢文和藏文刻寫着相同的內容。羅富慈給墓碑拍了照，參觀了蘇特爾病逝時所住破舊不堪的小屋，並在日記中單辟一節，名為“一座孤獨的墳墓”（A Lonely Grave），抒發自己的感想和願望：“萬能的主啊，如果您希望我成為填充這片土地上的一座孤墳，一座里程碑，和對他人的激勵，我也心甘情願，只要這是您的意志。”8
快到巴塘時，已經在當地的傳教士舍奧頓（Fannie B. Shelton）和奧格登（Ogden）前來迎接他。一九○九年六月十七日，經過九個多月的跋山涉水，羅富慈終於抵達了目的地，高原名城──巴塘。

英年早逝

羅富慈到巴塘之後，立即投入了當地教會的工作。當時，舍奧頓等人已在巴塘縣城夏瓊鎮開設了診所，所以羅富慈把大部分的時間精力放在治病，同時還抽空，隨舍奧頓騎馬到巴塘周圍的地方，熟悉當地的風俗民情。看到許多疾病無法得到有效的治療，他格外希望能在當地建一所正規的醫院。他又開始學習藏語，想要儘快與居民進行直接交流，並盼望有一天能到拉薩傳教布道。當地藏族根據他的名字發音，給他起了藏名：“洛桑扎西”（blo-bzang-bkra-shis），意為“智慧吉祥”。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一九○九年八月，他在給一名患天花的藏族兒童治病時，不幸被傳染，並得了風寒。八月十二日，羅富慈在巴塘去世，年僅二十八歲。
舍奧頓等人把羅富慈葬在通往西藏的大道旁邊，以實現他生前欲往拉薩的心願。墓碑碑文用英、藏、漢三種文字書寫，左邊的漢文寫道：“人為朋友捨命，愛人的事莫有比這更大的。”這是對羅富慈短暫人生的真實寫照。

基督教在巴塘的傳播和發展

羅富慈的突然去世，給“西藏巴塘布道會”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但基督教在巴塘傳播和發展的趨勢並未停止。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巴安基督教教區成立。到一九一三年，巴安教區先後修建了巴安華西小學、孤兒院、和三所牧師住宅，並租地修渠，廣植果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巴安基督教建成了一所半西式的醫院──華西醫院。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基督教在巴塘的傳播達到最盛時期，共有教徒一百餘人，另收孤兒八十三人，學生八十人。
一九二九年，因為美國國內經濟困難，中斷了對教會的供應，傳教人員陸續返國。一九三二年，所有傳教士及教務人員全部撤離巴塘。至一九五六年，巴塘基督徒僅剩四十九人。其後，教會租借地、園林都收歸國有，基督教的活動完全停止。9

研究心得

之一：一般的宗教研究往往把大量筆墨傾注在名人大德身上，而忽略了普通的小人物在傳播和保護地方性知識中的作用。實際上，這樣的人為數更多。這些容易被遺忘的平常人往往構成文化的脊梁，是我們了解文化的最佳窗口之一。
之二：一個人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體現出自己存在的最大價值？羅富慈短暫的一生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衡量一個人曾經存在價值的標準，不是壽命的長短，不是財富的多寡，而是看一個人對建設人類的精神家園有無貢獻。從這個意義上講，羅富慈在短短的二十八個春秋中，實現了他人生的最大價值。
之三：基督教在藏族地區的傳播和發展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研究項目。近年來，大陸有些學者雖然對此做了一些初期的研究和調查工作，10 但還有許多內容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基督教文明與西藏佛教文明的接觸和交流歷史，對今天各種文明之間的對話，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作者系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現為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者。

註：
1. 巴塘縣位於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南緣，金沙江中游東岸的川、滇、藏三省（區）結合部，現隸屬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總面積8193.05平方公里，全縣轄5個區，22個鄉（鎮），縣治夏邛鎮，海拔2580米，距州府康定283公里，距省會成都851公里。據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全縣有人口47184人，其中藏族為44186人，占全縣總人口的93.65%。此外，還有漢族、納西族、彝族、滿族等七個民族。 2. A Message from Batang: The Diary of Z. S. Loftis, M. D., Missionary to Tibet,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1911, 14頁。 3. 同上，25頁。 4. 同上，38頁。 5. 同上，74-75頁。 6. 同上，91頁。 7. 里塘寺自二?�侍m臀迨�年代之后，屡磁P饈芷苹怠Ｏ衷詰睦鍰了陸�年来才謪Q灤薷礎? 8. 前書，137頁。 9. 《巴塘縣誌》第450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 伍昆明：《早期傳教士進藏活動史》，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房建昌：《基督教在西藏傳播小史》〔J〕，《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2期。房建昌：《加拿大基督教傳教士在青海藏區的傳教活動》〔J〕，《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房建昌：《西藏基督教史》〔J〕，《西藏研究》1990年第1-2期。王永紅：《略述天主教在西藏的早期活動》〔J〕，《西藏研究》1989年第3期。李茂郁：《十七至十八世紀天主教入侵西藏與西藏人民反洋教鬥爭》〔A〕，《民族研究論文選》〔C〕總第一輯（1983）。秦和平：《近代藏區天主教傳播概述》〔J〕，《中國藏學》1991年第1期。保羅、澤勇：《鹽井天主教史略》〔J〕，《西藏研究》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