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億萬華民》譯友會 編校/亦文
引言
1875年，戴德生在倫敦的病榻上向神求十八位宣教新兵兩兩結伴、並肩開拓九個“未得之省”。其中陝西和甘肅這兩個西北大省一直沉甸甸地壓在他的心頭。到了1876年底，終於有四位宣教士結束了最基本的語言訓練，結伴向西北叩門。“十八士”中，首對進入陝西和甘肅巡迴布道的宣教士分別為：布德（Charles Budd）和金輔仁（George King），巴格道（George Parker）和義士敦（George Easton）。明清時期，陝甘原為一省，直到康熙五年（1666年），陝甘開始分治。內地會宣教士在1877年看到的是“同治陝甘回變”（1862—1873年）之後的西北。長達十年的戰亂期間，漢民、回民和清軍之間持續發生的大規模報復性互相屠殺，使得西北一帶人口銳減，百廢待興。《教會》歷史回顧專欄曾於2014年7月刊登過這些宣教士西北之行的初步報道，讓讀者得以略窺拓荒者的艱辛。本期專欄則匯編了1877年的《億萬華民》上刊登的與那段旅程相關的日記和書信，以饗讀者。
布德和金輔仁筆下的陝西[1]
陝西省的面積相當於一又三分之二個蘇格蘭，人口達1450萬[2]，卻連一位新教宣教士都沒有。
1876年10月21日（周六）下午，布德、金輔仁和義士敦離開鎮江（Chin-Kiang），10月30日抵達安慶（Gan-K’ing），巴格道在那裡加入他們的行列。
從安慶出發，他們乘當地汽船到達漢口，停留數日落實租船事宜，並結識了倫敦會的宣教士楊格非（Griffith John）夫婦，他們敬虔的分享和忠告對這些內地會的新人極有助益。當布教士看到當地一個教會約三百多信徒一起敬拜讚美主時，他也滿心讚美主，為主在此所做的工作深受鼓舞。他們在武昌祝先生家落腳休整期間，與好幾位同工弟兄相遇。
11月23日，金、布、巴、義四位宣教士帶着中國同工從漢口乘船來到樊城（Fan-cheng），旅程很順利。又從樊城繼續前進到達一個有城牆的小鎮老河口（Lao-ho-k’eo），在那裡停留一天。
連日遇到淺灘，又是逆流而上，行船非常艱難。終於在12月7日到達離陝西省邊界只有幾英里的一個名叫King-tsi-kwan的地方。他們在這下游的小地方度過主日，金教士從一大早就開始布道售書，直到晚上。
從King-tsi-kwan出發，花了約兩周時間，靠騾子翻過了大概是最艱難的山路之一。因為喜歡徒步而行，幾位宣教士自己反倒沒怎麼騎騾，山上的新鮮空氣令人神清氣爽，而且走在騾子前面還能有機會和大道兩邊的村民交談，賣書給他們看。他們禱告，願慈悲的天父打開村民們的心，接受主的話，明白永生福分之重要。[3]
12月19日（周二），一行人抵達陝西首府西安，一個繁忙且人口眾多的城市。在進城的關卡耽擱了些時間，他們仔細檢查了宣教士們的護照之後，予以通行。義士敦和巴格道繼續前往甘肅，而金輔仁和布德在城裡則逗留了近一周。雖然趕上下雪天，路面不是被白雪覆蓋，便是融雪泥濘，街上行人也稀少，但是兩位宣教士還是每天出去布道並售書。當地人見到這兩個洋人並沒有特別驚訝，總體而言，百姓們很有禮貌，也頗友善。像其他中國人一樣，他們常拜偶像，對上帝的認識僅限於“天”，在布德看來，他們只是把上帝模糊等同於統管一切的“天道”（Providence）。
12月25日（周一），兩人離開西安（Si-Gan）府，當晚即到達臨潼縣（Ling-tong Hien）。此地不大，人口也不稠密。如同許多華北地區的城市，這裡很多人吸鴉片。金輔仁白天都忙着布道和售書。
12月27日，兩人離開臨潼縣，朝東南方向走了約80里後，來到渭南（Hwei-nan）縣城，花了一天時間在此布道售書。布德遇到一個人，比其他人表現出更大的興趣，於是和他坐到一塊木墩上，與另外兩三人一起通讀教義問答。布德盡他所能加以解釋，這個人似乎也聽明白了。周五一早，他們離開渭南縣，前往距西安東南方向80里的同州府。
從西安府一路走來，經過不少在回亂中被叛軍毀掉的城市，其數量之多，令人震驚。建造精良的樓房和紀念碑的廢墟處處可見，說明這些地方一度非常繁華、人口眾多。那些被叛亂驅散的大批居民，究竟是被殺了，還是隱居到安全之處，無從知道。
12月30日中午，他們到達同州（T’ong – chau）[4]，當天下午頗有所得。這裡的人非常友善，比他們去過的大部分地方的人更樂意聽道和購書。兩人在此逗留三天，賣出約6000錢書冊。
1月3日（周三），金輔仁帶着中文老師出發前往同州轄區南部諸城：朝邑（Chau-yih）、潼關（T’ong-kwan）、華陰（Hwa-ying）、華州（Hwa-chau）和一個叫孝義鎮（Hiao-yi-chen）的大鎮，前後一月有餘。朝邑是個人口稠密、往來繁忙的地方。黃河流經潼關附近，河道對面即是山西省。潼關因是該省門戶，所以守護嚴密，三個重要官員（chief mandarins）檢查了他的護照。所經之處，他們都被以禮相待，人們聽道也很認真。總體而言，當地百姓非常安靜守序，也樂於買書看。
1月4日，布德在傳道人張楚秋（Chang Ch’uh-kiu之音譯）的陪同下走訪同州轄區北部諸城。這天一大早，他們到達離府城30里遠的澄城（Ch’eng-ch’eng），在此停留一整天。這個城市看起來不怎麼樣，當地居民不多，也不如同州人那樣禮貌；不過布德認為他們雖然沒有文化、難管束，本性還是友善的。
1月5日，他們到達合陽（Hoh-yang）。地方官對他們很和善。第一天傍晚布德雖然沒有進城，但人們風聞來了洋人，便蜂擁到城外來見他，布德向他們售出了很多書。周六和周日，他在街頭布道，聚集了很多人，因為合陽雖小，人口卻很稠密，百姓也很友善，愛買書。
1月9日，從合陽出發，必須經過幾座黃土高坡才於當天到達韓城（Han-cheng）。中途，布德他們不得不從馬車上下來，改騎騾子，由車夫們拖着馬車翻過山坡的另一面。韓城比合陽大，人口也非常稠密。因為街上熙來攘往，根本無法讓人聽道，所以布教士只好把人領進客棧，邀請他們按秩序坐在排好的椅子上，然後請其中很多人朗讀經文，尤其是羅馬書一章和約翰福音三章，以及其他段落，再為他們解經並宣講主耶穌的救恩。布教士覺得這種方式比街頭布道更有效，因為在客棧不受打擾，他可以終日向儘可能多的人談道。合陽和韓城的地方官，送給布教士很多食物、家禽作禮物，但照顧這些活物讓他們所費不菲，得不償失。
1月10日，布教士離開韓城，於12日再次來到同州與前一天便已到達的金教士會合。他們在同州待到1月15日（周一），然後向西安方向返回。周二到達蒲城（P’u-ch’eng）後，兩人再度分手，金教士繼續前往白水（Peh-shui），而布教士則多停留了幾天，嘗試一條不同的返程路線。
白水與同州無論是城郭大小、還是人口密度都蠻接近，布教士在此的服事非常愉快。1月16日白天他都在街頭布道售書，直到天黑才回到客棧。1月17日，他走訪數百個店鋪發放小冊子，人們都極有禮貌，只有一家拒絕接受。下午在街頭布道時，他發現人們聽得很專注。地方官的態度也很好。
從蒲城走了約90里地的路，布教士於19日晚間到達富平（Fu-p’ing）。富平城不如蒲城大，城裡住的人也稀少，城外倒是住了不少人。布教士用半天時間在城裡的街道布道，另外半天在郊外布道，人們非常友善，對福音也饒有興趣。
布德在路上和從白水返回的金輔仁意外相遇。翌晨，布教士向耀州（Yao-chau）和涇陽（King-yang）出發，金教士則啟程去三原（San-yuen）和高陵（Kao-ling），約好到西安府會合。兩位宣教士對諸城的印象是，蒲城和三原最大，其次是耀州和涇陽。金輔仁到三原的時候，正趕上每年一次的馬市，做買賣的、趕集的、閒逛的、看戲的，擠得人山人海，街道水泄不通，幾乎寸步難行。金輔仁在街上的時候，還有護衛跟隨左右，讓他感到很不自在。他到了高陵，又聽到傳聞說，當地已有幾千名天主教信徒，和兩名天主教的主教，其中一人在當地已經住了40年。
經過辛苦跋涉，布德於20日（周六）下午3點左右到達耀州。一開始，他們進城住進一家客棧，並不惹人注意，以為可以在這裡安靜服事。但是洋人到此的消息傳出後，人們蜂擁而至，把客棧擠得水瀉不通。布德拿了一些書上街去賣，但是人越聚越多，變成人山人海。當他說有書可賣時，人們如此迫切，有的急着翻看，有的急着掏錢，或搶或拿，推推搡搡，布德被擠得顧此失彼，好在他與百姓相處甚歡。周日早上，布德走訪了些店鋪，每家都留了一些小冊子；整個下午他都出門布道。
周一早晨，布德再次出發，傍晚到達三原，遇到金輔仁，一起歇宿過夜。周二一早，金教士前往高陵，而布教士前往涇陽，很快就走到這個古城，可惜被叛亂分子破壞不少，損毀嚴重。布德利用周二餘下的時光和翌日部分時間售書並宣揚基督之愛。可惜時間太短，無法在城內各處做工。天主教教會在當地很強盛。
1月25日，布德返回西安府城，當晚抵達。金輔仁昨晚到達，會合之後，他們找到一處乾淨寬敞的住處，位於樓上，服務也周到，每天食宿費是150錢（約合7便士）。只是湖南武官出身的房東，不停地打擾他們。這次西安沒有下雪，街道乾爽潔淨，人來人往。金輔仁街頭布道之處，往往有一大群人簇擁跟隨他，可惜當時他手上已無書可賣。
停留幾日後，他們再次出發走訪西安以西諸城。但是，當兩人進入第一座城後，發現一些文人已經在此張貼了很多揭帖，其中的內容足以煽動人們對宣教士和福音事工的牴觸情緒，於是他們認為最好返回首府，在那裡度過即將來臨的中國新年。希望新年過後，冰消雪化。因此他們這次在西安逗留超過三周之久。他們清楚的布道信息加上四處分發的福音書冊，使福音的知識得以廣傳。他們離開該城時，深信即便福音使者不得不離開，神也絕不會使他們所做的白費，而將大大賜福並看顧剛剛開始的善工。
2月14日（周三），他們再次出發前往西邊諸城。經過兩個小城後，趕到Kien-chau，城郭比想象中的要小很多。他們在城裡停留了兩天，布道並分發小冊子，當地人極其友善，聽道也很用心。
2月19日，兩人再度分開，金輔仁向北去了邠州（Pin-chau）[5]和其轄區的一些縣城，再回到鳳翔（Feng-tsiang）；布德的目標則是西南方向的武功（U-kong），並希望一路走訪幾個地方後與金在鳳翔會合。午晝剛過不久，布德便到達武功縣，拿了一捆書冊走到街頭，分發了幾本後，人群開始安靜下來，布教士向他們講道直到黃昏時分。
2月20日，布德又是幾乎一整天都在街頭布道，有些人一聽就懂，有些人則不容易明白。小孩子們滿街嚷嚷着喊：“耶穌贖罪！”（Ye-su shuh-tsui！）這裡的地方官員是他所經之地中最友善的。
21日午時，布德一行到達扶風（Fu-feng）。這裡雖然是座小城，但是趕上集日，滿城都是人。下午的時間，布德都用來布道和分發書冊，相信這些書冊會被帶到很多村莊。翌日早起出門他則發現，街上空蕩無人如同棄城。此地很窮，除了一座大廟外，就沒什麼像樣的建築了。但是同行的中文老師說，這已經比他在陝南見過的所有廟宇都宏大了。在廟裡的兩間房內就數到有四十座偶像，估計總共約有一百多座，此外還有代表佛教地獄的群雕，展現惡人死後受到的懲罰。整個氛圍傷心慘目，明顯地證明這個世界徒有智慧卻不認識真神。當布德見到一位即將入土的貧窮老婦人拄着拐杖在這些沒有生命的偶像前燒紙時，他更加痛心了。離開時，布德留了一些書和小冊子給和尚們，他們都很有禮貌。
2月23日，布德一早到達眉縣（Mei-hien），然後就上街布道並分發小冊子。
2月24日，布德離開眉縣，午後不久便來到齊鎮（Ki-hien）。布道並分發小冊子不多時，他竟與從邠州過來的金輔仁不期而遇。於是他們第二天一同布道並分發小冊子。齊鎮縣城不大，其實北邊諸縣的城郭都不大。和其他大部分地區一樣，這裡的人民友善，地方官也很講禮節。他們不打算在此地耽擱太久，因此早早雇好騾子。即將離開陝西之際，金、布兩位宣教士求主大大賜福這地，使用他們過去數月所做的微末之工加添祝福，並求主在返程的路上賜下他自己的同在，讓他們得以休養生息。
2月29日，一行人離開西安，順風順水地於3月5日（周四）晚間到達King-tsi-kuan，接着乘船來到老河口，然後換船於3月24日到達漢口。他們在漢口停留了兩三天，和弟兄姐妹共享團契之樂。之後，他們乘坐開往鎮江的汽輪，於4月4日（周三）抵達鎮江，又和戴德生先生以及其他宣教同工歡聚一堂。金輔仁深感長途旅行之不便，甚願能在樊城和西安各設一處類似於驛站的落腳之處，這樣同工們就不必不停地返回鎮江，而能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巡迴布道的事工。
義士敦和巴格道眼中的甘肅[6]
甘肅省得名於甘州和肅州的合稱，面積約為三個蘇格蘭；人口約1600萬。[7]戴德生最初將這個中國省份介紹給西方教會時，曾用“甘願”（willing）和“肅敬”（reverence）兩詞來詮釋省名的含義。這一次，《億萬華民》的編輯又將甘肅解讀為一個“甘願悔改之省”，可見期待之殷切。
金、布、巴、義四位宣教士於1876年12月19日進入陝西首府西安府城，又於21日兵分兩路，巴格道和義士敦繼續西行，向甘肅平涼府（P’ing-Liang Fu）進發。出發約兩個小時之後，他們來到西門外幾英里處的景教碑遺址，下馬車入寺搜尋，終於在一片廢墟中，許多外表相似的碑叢中找到了它。據說這裡原來是座寺廟，從廢墟的遺址也可以看出原有建築的恢宏規模。[8]景教碑是一塊巨大的扁平石板，立在一隻石龜背上，約六英尺高，碑頂刻有一些裝飾性的雕塑，底部和兩側都撰有一些古敘利亞文，兩側的碑文有些已經很難辨認。
12月28日，他們在距離長武縣（Ch’ang-u-hien）約12英里處進入甘肅境內。雖然甘肅省的饑荒遠不如鄰省嚴重，但是災後的慘狀也是隨處可見。[9]當天正午時分，他們到達一個叫高家廟（Ko-cha-miao音譯）的村莊打尖餵馬。村子雖小但人們仍來往繁忙。義士敦和中國傳道人利用這段時間，向眾人講道，售出許多福音冊子。當地人不知道上帝的存在，也不知道任何與上帝相關的稱呼。經過長達110里的長途跋涉，飛揚的塵土令人難以忍受，他們終於在天黑時分到達涇州（Kin-chau）[10]。
12月29日，兩位宣教士在涇州布道。涇州是個小城，城外住家和買賣人的數目與城裡不相上下。兩位宣教士先送了一些書給地方官作禮物，隨後帶了一些書進城，毫不費力地聚集了一大群人。當地人都極講禮數。義士敦花了不少時間，嘗試向他們闡明基督。福音對他們而言是件新鮮事，大家都聽得很認真。尤其讓義教士高興的是，當地人能聽懂他講的道，布道的效果遠比在陝西或湖北要好。布道告一段落，開始售書，稍作鼓勵後，有人買了第一本書，隨後很快被一搶而光。過了一會兒，中國傳道人留在城裡繼續講道；義士敦則返回客棧，向那些跟進來聽道或買書的人談道。有人想知道宣教士是否能治病，希望他們能去看看他那一條腿癱瘓的孩子。另有一人買了一本有關浪子回頭的配插圖的小冊子，不久後派人送回來，說自己是回民，不想有圖中畫豬的書。在這樣一個小地方，售出了價值超過3000錢的書冊。他們受到很好的接待，地方官也沒來找麻煩。晚上，義教士與當地人一同禱告，求主能因着這一天的事工使許多黑暗的靈魂蒙光照、嘗天恩。他也更真切地認識到，宣講主的道，實在不是憑人的智慧，而是通過人的軟弱、懼怕和戰兢。他們在飯館用餐時，看到一支駱駝隊經過，約有三四十頭駱駝，馱的主要是產自蘭州的煙草。
12月31日，他們來到一個叫白水驛（Peh-shui-i）的小鎮[11]，早上出去與幾個當地人談道。
1月2日，他們來到平涼（P’ing-liang）。此地雖大，卻非常荒涼，如同廢城。城內外人口約在二三萬之間。城裡鮮有像樣的街道，只有寬闊卻塵土飛揚的馬路，兩邊是用泥巴或木頭搭建的不規則房子，多半大門緊閉。這裡有很多湖南人（據說占一半人口）[12]，也有不少回民。四個人帶上書分成兩組出門布道：巴格道和中國傳道人一組，義士敦與隨從一組。義士敦主僕二人來到城外最繁忙的幾處布道，當地人都彬彬有禮，聽得也很認真，像是能聽明白，買起書來也很熱切。有人說義教士的中文發音比有些湖南人還清楚。如此布道售書直到太陽落山，大家返回客棧，準備吃飯休息。
1月3日，義教士和隨從帶着書一起進城布道，聚集了很多人，書也逐漸售完。他們遇到了一位曾在北京聽過福音的人。之後義士敦返回客棧稍作休憩，並取更多的書出門，他高興地看到隨從也開始向眾人宣講福音。義教士返回後，隨從暫停片刻，又開始布道並售書。巴格道和中國傳道人大部分時間都在城外。第二天，他們回到城中，於城中熱鬧所在繼續布道售書。
1月5日，他們從平涼出發去蘭州，走了40里地後，來到一個叫安國鎮（Gan-kweh-cheng）的村子。
1月6日，他們很早起身，5點出發，月色很美，西北風也很猛烈，冷得刺骨。天亮之前便已行了8里地，在那裡找人家敲門吃早飯。一路翻山越嶺，實在不適合馬車，馬匹都累得夠嗆，有一段路宣教士們下來幫着推車，但很快就力不從心，畢竟他們自己也在爬山。天剛黑時，到達隆德縣（Long-teh Hien）[13]。這一天他們走了漫長而艱辛的100里地，崎嶇山路加上一路令人窒息且嗆鼻的塵土，實覺精疲力竭。隆德縣以前大概還算蠻重要的縣城，現在卻幾近廢墟，幾乎找不到什麼像樣的食物。回民叛軍已經先後破壞過兩次。當地居民約有1000人。
1月7日，兩位宣教士帶着同工來到城外的一個山頂敬拜，為了防止萬一有狼群襲擊，當地武官派了一支護送隊，他們只好縮短敬拜的時間。回到城裡後，他們開始布道，客棧外面很快就聚集了很多人，義教士講了一個多小時。
1月9日，到達靜寧州（Ts’ai-ning-chau）[14]。這是個頗有規模的城市，人口也多。除了散居城內的人以外，也有很多回民，還有一條專門的回民街。像平涼一樣，這裡也有一座清真寺。這一天他們主要用來街頭布道。
1月12日，到達會寧縣（Hwei-ning Hien）[15]，一個看起來非常荒涼的地方。這裡明顯曾是個大城，廣闊的城郊皆圍有城牆，可現在都成了廢墟。城裡約有三四千居民。這一天大部分時間他們都在布道，有些人似乎很願意聽，但很多人則顯得冷漠。
1月14日，度過一個安靜的主日之後，他們於1月16日到達安定縣（Gan-ting）[16]。這個城市很大，人口眾多，應該僅次於靜寧州。因為感到很疲倦，義教士稍作休息。快到傍晚時，巴格道陪他一起出去布道。站在離北門不遠的一個地方，義教士面對一群人講道，有的聽得很認真，有的卻是一副嘲諷之色。講道告一段落，開始售書，人們蜂擁而上，以至於宣教士們措手不及。義教士靠着牆站，遞書的速度怎麼都夠不上熱情購書人的速度。他暗暗求主使這些人追求真理的心，和購書一樣熱切。
1月17日，早飯之後，兩人出去布道，毫不費力便吸引了聽道的人群。因為人們來自五湖四海，很多人能聽明白義教士講的，另一些人則覺得很難懂。書賣得很快，直到城裡大部分人人手一冊後，銷量才慢慢下降。
1月20日，快到蘭州時，他們穿過黃河的河床，水位很低；還看到一段長城，是一段已經斷裂的泥牆。他們快馬加鞭，終於在蘭州外城門關閉之前趕到，但還是錯過了內城（或老城）的關閉時間。
1月21日，一行人搬進老城區裡的一家客棧，這裡的客棧規模都不小，他們住的兩個小房間在地上一樓。中國傳道人和巴格道出門布道售書，街上人頭濟濟，人們買書的熱情也很高漲。他們兩度回客棧取書繼續售賣，最後不得已收攤停售。人們成群結隊跑到客棧來看洋人。這裡有很多北京人，有做生意的，也有開店的，不一而足。
1月22日，他們帶了一籃子書出門布道，沿着西大街走了約1英里，找不到合宜之處，身後卻已跟了一大群人。他們帶着眾人來到城外，找到一片空地，在那裡，義教士和隨從用了很長一段時間講道，然後開始售書。但是大家爭先恐後，亂作一團，他們不得不暫停售書，直到人群安靜下來，再盡其所能快速發售，直到一本不剩。他們前腳踏進客棧，人群後腳也跟着進來，幾乎一整天都把客棧圍個水泄不通。這回巴格道先生和中國傳道人也從東門返回，他們遇到的情形相差不多。城裡有一位外貌像是猶太人的人，買了一本馬可福音，用一個晚上全部讀完。第二天他在一個滿座的茶館，把書裡主耶穌所行的所有神跡絲毫不差地講述出來。靠近西門處有一個很大的回民崇拜所。城裡城外各有一個天主教聚會處，一名法國神父長駐此地。
1月23日，他們出門布道，站在一個衙門外講，人們聽得很認真。
1月24日，再度出門布道，服事順利。賣了一些兒童書冊（帶插圖的小雜誌）和一些鷓鴣牌（Partridge）的配圖牆紙（中國風系列）。
1月27日，他們到達狄道州（T’ih-tao-chau），一個廣闊卻落後的地方，大部分區域很荒涼，卻住着數千人。很久以前，這裡曾是一個府，可能在當時是個重要所在。[17]衛三畏（Samuel Williams）[18]說“狄道”這個地名表明這裡曾經住過無法無天、放蕩不羈的部落民族。他們兩次出門布道，發現當地人態度冷漠，悟性遲緩。
1月30日，一行人到達渭源縣（Wei-yuen Hien），一個很小的地方，只住着幾百人。他們遇到一個以亂賊身份來到此地的鎮江人，他在此一住就是14年。他說他當年來時，這裡還是城郊都被城牆圍起的大城，現在只能看到一些斷壁殘垣。兩人稍作休憩，馬上出門布道，也確實抓住了良機。
1月31日，天黑前到達鞏昌府（Kong-ch’ang Fu）。第二天，他們帶了幾本書出門布道，聚攏過來的人來自好幾個省。之後來了好幾位不錯的訪客。傍晚，一名四川人過來拜訪，信奉天主教，只是尚未被教會接納。他給義教士看了一本聖人曆（又作瞻禮單）[19]，一本教義問答和一本連禱冊，堅持認為彼此的教義是一樣的。義教士花了點時間向他展示重要區別，最終得出結論，此人乃是術士和騙子，以此為走江湖的手段。傍晚，義教士邀請了兩位當地鄉紳喝茶談道，他們如約而至。
2月3日，早飯後再度啟程，提前到達寧遠縣（Ling-yuen Hien）[20]，街上很擁擠。第二天，他們一早起床為漫長一天的服事作準備，令人吃驚的是，街上只有十幾個人。看來昨天是個趕集的日子，所以有很多人從周邊村鎮進到城內。
2月5日，離開寧遠約30里地，一行人經過一個叫洛門（Lao-men）的鎮子，正趕上集日，約有八千到一萬人帶着各色貨物來趕集，他們費盡全力、左推右攮才擠過集市。遺憾的是預先不知道今天是集日，否則他們或會安排在此停留一天。在當地，每月逢三或逢八為集日，一個月共6次。又走出20里地，經過另一個小村子，當地人說第二天是趕集的日子。
2月6日，到達伏羌縣（Fu-chien Hien）[21]後，巴、義兩位宣教士來到北門外布道。圍上來聽道的人不少，也都聽得很明白，所剩無幾的書和福音冊子很快售完。今天約有3萬人在此。
2月9日，他們來到秦州（Ts’in-chau）[22]，秦州是個繁忙的大城，由六個小城組成。城裡的主大街貫穿城市，有9里（約3英里）之長。他們在此地住了幾日，2月14日晚上，一位士紳從鄰近的客棧過來，與他們交談了一個多小時。他很熟悉世界地圖，說話方式也頗與眾不同。他問宣教士們是否知道馬嘉理事件的結案，[23]還提到李文斯頓在非洲的新發現，以及德法之間最近一次戰爭。然後，他們談到福音。他以中國人中極少見的方式，很坦率地說出他的不信，並把自己置於反對者的地位。他很善於辯論，並能非常自如地引用孔子的話。他指責中國傳道人忘本，並說他自己不敢說傳道人所講的有關耶穌的事。中國傳道人被此人的指責所激怒，用他自己的話有力地反駁他。那人還談到商人等人有罪，但否認自己有罪。
2月22日，他們穿過邊界進入陝西，途中所見山脈宏偉，景致壯美。
3月4日，一行人啟程去老河口，於25日到達。3月28日那天，他們繼續前進，經樊城後於4月6日到達漢口，在那裡他們找到一條1小時之後出發的船，於是匆忙上船，返抵鎮江已是4月9日半夜。
譯後記
巡迴布道向來是內地會早期的重要宣教方式[24]。在通訊和交通都不便的年代，從沿海地區西行到陝甘兩省，實在是一段難於登天的旅程。我們也無法想象，在沒有手機和微信的年代，布德和金輔仁這兩支宣教小分隊，是如何不斷地“分兵”又不斷“會師”的？在沒有取款機和支付寶的年代，他們又是如何在往返數千里、長達數月之久的旅程中，維持開銷，安排後勤的。細心的讀者或許會發現，1876年的聖誕節和1877年的元旦，四位宣教士都是在趕路、布道和售書中度過，相當於中國人在大年初一闔家團圓的日子裡加班工作。宣教士的筆下沒有流露出任何思鄉之情，我們也無法想象他們究竟是喜是憂，更無法探知他們的父母親友讀到這些報道時的感受。但是他們傳福音的勁頭和喜樂，卻透過泛黃的古卷，清晰地向140年後的我們說話。
其實陝甘兩省對基督教元素並不陌生。早在貞觀年間，景教僧阿羅本（Olopen）便通過絲綢之路從波斯抵達長安，很快在全國達到“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25]元朝“外商”馬可·波羅的日記告訴後世，西北是“也里可溫教”的重鎮，陝甘諸城都可以看到十字寺。[26]到了明朝，因着陝西王徵和韓霖兩大家族的歸信，天主教開始從中原流向西北，內地會在甘肅建立首個宣教站的同一年（1878年），當地天主教信眾的人數足以使陝西代牧區在蘭州分設甘肅代牧區。[27]相比之下，伊斯蘭教的傳播更為深遠興盛。到了內地會入甘的年代，該省已有三百萬回民、八百間清真寺，超過了波斯、埃及以及伊斯蘭教發源地整個阿拉伯半島。然而，真正的福音使者卻姍姍來遲。《億萬華民》的編輯為此痛心，也激勵英國讀者向神禱告：“哦，主啊，你的子民還要昏睡多久呀！在這黑暗之地，救主苦等分娩之痛所結之果還需要多久？！”[28]
在布德眼中，幾乎每個陝西城鎮的百姓都是彬彬有禮、用心聽道、熱心買書的。我們無法判斷究竟是陝西人特別渴慕福音，還是布教士這位旁觀者（beholder）特別愛中國人？或許是十年內戰讓倖存者的心腸更柔軟、更想了解永生的奧秘？亦或是每個駐足聽道的人都在互相殘殺中失去過親友，因此更渴慕和平的福音？參比同一時期，義士敦筆下對甘肅百姓的描述更中立些：有的願聽，有的冷漠，有的嘲諷。整體而言，這次陝甘之行沒有遭到人為的抵制，他們沒有遭遇到祝名揚等人在三湘一帶遇到的驅逐、圍攻、欺詐和暗算。
這些描述，難免讓人聯想起福音書中耶穌的教導：“你們無論到何處，進了人的家，就住在那裡，直到離開那地方。何處的人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你們離開那裡的時候，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對他們作見證。”（可6:10-11）福音進入神州各地的時間有先有後，有長有短，有時是因為交通不便，有時是因為宣教資源不足，有時則是因為當地人抵制排外，錯失了蒙福的機會。願意接待福音使者的城市，通常較早能有宣教站建立其間。
就晚清較低的識字率推測[29]，圍着洋教士聽道的路人，大部分都是文盲，但是他們還是願意踴躍買書。這也是早期赴華宣教士觀察到了一個福音契機：中國人即便不識字，仍然尊重文字、印刷和紙張。普通百姓通常覺得印在紙上的道理，多少有點道理；裝訂成冊的文章一定很有學問；即便自己看不懂，也要買一本回家，向識字的鄉鄰親友請教。就這樣，福音借着文字事工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了。
拓荒先驅者的腳蹤令人欽佩，內地會團隊後來在陝甘兩省的事工，也是可歌可泣、可圈可點。譬如，內地會於1918年在蘭州建成的博德恩醫院，是當時甘肅全省唯一一家現代醫院，西北“拓荒四人組”中金輔仁的兒子金品三（George King Jr.）此時已長大成才，以醫療宣教士的身份繼承父志，出任首任院長。1920年代初，戴德生的兒媳戴存義師母在海原大地震[30]期間走訪了西北諸省，並發現“四人組”初探陝甘之後近半個世紀，還是有很多鄉鎮沒有福音站，需要城市裡的宣教士們按傳統方法不定期地下鄉布道，因而著成《大西北的呼喚》（The Call of China’s Great North-West or Kansu and Beyond）一書，呼籲新一代的西方青年人獻身中國西北。1941年，布德和金輔仁當年“會師”的小縣城鳳翔，由戴德生的孫子戴永冕（James Taylor II）在那裡成立了“西北聖經學院”（Northwest Bible Institute）。這個學院的副院長馬可牧師[31]，不久後便成立了“遍傳福音團”，向內地會投身“回宣”的宣教士學阿拉伯語，為“福音傳回耶路撒冷”之異象作預備。
經過數代宣教士半個多世紀的耕耘，本文所提到的很多陝甘州府都建立了禮拜堂、布道所和福音站。宣教士離開中國之後數十年來，基於聖靈的工作和老一輩傳道人的忠心事奉，今天的西北聚集着更多的漢人信徒。面對身邊的天主教教友和回民鄰舍，我們是否有同樣的福音心志為主興起，作鹽發光？當年內地會宣教士在陝甘兩省看到的不僅是戰亂和饑荒對當地的破壞，伊斯蘭教和天主教的盛行，還有人心的饑渴，當我們舉目望田的時候，是否有同樣的看見？甚願這一篇重見天日的史料，成為西北眾教會的激勵。
[1]陝西部分的內容，主要根據：“The Province of Shen-si—From the diary of Mr. Charles Budd,”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Dec. 1877, 150-151; “Province of Shen-Si—Letter from Mr. Ki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ug. 1877, 92-93。也請參看：〈一八七七年的中國內地會（三）〉，《教會》48，2014年7月，77-84。
[2]不同史料的數字有所出入，據《中國人口史》第5卷《清時期》的統計（第635頁），陝西人口在咸豐十一年（1861年）有1394萬，到光緒五年（1879年）因回民叛亂銳減至772萬。
[3]到了1877年6月，金輔仁和義士敦再度經陝入甘。同樣一段路，到了仲夏，更為艱辛，光抵達西安就花了39天時間。6月19日，金輔仁在信中寫道：“我們明天將到達陝西首府西安。大家都疲憊不堪。除了最後5里地是騎馬之外，從King-tsi-kwan 過來的240里路每一步都是走的。關鍵是日頭太曬了。我們嘗試過在星光下起行，坐在樹蔭下，以及其他各種方法，但依然酷暑難當。同行人中有一人眼睛發炎已經好幾天，我怕的是義士敦先生會染上這種炎症。在這些步行的日子裡，炙熱的風常常吹打我們的臉頰，那感覺就像是在蒸汽船的機房裡一樣。從這裡到甘肅的這段路，我們將改坐馬車，因為大家的體力已經透支殆盡。過去的每一天，我們平均步行25到30英里，日常飲食只有乾麵包、印度玉米和肉湯。到達甘肅之後，我們決定儘可能少出門，直到暑熱退去——一天中最熱的時候儘量待在室內學習，涼爽的時候再出去布道。我們可能需要時不時地短途旅行一下，讓人們看到我們並非要定居一處。”義士敦於6月21日在西安府寫信說：“城外的客棧都住滿了，只能住進城內。最近銀價很低（一盎司只能換1250錢，之前能換1600錢），相比之下每樣開銷都顯得很貴。百姓們都在抱怨莊稼歉收。一路上看到小麥和豆子長得不好，不過大麻倒是長勢喜人，鴉片如同洪水泛濫，到處都是。我們兩人都還算好，儘管時不時有點發熱的症狀。”他們計劃6月21日這天啟程去甘肅，打算在經過平涼府時，停留幾周，再慢慢走訪周邊的城市。（“Recent Intelligence,”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 1878, 14.）
[4]今陝西省大荔縣。
[5]轄境相當於今陝西彬縣、長武、旬邑、永壽四縣地。
[6]“Kan-suh – From the Dairy of Mr. G. F. East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877, 141-143.也請參看：〈一八七七年的中國內地會（三）〉，《教會》48，2014年7月，77-84。
[7]不同史料的數字有所出入，據《中國人口史》第5卷《清時期》的統計（第635頁），戰爭前的咸豐十一年（1861年），甘肅全省人口總數約為1900萬人，戰後的光緒六年（1880年）人口不到500萬，銳減了1400萬人。
[8]當時的景教碑應該是在一個叫金勝寺（又稱崇仁寺）的地方，因戰亂碑寺被焚毀，碑石暴呈荒郊。直到1907年才移至西安碑林安置。
[9]“Recent Intellige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r. 1878,42.
[10]今甘肅省涇川縣。
[11]今甘肅省平涼市崆峒區白水鎮。
[12]因清廷派湘軍左宗棠出任陝甘總督，平定回亂，收復新疆，以此推測，可能有很多湖南人遷居甘肅。
[13]今屬寧夏省固原市。
[14]疑為T’sing-ning-chau的誤拼，靜寧州是清代的行政劃區。
[15]今屬甘肅白銀市。
[16]今屬甘肅省定西市。
[17]義士敦的理解略有出入：乾隆三年（1738年）臨洮府移治，改為蘭州府；同時，升狄道縣為狄道州，屬蘭州府。今為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
[18]全名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年9月22日－1884年2月16日），美國首位漢學家，義士敦文中所引用的衛三畏對狄道的認識很有可能記錄在1848年出版的《中國總論》中。
[19]這是天主教教會年曆，把與每一天相關的聖人放在一起，叫做“聖人的瞻禮日”（feast day），每逢這日，便鼓勵教友學習這些聖人的品行。
[20]寧遠縣為清代行政劃區，今為甘肅省天水市武山縣。
[21]今甘肅省甘谷縣。
[22]今甘肅省天水市。
[23]馬嘉理事件，又稱滇案。英國駐華公使書記官翻譯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在滇緬邊境被當地軍民擊斃，引起中英外交糾紛，最終以1876年9月簽訂《煙臺條約》為結案。
[24]詳參：〈中國內地會的巡迴布道策略——戴德生牧師在1877年赴華宣教士大會中的發言〉，《教會》68，2017年11月，62-71。
[25]景教，乃唐代正式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脫利派，也就是東方亞述教會，是公元4世紀從希臘正教（東正教）分裂出來的基督教教派。中文以景教命名，取“景”字“光明輝煌”之意，一度在長安和全國都建有教堂，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以少數民族信眾為主。
[26]“也里可溫”（arkagun）是元朝人對基督徒和教士的通稱，包括景教徒和天主教徒；基督教教堂因為有十字架的記號，俗稱“十字寺”。
[27]詳見：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E5%85%B0%E5%B7%9E%
E6%80%BB%E6%95%99%E5%8C%BA （2018年11月8日存取）
[28]“Kan-suh – From the Dairy of Mr. G. F. Easton,” China’s Millions, 142, footnote.
[29]不同方法推測的識字率出入很大，美國學者Evelyn S.Rawski（羅友枝）對19 世紀清代人口識字率的推測結果為，男性識字比例約在30%—45%之間，女性只有2%—10%。見：Evelyn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a(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23。若以清代男女比例為120:100 計算的話，清代整體的識字率約在20%左右。另參：<清代民眾識字問題的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7年第2期，96-110。
[30]1920年12月16日晚發生的西北大地震，為中國二十世紀最大的一次地震，強度達8.6級，十萬人喪生，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以《在山走動的地方》（Where the Mountains Walked）為題專文報導，可見影響之大。
[31]原名馬培萱，系河南省杞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