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若望是繼利瑪竇之後來華最重要的耶穌會士之一，他在中國生活了47年，歷經明、清兩個朝代。他繼承了利氏通過科學傳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曆法修訂以及火炮製造等方面多有貢獻。中國現在沿用至今的農曆就是由其編寫並被用來指導農業生產的。湯若望在順治年間所受的隆恩使得天主教當時在中國的傳播較為順利。但湯若望在順治去世後失去了保護傘。中西由來已久的曆法之爭使他在康熙初年經歷了一場曆獄案。

法治周末特約撰稿 張璐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傳教，帶來了歐洲先進的科學技術，天文學即是顯著的例子。入清後，傳教士湯若望憑藉淵博的知識和高潔的品格獲得了順治帝的欽佩與崇敬，也為耶穌會在中國傳教事業的開展贏得了相對寬鬆的環境。但是中西異質文化的差異，還是引起了部分士人的不滿與反對。康熙初年，楊光先率先發難，掀起震動朝野的康熙曆獄。

順治駕崩，康熙即位為曆獄案埋下伏筆

　　順治元年(1644年)，湯若望開始掌管欽天監印信，成為實際負責人，直至康熙五年(1666年)去世，前後20餘年。順治帝時期，湯若望與清王室保持着良好的關係。湯若望曾經治好了孝莊皇太后的親侄女、皇后博爾濟吉特氏的病，太后認他作義父，順治帝更是尊稱他為“瑪法”“瑪法”在滿語中是長者、爺爺的意思。順治帝親政後，賜予湯若望“通玄教師”稱號，這一賜封在歐洲被翻譯為“傳授天堂秘密的人(TeacheroftheSecretsofHeaven)”。

湯若望經常出入宮廷，對朝政得失多有建言。順治帝臨終議立嗣皇，曾徵求湯若望意見。湯若望認為諸位皇子中只有皇三子玄燁出過天花，是最合適的繼承人，這就是此後的康熙帝。除了獲得皇室的優容外，湯若望在士人群體中也頗有聲望。他在朝中交遊很廣，遇名公巨卿、部卿大憲吉慶之事，紛紛贈言相賀，地位超然，可見一斑。

與湯若望結交往來的士人一部分為前朝遺民，他們在降清之後出仕新朝，成為“貳臣”，如金之俊、魏裔介等。這些人明朝時大多是進士出身，或為同年或為同僚，彼此之間又往往締結姻親，由此生發出去，內聯外結，形成一張幾乎網羅清初漢族士人精英的龐大交際網絡。

當然，跟所有的事物一樣，有支持者必有反對者。朝中同樣不乏抵制天主教的反教士人，其中以信奉喇嘛教的滿蒙官員以及堅決維護儒家聖學道統地位的漢族官員最為突出，但是他們的反對在順治帝時沒有掀起太大波瀾。

正當耶穌會士在這樣一種相對寬鬆的環境中，為進一步推進在華傳教事業而不懈努力的時候，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被傳教士寄予厚望的順治帝駕崩。康熙帝幼年登基，四位滿族輔政大臣開始把持朝政。這對耶穌會士及天主教傳教事業而言，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一場前所未有的暴風驟雨悄然而近。

楊光先發難湯若望及耶穌會

　　在耶穌會士魯日滿的記錄中，曆獄案被稱作“仇教”，仇教的主角是不信神的官員、異教徒、巫師、騙子，還有“妖魔的祭祀”和尚。而這群人的頭目則是一個“邪惡的老傢伙”。這個“邪惡的老傢伙”名叫楊光先，字長公，江南徽州府歙縣人。

楊光先性格暴烈，直爽敢言，具有抗爭性。按楊光先自述，他順治十三年(1656年)來京，十五年見到釘着釘子的耶穌畫像，始知天主教便是耶穌教，從此即有了彈劾之念。

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楊光先撰寫了數篇文章先後上表朝廷，矛頭直指天主教及西洋曆法，但是這些彈劾並沒有得到朝廷的回應。楊光先毫不氣餒，伺機而動，終於在康熙初年抓住了一次機會。

康熙二年(1663年)冬，湯若望下屬、欽天監奉教士人李祖白做《天學傳概》。《天學傳概》全文2500余字，大致介紹天主教之起源、天主教如何傳入中國以及傳教士來華後所做的功績。

李祖白在文中提到，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本是猶太人，自西向東來到中國，並且帶來了天主教。國人應當“生長子孫，家傳戶習，此時此學之在中國，必倍昌明於今之世”。

楊光先看到這篇文章後，對李祖白有辱先聖的說法大為不滿，於康熙三年(1664年)7月底做《請誅邪教狀》投書禮部，以“為職官謀叛本國”和“造傳妖書惑眾”兩個罪名控告湯若望等耶穌會士以及李祖白等奉教士人，掀起“曆獄”風暴。

禮吏二部三審湯若望

　　朝廷的反應非常迅速，康熙三年8月初，朝廷密旨審理曆獄一案。因為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李祖白等人供職於欽天監，欽天監屬禮部管轄。且5人都有官職，尤其湯若望，官至一品，亦屬吏部管轄，所以朝廷下令由禮、吏二部會同審理。

在審訊過程中，湯若望因患病口舌結塞，不能清晰發言，只好用拉丁文和德文與南懷仁交談，再由南懷仁當堂翻譯成中文以備訊問。

楊光先控告的第一項罪名是“謀叛”。訊問大多集中在與教會、教堂和傳教士相關的問題上。官員們認為不論省城要地還是鄉邑僻壤，都能看到傳教士的足跡，對“翼期天下人皆入爾之異教”大惑不解，認為這無論如何難逃“起異心者”、“朋比協某”的懷疑。在審理過程中，官員提出大量問題，而被問及最多的就是傳教士來華的目的何在。

在第一項罪名審理結束之後，進入第二項罪名的審理造妖書惑眾。其審理核心在於，基督教究竟是不是不正當的宗教。承審官員認為念經、修建教堂、施以洗禮、以赦免罪孽為名哄騙男女入教都是邪教所為，並非正當宗教。

傳教士們根據《教要》詳細解釋，指出天主教只是“盡行教誨教徒虔誠改過行善，以釋己罪”。承審官員最不可理解的是，凡入教之人均不得為祖先燒紙這一條教規，認為“僅就不准教徒為祖先燒紙一事而言，確為邪教無疑”。

綜合之前審訊的結果，11月11日，禮、吏二部總結了湯若望包括“欺人惑眾”、“狀如邪教”在內的14條可疑之處及罪狀，決定將湯若望等人革職並交刑部議處。

康熙三年11月20日，湯若望、李祖白等被押入刑部監獄。這時，5人都被革職，不再享有官職身份，被戴上枷鎖等候宣判。

康熙三年12月間，刑部針對謀叛和邪教的指控提出如下處理意見：湯若望為首犯，擬以立絞；李祖白等人為行邪教之從犯，擬杖四十，流放寧古塔。

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楊光先又提出來針對湯若望等人的第三項指控榮親王葬期一事。此案涉及皇家子嗣，事關重大，其他罪名的審理都被這一指控所掩蓋。榮親王是順冶帝第四子，母親董鄂妃。四皇子生下數月即夭折，未及起名，後追封為榮親王。

楊光先指責湯若望等人在選擇榮親王葬期時，使用洪範五行，與風水多有衝撞，十分不吉。楊光先還引用了一位“諳熟地理”之士的說法：李祖白等人在選擇葬期時使用的是《蠻滅經》，這部書本是中國人編寫，期望傳至外藩，外藩人使用後可斷根絕後。

李祖白等人在選擇榮親王下葬時間和地點的時候，不採用慣常使用的《曆法通書》和《選擇丹書》，而專門採用《蠻滅經》，其罪戾重大，用意不言自明。

這是一項十分嚴重的指控，按照楊光先所提供的證據，李祖白等人簡直是在借傳播宗教之名，行滅絕華夏之實。

刑部採信了楊光先的說法，將湯若望等人的罪名定為大逆之罪，並根據刑律提出擬處理方案：將湯若望、李祖白等欽天監官員凌遲處死；相關人員之子斬立決；不及歲之子、妻室、家人、地畝、財物等嚴查入官。

曆獄案平反昭雪

　　《湯若望傳》提到這一判決的語氣充滿遺憾：“先前已經擬定的死刑，現在愈加加重，而判湯若望以斬首之刑，代以先前所判決的絞刑。對於其他7位官吏之判決，亦是與湯若望相同……連肢解分屍的刑罰，他們都還認為不足。他們決斷，湯若望等應受中國刑罰上最殘暴刑罰，就是受凌遲的處置。照這樣看來，湯若望和他的7位屬員，竟不得不身受至可怕的死亡方式，因為一種他們完全不負責任的錯誤。這是各輔政大臣與各審判的官員們俱皆明知明曉的，所以這真可謂喪盡天良的一個大冤獄了。”

正是這個時候，北京接連出現異象：天空出現彗星。這在古人看來是極大的不祥之兆；3天之後，京城出現大地震，皇上及太后逃至屋外，露宿於帳篷之中；之後還有多次餘震。

按照中國古代傳統觀念，自然災害的發生往往被看做是上天對人們的一種警示和訓誡。按照慣例，朝廷頒布全國大赦。但是一些嚴重罪名不在赦免之列，比如謀叛、大逆之罪，所以湯若望只獲得減一等的處理。但是緊接着，皇帝與太后居住的宮殿發生火災，40余間房屋被毀。一系列異象之後，聖旨決定免除湯若望死罪。

四輔臣之首索尼為避免康熙帝親政後的追議，提議將湯若望案奏請太皇太后懿旨定奪。四輔臣共同覲見，太皇太后讀過奏摺，“殊形不悅，擲還原折，並申飭曰：湯若望向為先帝信任，禮待極隆，爾等豈俱已忘卻，而欲置之死耶”？

康熙四年(1665年)湯若望出獄，啟封先前被查之寓所，回到館舍。至此，曆獄案告一段落，有關人員俱已處理完畢，不過事情並未就此終結。

康熙五年(1666年)，身患沉疴、久臥病榻的湯若望於7月15日在京病故。

康熙六年(1667年)6月，四大輔臣之首索尼病逝。7月初七，太和殿舉行的儀式宣告康熙帝正式親政。蘇克薩哈上奏乞守先帝陵寢，想保全餘生，後遭鰲拜羅織罪狀24款，擬處凌遲。皇上不准。鰲拜強奏累日，最終將蘇克薩哈以絞刑處死，其子查克旦被處凌遲，叔弟侄斬立決。鰲拜權勢滔天。

康熙八年(1669年)5月，康熙帝以結黨擅權、弗思悛改，命議政王大臣等逮治鰲拜，遏必隆同時下獄。四大輔臣全部退出了權力核心。在傳教士看來，是“上帝開始為奴僕的無辜受害報仇雪恨了”。康熙帝下諭旨，凡受大臣之冤枉者，俱可到官府反控鳴冤。尚在北京居留之3位傳教士登時便提出關於湯若望與基督教昭雪之問題。這一次已經親政的康熙帝作出了與曆獄案中完全不同的判決。

康熙八年9月，皇帝下旨，將“通玄教師”之名復還湯若望，照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級又加一級掌印欽天監印務的品級賜予恩恤，並額外賜一品致祭銀兩。10月，皇帝下旨重修湯若望墳塋，並表立墓碑6個石獸。11月16日，康熙帝親自為湯若望撰寫祭文。至此，康熙曆獄一案方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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