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良知:中國知識分子曾經的光輝時刻 |
| 送交者: 范學德 2005年12月13日06:31:45 於 [彩虹之約]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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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良知: 中國知識分子有過那樣的時刻
1926年,震驚中外的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中國知識分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啓超(剛剛動過手術、正在住院)、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著名知識分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先生更是激憤不已,為此而終止正常創作,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紀念劉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諸多媒體加入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如《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摹毒┍ā罰篤亓⒈硐⒑推纜郟惴憾釗氳乇ǖ肌叭話瞬野浮閉嫦啵誆野阜⑸蟮?2天內,就連續發表了113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消息、評論、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103篇。
在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學生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的大會上,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裡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對於一個政府來說,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不僅踐踏了為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為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書》中所言: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與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無法挽救的”。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啟動了半死的國會和司法機構。曾被譏為“花瓶”的國會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 迫使段祺瑞頒布“撫恤令”。 儘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軍閥政權。在屠殺發生後不到1個月,1926年4月,段祺瑞執政府就在遍布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倒台——執政府的國務院總辭職。而國民黨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軍事上獲得蘇聯的大量支持之外,國民黨相對於軍閥政權在政治道義的優勢,也是其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說,段祺瑞軍閥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已經因“三一八慘案”而喪失殆盡。
看了這幾篇文章後,我非常震驚,在所謂的北洋軍閥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竟然有過那樣的光輝時刻。 但是,它太短了。 從那以後,尤其是二十多年以後,中國就幾乎沒有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死了! 連高喊出我要說真話的巴金,也在他的書出版後,雖然還活着,其實已經死了。 2005.12.11夜最深的時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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