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 提出向西人學習的口號， 郭子章在《山海地輿全圖序》說“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這個口號在明末士人中相當流行。方以智發展為:"借遠西為剡子，伸禹周之短積。"

　　李之藻《同文算指》強調 一切事物離不開數。“六藝而數居其一，數於藝猶土於五行，無處不寓，耳目所接，已然之跡，非數莫紀”數就是實學。對西學應該兼容並蓄

　　明末出現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士人，擁有世界人文主義觀念，相信整個世界可以產生不同的文化，逐漸走向融合交流。這人就是瞿太素。《職方外紀小言》批判舊的夷夏之辨。提出新人文主義標準：“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雖遠在殊方，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鮮恥焉，雖近於比肩，戎狄也”（說得好！）

　　把西人視為同類，可見明末知識分子的思想開放程度。滿清能比嗎？

　　馮西京主張引進《天主實義》說是病人就是中國，這是回世之方。從西方的倫理、哲學、科技、文化去尋找救世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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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廷筠認為西儒恢復自秦以來的隱沒的儒家正統。“惟我西方天學乃始一切掃除，可與吾儒相輔而行耳”，二倡實學。用基督教修養和自省方法提高儒士道德。

　　徐光啟提出的中西會通方針，第一是翻譯，第二是融合，第三是超勝。這反應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比洋務運動，只引進洋人的實物不同，這時的西學要引進的是宗教、道德、哲學和科技。

　　利瑪竇建立在先秦儒家思想基礎上的傳教路線，證明儒學有進行西化的能力，也就是現代化改造的能力。在論述基督教信條時，利瑪竇用儒家思想和術語闡述。西學補充儒家天堂、地獄說。道德領域和基督教教義的互補，天堂地獄與現實聖人結合。

　　徐光啟認為引入西方基督教義的必要性有三條：

　　第一 東西方道理相通。西方學說和中國聖賢如出一轍。《徐光啟集》“蓋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上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而且在行王道、重實教即推己及人的問題上，東西方也是暗合的。

　　第二 引入西學，返本求實，改掉儒家學風的浮躁習氣。他說科舉制如同爬了一輩子的爛路。耗盡士大夫的精神，而與國計民生毫無干涉。

　　第三 引入西學，批判佛學。易佛補儒。補充儒家的臨終關懷和未來報應的漏洞。儒家的個人反省，道德修煉和基督教的神操結合。

　　關於明末這一時期的科學，1993年陳美東先生有一篇很好的總結性文章。他說，這一時期“中國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錦，西來的科技知識，更是錦上添花”，“群星燦爛，成果輝煌”。他並且總結出當時科技發展的三個特點，其中的“重實踐、重考察、重驗證、重實測”和“相當注重數學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實驗科學萌芽的標誌．是中國傳統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陳美東說的“繁花似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來，認為它們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

　　(1)李時珍《本草綱目》(1578年)，

　　(2)朱載堉《律學新說》(1584年)；

　　(3)潘季馴《河防一覽》(1590年)；

　　(4)程大位《算法統宗》(1592年)；

　　(5)屠本畯《閩中海錯疏》(1596年)；

　　(6)徐光啟《農政全書》(1633年)；

　　(7)宋應星《天工開物》(1637年)；

　　(8)徐霞客《徐霞客遊記》(1640年)；

　　(9)吳有性《瘟疫論》(1642年)。

　　在短短的67年中(1578一1644年)出現了這麼多的優秀科學專著，其頻率之高和學科範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