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五
楊愛程

一九六二年秋天以後，生活雖然仍很困難，秋糧不算豐盛，但畢竟足以維持最低限度的飲食需要了。因為，「三年困難時期」之後，毛澤東一度假意表示要「退居二線」，中央政府在周恩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務實派主持下，對老百姓的疾苦略有了解，也作出了一點「解民於倒懸」的努力。「大躍進」中攪浮誇最厲害的省級領導，如甘肅省委書記和河南省委書記都被降職，以此化解民怨，為「偉大領袖」作了替罪的羔羊。

「生產隊」里打下秋糧後，也可以多留一點口糧了。而且，在春末夏初「青黃不接」的時候，政府還運來一些薯干、豆餅、陳年玉米、高粱之類，廉價賣給農民。當然，「貧下中農」是完全免費的。此外，他們還可以領到救濟棉、救濟布和救濟金。「五類份子」和「中農」，「上中農」就得自己想辦法拿錢去買。實際上，那時候大家都是一樣餓着肚子的。可見，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政策，對人道原則的歪曲，已經達到了何等荒謬的程度。

那時候，我大哥考入高中，去百哩之外上學；大姐考入師範，半月回一次家。最重要的是，他倆有了國家為高中生和師範生配給的糧食定額。雖然都在長身體的年齡，定量一定不夠，但他們心裡想着父母和弟妹，總是儘量節約，把學校食堂發的饅頭晾乾，帶回家給我們吃。每當我們收到這樣的禮物時，全家如同過大年一般。母親照例要禱告，感謝上帝，並分出一部分送給族中的老人、病人。

用今天的標準看，特別是用今天西方發達國家的標準看，我們當時仍然生活在極度的貧困之中。然而，我們在母親信仰的支撐下，卻有着完全的滿足感。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政治上的控制也略微寬鬆一點。我母親常常利用農閒時間出去聚會和傳道，有時候帶上我，有時候帶上二姐或者三姐。基督徒們在一起讀「聖經」，唱讚美詩，互相作見證，一起禱告，並抓住每一個適當的機會，向所有他們說得上話的人傳講福音。那時，我母親似乎有着無限的歡樂和無窮的精力，在幾年裡走遍了家鄉的村村寨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