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六
楊愛程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暴發了。毛澤東不甘於大權旁落，也耐不住「退居二線」的寂寞。他想把自己的「欽定」接班人劉少奇及其主要支持者鄧小平、彭真對人趕下台。他一方面設法取得了周恩來的合作，另一方面着力扶持林彪，並藉助於軍隊的力量，圖謀奪回以往唯我獨尊的權力。我覺得這實際上就是他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動機。

當然，那時候在黨政幹部中已經相當嚴重的官僚主義和腐敗風氣，也是引起毛澤東不滿的一個原因。他和歷代的君王一樣，認為自己「貴為天子」，享受一點不同於常人的特權完全是理所當然。但是，手下的人如果搞得太過份，「龍顏」難免要「大怒」。尤其是當他感到臣下對自己不夠順服時，更要借題發揮，尋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收拾他們。

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公開理由是「反修防修」，因為他看到蘇聯的赫魯曉夫在史大林死後馬上就推行「非史大林化」。他擔心自己死後劉少奇他們也會那樣作。他覺得，現在他們已經有點不把他放在眼裡的樣子了，更何況在他「駕崩」之後呢！所以，他影射劉少奇他們說，中國的「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陰謀家就睡在我們身邊。」

為了把貴為黨的「第一副主席」、「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趕下台，毛澤東、江青和林彪等人，鼓動不明世事的青年學生組織成「紅衛兵」，高喊「造反有理」的口號，製造了二十世紀人類社會上最殘酷、最無恥、最傷天害理的大災難。單就「文革」中導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一項罪行，毛澤東就遠遠超過了他的「天才」先輩希特勒和史大林。令人感到驚奇的是，這一簡單的事實並未在中國以外的國際社會中引起廣泛的注意。甚至於在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中間，仍然不乏為「偉大領袖」歌功頌德的人，足見人心不可信靠，唯有上帝才能真正主持公道。

「文化革命」奪取了幾千萬人的性命，這在一些麻木不仁的學者專家心目中，只是一個無關宏旨的統計數字而已。但是，對於我來講，這卻是個浸透着鮮血的，觸目驚心的事實。因為，這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也奪去了我親愛的母親。

「文革」剛開始時，那場運動還似乎只是城市裡知識階層的事，無非是開開會、寫寫「大字報」、唱唱「革命歌曲」而已。沒想到後來學生們連課都不上了，大家都去「串聯」，都去北京「朝見」毛主席，去延安，去井岡山參觀「革命根據地」，去湖南韶山沖看「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去重新走一遍「長征路」，等等。還有動刀動槍的「武鬥」，接管各級政府的「奪權」，破壞一切傳統文化遺產的「破四舊」，最後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迫害。神州大地上，沒有一處是可以藏身的世外桃源，沒有一個人可以持置身事外的超然態度。

從一九六七年夏天開始，農村里也同樣被鬧得雞犬不寧。我的父母親都多次被拉去陪斗、遊街、多次被打，家也多次被抄。我母親在長期辛勞下，種下了很多病患，特別是心臟越來越弱，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和治療，雖然有堅強的信心支持，還是經不住身體和心理兩方面的野蠻摧殘，終於難以撐持，於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級颱風運動」（林彪創造的術語，意思是要像刮颱風那樣無情地打擊一切「牛鬼蛇神」）前夕悴然逝世，終年五十四歲。

當時，我只有十幾歲，正是需要母親呵護的年齡。我從來沒有想過，母親會突然離我而去。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許多年都感覺麻木，完全失掉了少年人應該有的歡樂愉快，無憂無慮的心情。

母親去世後的第二天，族中的人們便匆匆埋葬了她的遺體，沒有哀樂，沒有詩班，沒有牧師或基督徒為她祈禱。

母親去了，她播在我心中的種籽未能及時發芽，成長。但是，它仍然深深地埋在我的心田裡，雖然受到惡劣環境和氣候的壓抑，卻未曾完全枯萎。它在我內心的深層精神活動里，始終占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地位，暗暗地支配着我的心思意念和行為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