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八
楊愛程

沒有在「毛澤東時代」生活過的人，無法想象作「階級敵人」是什麼感受。但是，如果你讀過「湯姆叔叔的小屋」（又譯「黑奴籲天錄」），就可以多少有點體會。「階級敵人」及其家人在「新中國」所處的地位，於美國奴隸制下的黑人有許多相同之處－他們只能受人驅使，去做最辛苦、最卑下的苦工，卻沒有權利支配自己的行動，甚至沒有權利教訓自己的子女。他們及其親屬都如同在額頭上打了印記的「罪徒」，或者像是古印度的「賤民」種姓，在自己的國家裡，在自己的民族中間承擔着歷史的罪愆，作為人們發泄施虐狂般的無名仇恨的對象。

記得我小時候心裡最感到難受的是，村裡的黨支部派人送給我家一塊小黑板，上面寫着一句「毛主席語錄」：「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他們告訴我父親，一定要把這塊黑板掛在大門口人人看得見的地方，如果因為風吹雨淋，上面的粉筆字模糊不清時，就要重新寫過，務必讓字跡清晰易認。這是曠古以來最為惡毒的侮辱人格的手法。「語錄」中的「他們」，就是指「階級敵人」。誰家門口掛上這樣的牌子，就表明這一家已被劃入另冊，不再是社區中的平等成員，而是「罪徒」，「奴工」，「賤民」，是任何一個「革命群眾」都有權支使，有權監視，有權欺凌侮辱的「另一類人」。那塊牌子在我的心裡留下的印記是如此深刻，以至於直到今天，我還能感到它像壓在肩頭的千斤巨石一樣沉重，令人心悸，令人窒息。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所有的運動都無一例外地要從批鬥「地富反壞右」開始，這幾乎成了一種公式。公社的「民兵」成了行刑隊，每次開「群眾大會」，先由他們把「階級敵人」用繩索捆綁起來，雙手捆在背後，或跪或站，排成一排，由「革命幹部」或「貧下中農」，「紅衛兵」宣讀批判他們的「檄文」，呼口號，往往要加上一陣拳打腳踢，然後拉着他們去遊街。有時候，主持的幹部事先說一聲不許「武鬥」，這一天就好過一些。但是，這樣的幹部並不多。更多的則是故意指使「民兵」去「武鬥」。

我父親是「歷史反革命」，自然是「階級敵人」。母親本不應該是「階級敵人」，可是因為她信奉「洋人的宗教」，又參加過國民黨，所以也被村黨支部當成「階級敵人」對待，和村裡的其它「五類份子」一道被拉去陪斗。

本村開批鬥會時，總會有幾個遠房侄兒之類去捆綁他們，實際上是為了暗中保護，下手有分寸。糟糕的是到外村「陪斗」或去全公社的「批鬥大會」，這時心腸特別歹毒的「革命幹部」常常要「民兵」換位，這村「民兵」斗那村的「階級敵人」，那村的「民兵」再去斗另一村的「階級敵人」，如此等等。這樣，由於缺乏親情，下手就狠。而且，這村的「民兵」看到自己村中老人受折磨，也就更下狠心折磨別村的人。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吃苦頭的只是所謂的「五類份子」。這正好中了「革命幹部」的意。有一次，我父親在遊街中被綁得太緊，雙手雙臂都腫了，頭上身上都讓外村的民兵用繩頭抽得青一塊紫一塊的。我二舅有一次被民兵用石頭打斷了雙臂，還不讓休息，繼續架着他遊街，並不時打他那已經斷了的手臂。我母親也挨了不少打，她過早的死亡與她所受的折磨有着直接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