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十一
楊愛程

在那時的學校里，「階級敵人」的子女是被打入另冊的。入學報到時要填一張表，其中最重要的欄目不是「學習成績」，也不是「操行品德」，而是「家庭出身」。如果「家庭出身」不好，或者像我一樣父母親有「政治問題」，這個學生在學校的生活就慘了。學校里有許多歧視性的政策，如不能參加「紅衛兵」組織，不能擔任「班長」、「排長」、「連長」之類的職務（因為那時學生們是按軍隊的樣式組織起來的）。要隨時向學生幹部和老師「匯報思想」，其它的學生有權監督他們的言論和行動，並向有關當局報告。

上初中時，和我同班的有一個同學，他比我年長好幾歲，當時大概已經有十八、九歲了，並且已結了婚。他的家庭出身是「貧農」，父親是一個共產黨員，管理一個糧食供應站。那時，糧食非常缺乏，管糧食的人自然要比別的人更顯得高人一等。因為，認識他的人，去買定量供應的糧食時，可以拿到質量較好的麵粉，份量也會足一點。不認識他的人就麻煩了。這位仁兄雖然比我年長，寫批判稿呀，思想匯報呀，學習「毛選」的心得體會呀，等等之類的東西時，還得讓我幫他斟酌字句，潤色修改。所以，他對我一直很友善，偶然還敢稱我這個「階級敵人」的兒子為「朋友」。

然而，在我們快要從初中畢業，要升高中的時候，他把兩年多來監視我的一言一行所記下的材料，詳細的寫成報告，交給學校「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說我「思想反動」，不熱愛社會主義，對貧下中農「懷着刻骨仇恨」。寫完了，還自鳴得意地告訴許多同學，說我這個人從此再別想上高中了。那時候，決定一個學生能不能升學，不是看學習成績，而是看「政治表現」，並且不是由老師們做決定，而是由同班同學討論，提出意見，最後由包括沒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革命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和「軍管小組」（革命軍人管理學校領導小組）或「貧管小組」（貧下中農管理學校領導小組）共同組成的「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做出最後決定。

我得知被「朋友」出賣的消息後，心裡非常痛苦，心想這下再也不能上學了。我二姐和三姐已經因為「出身」的緣故失學了，二姐那時已經遠嫁到內蒙古，在那裡當農民。三姐還在老家，和大嫂一道在「生產隊」勞動。看來，我也得重新回到「生產隊」里去，繼續作「奴工」了。這一次，就不是幾個月或幾年的事，而是一輩子的事了。

一九七零年年底，我初中畢業又回到「生產隊」參加勞動。那時，我的父親又因為「解放」前參加過的一項活動被他們「內查外調」，挖掘出來了。他們說他「隱瞞歷史」，過去沒有「老實交待」。其實是他自己忘記了，他的某個老同事想起來就「交待」出去後，人家又來找他查證。他這才隱約記起有那麼一回事。他說大概是一九三九年，國民黨政府派他去隴東辦「合作社」，他曾在靠近共產黨的「陝甘寧邊區」的慶陽地區工作過幾個月時間，按後來公安人員的說法，他去那裡是為了「刺探」共產黨，「八路軍」的情報。

在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中間，我父親為了活命，曾經搜集了一些舊東西去擺地攤賣。這件事也成了他的「現行反革命罪行」。這兩件事加在一起，他於一九六九年被加判有期徒刑五年，「交貧下中農監督執行」。

那時的父親，實際上已經放棄了一切做為父親、做為人的權利和尊嚴，被「改造」成了地地道道的「會說話的工具」。他每天不等「生產隊」幹部叫就早早起床，去指定的地方幹活。什麼活最苦最累，他就去幹什麼活。別人休息的時候，他不休息。就是天下雨，大家都在家，他也不敢在家，總要出去修修這裡的小溝，補補那裡的地壟，或者看管「生產隊」的牲口。冬天每當下雪下霜，他天不亮就去給村黨支部打掃屋頂，院落。他整天拼命幹活，從不多說一句話，就是回到家裡，也很少說話。他對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多幹活，少說話，像他一樣自覺地奉行「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的訓示。

過了兩個多月，學校已經開學多日。正當我開始安下心來，準備接受「命運」的安排，作一輩子「奴工」之時，突然收到了「入學通知」，叫我回到臨潭一中去上高中。那種意外的驚喜，真是無法形容。我當時只知感謝我哥哥的兩個同學，也是我的中學老師張老師和吳老師。不知他們用什麼辦法叫學校「文革小組」網開一面，不理會「朋友」的惡意誣陷，而准許我繼續升學的。現在想起來，真是要感謝上帝的恩典才對。

升了高中以後，「戶口」可以轉到學校里，政府每月發給三十三斤糧食和四兩菜油定量，其中百分之六十是細糧（即麥麵），其餘是粗糧，如玉米粉、豆粉、青稞粉之類。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在農村，終年只有雜糧，細糧極少，油、肉更是難以見到。我們家裡雖然是「階級敵人」家庭，但由於我哥哥和大姐是教師，有政府定量供應的糧食，他們常常會節省一點帶回家。現在，再加上我的定量，我們的食品反而比其它「社員」要好一些。

我從家拿一點雜糧、洋芋、燒柴，學校里有為學生準備的小爐灶。我自己煮一點簡單的飯食，以不餓肚子為滿足。省下細糧再帶回家給父親、嫂嫂和三姐。

哥哥遠在幾百哩外工作，嫂子卻必須留在生產隊勞動。因為，那時從「農村戶口」變成「城鎮戶口」要比母雞變鳳凰還難。哥哥只有在寒暑假期間才能回家。他每次回家，總能帶一點藏地的牛羊肉、酥油和節省下來的糧票(合用來買麵粉)。在假期結束前，他總是要把家裡的屋子修理一番，把半年的燒柴都準備好，這才回去教書。

當我有了「城市戶口」之後，哥哥開始想把我轉到他所任教的瑪曲縣中學去。這樣，他一則可以就近照顧我，二則也可以使我遠離「階級敵人」家庭的陰影，能夠有一點點自由的空氣。如果沒有「城市戶口」，這件事就無法辦到。一來沒有「戶口」，在那邊也上不了學，二來沒有「糧食關係」，哥哥一個人的定量也不夠我們兩個人用。

一九七一年春天，我在臨潭一中上了一學期的學。（那時候，因為「文化革命」把一切舊制度都破除了，學校改為二月開始，十二月畢業，而不是秋季開始，夏季畢業。）第二學期，我哥哥終於設法把我轉到他自己的學校－瑪曲縣中學。一九七一年八月，我乘着長途汽車，第一次遠離家鄉，去一個遙遠的、陌生的、藏族人聚居的地區去生活。從此，我總算擺脫了那塊帶着魔咒般威力的黑牌子：「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