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ZK

在中國的大學裡學過的課程很多，但我認為最有用的兩門課是英語和概率論，其他的課程大抵是在學習名詞（雖然我的專業在國外普遍教授得非常理科化，但在國內卻普遍教授得極為文科化）。

所以大學四年下來學會了許多新名詞，這樣也好，我常常可以用這些新名詞來唬人，效果還不錯的感覺，也因此被人認為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但這一套拿到國外就行不通了，洋鬼子們喜歡多問一個“Why?”，名詞我會活學活用，可一到“Why”的時候就仿佛進入了某種哲學範疇，這個時候我常常想撲上去咬人，可是一想到要維護天朝大國風範就只能忍住。所以後來我漸漸忘記了許多名詞，重新學會了許多形容詞，一聽到“Why”的時候就套用形容詞，但這個時候別人再繼續多問一個“How?”，我只能又去繼續學習許多動詞。

回到英語和概率論上面來。有人說電腦也很重要，這個我百分之百同意，電腦不重要的話估計我今天多半不會在這裡發帖，只是我有限的電腦知識完全沒有來源於某位大學老師，而全部來源於對電腦遊戲的興趣。而非常幸運的是我只需要享用越來越傻瓜的軟件和遊戲，不用參與這些軟體的製造過程，因為一旦涉及到製造過程，對我就像別人問“Why?”和“How?”一樣，難免進入某種思辨的哲學範疇，很累的，當然我知道許多人樂在其中，這是我羨慕不來的。

英語的重要性不多說了，就是靠着它我才親自體會到地球的確是圓的。概率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和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為人生在世不斷地在面臨着各種選擇，有時候是二選一，有時候是多選一，有時候是單項選擇，有時候是多項選擇，只是大家都覺得這樣還不夠熱鬧，於是讓選擇題名正言順地進入了考試，成為了一批人折磨另一批人的工具，也成為了檢驗真理和知識的標準之一。

在沒有學習概率論之前，我雖然也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概率的問題，卻不是那麼系統。所以小學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全國人民都在學習十佳好少年，特別是排在No.1的賴寧時，我便常常在腦袋中幻想：某天，國家的財產突然遭受損失，我奮不顧身地撲上去搶救國家財產，結果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於是被追認為十佳好少年。一開始我以為只有自己才這麼想，結果後來發現不只我一個，更有人將這種YY上升到某種實踐的高度，因為我的一位同學甚至將自己撲滅森林大火而壯烈犧牲的英雄事跡寫到了作文里，被老師當着全班宣讀，結果全班笑趴下。雖然所謂的森林只是學校後門的一個山包，且宣讀的時候那位同學仍然健在，但我一直認為能夠擁有這種舍己的大無畏情感是非常樸實的，我在YY的時候自己都能把自己感動，所以我想那位同學在寫作文的時候估計可以感動得自己流淚。

後來系統性地學習了概率論，再回過頭來看這個事情，就發現知識的確使人進步。如果今天遇到了這種需要搶救國家財產或者保障他人人身安全的事情，我就會先用概率論大概計算一下我利益受損害的概率、受傷的概率，犧牲的概率，犧牲後被追認為十佳好青年的概率，這個計算過程往往很複雜，需要耗費大量時間，而且需要耗費大量腦細胞，通常是計算得差不多的時候，事情已經被別人解決了。所以估計在一個旁觀者看來，大抵我是站在緊要關頭面前無動於衷的那個，可能別人認為我麻木不仁、空虛冷漠，沒有助人為樂和舍己的人性。但我自己是知道的，我其實是想衝上去的，只不過學習了概率論不在這個時候使用一下未免可惜。我其實不是無動於衷，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我的牙關是緊咬着的，眼睛是望着地面作沉思狀的，代表我正在緊張地運算。

所以說，我這個人可能比較理性，因為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首先想到概率與選擇的問題。理性不是不好，例如報紙上說某些盲人被一個大雷夸嚓給劈了一下，一點事情沒有，並且眼睛從此復明，有個別人從此還擁有了X光眼的特異功能，這無疑是非常激動人心的。我是近視眼，雖然我很希望一個大雷劈下來，能夠治好我的近視眼，最好再順便給我一對X光眼，但是經過用概率論的計算，發現這個概率極為差強人意，所以只好放棄，理性萬歲。

但是很顯然有些人可以不受理性的約束也能用概率論，並且將概率論使用得出神入化，甚至超越了理性的範疇。例如原來在“信仰家園”論壇就有一位反基督教高手，此人用概率論計算出基督徒上天堂的概率比不信上帝的人要低出20%，且有80%的基督徒將來會下地獄，這實在是一個創造性的突破。概率論原來還可以用來解決人死後的去向問題，且計算得如此精確，不能不讓人油然而生一股扁人的衝動來。

不過再後來，我知道，這其實既不是概率論的問題，也不是理性的問題，因為概率論這個東西其實非常中性，理性這個東西更加因人而異。就拿第一個例子來說，我使用概率論作為幌子無非是要掩飾我內心中良知與罪性的激烈交鋒，良知占上風的時候，概率論的計算就朝着利於他人的方向發展；罪性占上風的時候，概率論的計算就朝着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而且這個計算過程其實不需要多長的時間，順從良知，一瞬間便可拿定主意，管他什麼概率呢。

還是聖經上說得好：我覺得有個規律，就是我願意去為善的時候，便說明有惡與我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