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考古文獻印證聖經的可靠性

3C.考古學上的證據

猶太名考古家學葛魯克（Nelson Glueck）寫道：“我可以很肯定的說，至今所有考古學上的發現，都沒有一項是與聖經文獻相牴觸的。”葛魯克又說：“聖經中有關歷史記載的正確性是無可比擬的，尤其當考古學的證據能印證它時更是如此。”15/31

亞布萊特教授（Wiliam F.Albright）是世間聞名的考古學權威，他說：“無疑的，考古學已經證實舊約聖經傳統具有絕對的歷史性。”64/176

亞教授又說：“當十八、十九世紀期間，許多重要的歷史學派都懷疑聖經的可靠性，雖然今天仍有一部分當時的學派偶然又重複地出現於學術界，但早期懷疑學派之說均已逐漸被否定了。考古學上的新發現一再印證聖經中許許多多細枝末節的部分，使人們重新認識聖經乃是查考人類歷史的一部最好資料。”2/127-128

孟沃華（John Warwick Montgomery）在“福音派人士與考古學”一文中（Evangelicals And Archaeology）討論到今日學者所面臨的最大難題時，說：“美國聖地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Holy Land Studies）的研究員曹北拿（Thomas Drobena）提醒我們說，考古學家與聖經之間所起的最大爭執，就是關於年代的鑑定問題，這也是今日考古學家們覺得最無把握的領域，這裡科學的演繹說與自己的自圓其說往往取代實際實驗上的分析。”64/4-48（上文摘自“今日基督教”雜誌）

魏思曼（Donald F.Wiseman）在卡亨利（Carl Henry）所編的《啟示錄與聖經》（The Revelation and the Bible,Baker Book House,1969年出版）一書中引用羅列教授（H.H.Rowley）的話說：“今天的學者並不比前一代的學者持較保守的假定開始從事研究工作，他們也不見得比過去的學者對聖經中的故事持較尊敬的態度，只是因考古學證據俱在，使他們責無旁貸。”62/305

翁格（Merrill Unger）在《考古學與新約聖經》（Archaeosogy and the New Testament,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1962年出版）中說道：“新舊約聖經考古學的研究，其目的在加速科學上的新知識，平衡批判聖經的理論，說明、闡述、加強並鑑定聖經與世界歷史及文化背景間的關連性，希望為未來聖經內容的批判上帶來光明的一環。”88/25-26

耶魯大學的鮑羅斯（Mollar Burrows）注意到：“考古學好些時候駁倒新派的聖經批判學說，證明他們的學說多是建立在不正確的假設之上，及一些不真實與人為的歷史發展程序中，這些考古學上具體的貢獻實不容我們忽視。”68/291

布如斯（F.F.Bruce）說：

“凡是別人猜疑路加所記為不屬實的地方，考古學所掘出的碑文都證實它們是可靠的，由此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考古學可以證實新約的記載。”86/331

翁格（Merrill Unger）曾如此結論說：

“根據新約聖經的資料，考古學家們曾掘出好幾座古代的城市，發現過去被人視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考古學以驚人的手法增添我們聖經知識的背景，也填補了歷史上的空白部分。”88/15

亞布萊特教授（William F.Albright）繼續說：

“聖經的批判研究深受近來大量自近東發掘的資料所影響，我們慢慢可以看見，今日仍為人忽視或渺視的新舊約經文，終有一天要被人視為具有歷史上的重要性了。”2/81

鮑羅斯（Millar Brrows）論及不信者所以懷疑的原因：“許多自由派學者之所以懷疑聖經，並不是因為他們對現存的考古資料作過任何仔細鑑定的工作，而是因為他們心中有先入為主的偏見，根本就反對任何超自然的事跡。”79/176

這位耶魯大學的考古學家繼續補充說：“然而全面來說，考古學上的發現無疑地印證了聖經的可靠性。許多考古學因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而使自己對聖經的敬畏之心大增。68/1

“一般來說，這些考古學上的證據，尤其是新近發現較古的聖經古卷，實在增強我們對聖經能歷經輾轉騰抄欲不失其真的信心。”68/42

甘揚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說：

“因此我們可以名正言順地說，十九世紀末葉那些企圖破除舊約中某一部分經文的學說，如今已不能存在，考古學的證據重新肯定聖經的權威性。同時，由於考古學的證據能提供我們對當時的時代背景與社會情況的完整知識，我們因此看出聖經的價值。考古學的工作至今尚未全部完成，但藉現在已挖掘出來的證據，我們看見它已經印證我們信心的確據──聖經的真實性能隨着人類知識日增而更為彰顯。”56/279

考古學也發掘出大量的證據，證實猶太人馬所禮經卷的準確性。

蘭姆（Bernard Ramm）在“耶利米的封印”（Jeremiah Seal）中寫道：“考古學一直提供證據，證實我們的馬所禮經卷的準確性。耶利米封印乃是印在一個酒罐的瀝青封條上，估計是在公元第一或第二世紀時印上的，封條上印有舊約耶利米書四十八章十一節的經文，內容與馬所禮經卷的經文完全相符。此‘封印證明抄寫準確的程度，且沒有因時間上的差距使內容有所改變。’除此之外，公元前第二世紀羅拔士紙草經卷（Rorerts Papyrus）與亞布萊特教授鑑定是出於公元前100年左右的納西紙草經卷（Nash Papyrus）也都能與馬所禮經卷相符合。”37/8-10

亞布萊特教授（William Albright）也肯定蘭姆的發現說：

“我們可以很肯定地相信，希伯來文的子音經卷，雖然不能說是絕對無誤的，但其所保存的精確性仍是任何其他遠東古典文獻所望塵莫及的……最近由敘利亞西方所挖掘出來的烏格里文獻（Ugariticliterature）已經印證各時代的希伯來文聖經，其中的詩詞不但能一直保存着原有的古色，抄寫者的準確性也實在令人敬佩。“63/25

考古學家亞布萊特（William Albright）在《巴勒斯坦的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Pelican Books,1960年出版）一書中論及考古證據印證聖經之可靠性時，他說：

“摩西五經所敘述的內容遠比摩西寫完全經的日期早許多，考古學家所挖掘的證據一再印證其中內容及文體的真實性……只有假說能否定摩西時代的人物並不存在。”61/224

亞布萊特在《亞伯拉罕至以斯拉的聖經時代》（The Biblical Period form Abraham to Ezra,Harper,1960年出版）一書中繼續說，聖經批判家常這樣說：“直到不久以前，聖經歷史家們常習慣視創世記的人物為這個分裂的以色列王國中文士們手創的故事，或是想象力豐富的狂士們，在侵占這個國家數百年後圍着以色列人的營火所說的故事。許多鼎鼎大名的學者們都視創世記十一章至五十章為後為之產品，或是對早已消逝的王朝所編造出來的故事或情節。”67/1-2

亞布萊特教授說：“但如今一切都改變了，1925年以來，在考古學上的新發現推翻這一切的假設。除了少數較頑固的一些老學者外，幾乎沒有一位聖經歷史學家不為與日俱增能用來支持以色列支派傳統歷史的證據所感動，根據創世記的記載，以色列民族的祖先，早在公元前二千年的末期及公元一千年前的頭一世紀時代，已是外約旦──也就是敘利亞、幼發拉底河盆地及阿拉伯北方民族的近親。”67/1-2

鮑羅斯（Millar Burrows）繼續說：

“要想看清這件事實，我們應該明白這些考古資料可以肯定兩種不同範圍的事實：一般性的與特殊性的。所謂一般性的肯定是指事物大體能相合，而不求細節上的相應。以上我們所討論的可以用在一般性的肯定上，等於圖有了，框子也能配得上，音樂的旋律與伴奏均能和諧。這類的證據層出不窮，我們從聖經中找到的物件愈多，考古學上所能印證的也愈多，我們對聖經的真確性也能愈俱信心。若聖經僅來自傳說或小說式的構想，無疑地，終久必要露出馬腳來。”68/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