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這裡必須簡單說明聖經對官職的性質所說的。倘若聖經未曾說到這職務對律法的兩版都涉及，我們也可從外邦作者學到這一點；因為他們當中論到官職，立法和政府時，沒有一個不是從宗教及敬拜神去開始的。所以他們都承認，沒有一個政府能以得福，除非它是以促進宗教信仰為首務；凡只顧到人的利益，而不顧到神的命令的法律，也都是乖謬不合理的。因此，既然宗教在一切哲人的言論中占第一個位置，而且這是為萬國所普遍承認的，所以基督教諸侯和長官若不專心致力於此，就當以自己的懈怠為恥。我們已經表明，神特別命令他們負起這一職責；他們理當盡力表彰並維護神的尊榮，因為他們乃是神的代理人，而且靠着神的恩掌權。經上對一切賢君的稱讚，大都是在乎他們當宗教敗壞廢弛的時候，恢復了對神的崇拜，或是他們專忱注意於宗教，使宗教純潔安全。反之，聖經歷史認為由無政府或缺乏良好政府所產生的一個罪惡，即是“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２１；２５）。這些事證明那些願意長官忘記上帝，而只願長官在人民中間施行公道的人，是多麼愚笨；因為神任命了理政者，並不是只為判決俗世的爭端，而不必顧及那更重要的事，按照神的律法去崇拜他。這種觀點為煽動分子所採取。他們毫無忌憚，醉心新奇，巴不得將那些擁護被蹂躪的虔敬的人，一概驅除於世界之外。關於第二塊法版，耶利米這樣勸告君王說：“你們要施行公平和公義，拯救被搶奪的脫離欺壓人的手，不可虧負寄居的和孤兒寡婦，不可以強暴待他們，在這地方也不可流無辜人的血”（耶２２：３）。詩篇八十二篇也有同樣的勸告：“你們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當為困苦和窮乏的人施行公義。當保護貧寒和窮乏的人，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詩82：3，4）。摩西囑咐代表他的審判官說：“你們聽訟，無論是弟兄彼此爭訟，是與同居的外人爭訟，都要按公義判斷。審判的時候，不可看人的外貌，聽訟不可分貴賤，不可懼怕人，因為審判是屬乎神的”（申1：16，17）。我止住不多說他在另一處，對將來的君王的指導：“不可為自己加添馬匹，也不可為自己多積金銀；不可向弟兄心高氣傲，要平生誦讀律法”（申17：16，17，19，20），以及那充滿於經上同樣的吩咐，叫審判官不存偏心，不收賄賂；因為我在這裡論到官吏的職司，主要目的不在教導長官，乃在對別人指明長官為何許人，神委任他們有何目的。因此我們知道，長官在位，是要維護人民的清白，廉正，和安寧。他們的惟一目的，理當是增進大家的安全與和平。關於這一切德行，大衛宣布他一旦身登王位，將以身作則，說：“邪僻的事，我都不擺在眼前。悖逆人所作的事，我甚恨惡，不容沾在我身上，彎曲的心思，我必遠離；一切的惡人，我不認識。在暗中讒謗他鄰居的，我必將他滅絕。眼目高傲，心裡驕縱的，我必不容他。我眼要看國中的誠實人，叫他與我同住；行為完全的，他要侍候我”（詩101：3-6）。但是，除非長官能保護善人脫離惡人的侵害，而且救助被壓迫的人，他們就不能照大衛的話行，所以他們必須有權力，壓抑邪罪，並嚴厲懲罰那些擾亂治安的人。因為經驗十足證實了梭倫（Solon）的話：“一切國家都賴賞罰來維持，一旦將賞罰去掉，人類社會的制裁就都被破壞廢除。”因為若無賞善，許多人就都會不顧公道與正義；若無罰惡，惡人的暴行也不易制遏。而這兩者都包括在耶利米對君王和治理者的訓諭中：“你們要施行審判和公義”（耶22：3），施行公義就是看顧，恩待，防衛，申辯和解放無辜者；施行審判就是壓抑膽大者，制裁強暴者，並懲罰無法無天者。

十、但是這裡有一個重要而困難的問題發生了。倘若一切基督徒都被神的律法禁止，不可殺人（出20：13），而先知以賽亞對教會也預言說：“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是主說的”（賽11：9；65：25），那麼，官吏流人的血，如何能與信德相融洽呢？但若我們了解官吏施刑，完全不是出於本身，只是執行神的判斷，那麼，我們就不會受窘。主的律法命令說：“不可殺人，”但殺人者不能不受懲罰，所以立法者將刀交與施刑吏，來處置一切犯殺人罪的（創9：6；出21：12）。傷害毀滅本與信徒的品性不相符，但是奉神的命，為義人伸冤，既不是傷害，也不是毀滅。所以我們容易推斷說，在這一方面，長官並不受一般律法管制；主雖藉律法約束人的手，卻並不拘束他自己的公義，這公義是他藉官吏的手來施行的。所以，一位君主雖禁止人民打人傷人，卻並不禁止官吏施行那特別委託給他們的公義。我希望大家總要牢記，凡官吏所作的都不是出於人的專擅，而是出於神的權威，是為他所命令的；在他的領導之下，他們決不會錯誤。因為我們對秉公行刑，並不能找出有力的反對理由，除了我們要阻止神用公義去懲罰惡行。但阻止上帝，若是不合法的，那麼我們為何要誹謗他所任命的官吏呢？保羅說，作官的“不是空空的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羅13：4）。所以君主和臣宰若知道什麼事也不比服從神更蒙悅納，並且他們若要在神面前證實他們的虔誠，公義，和正直，最好是專心致志於此職責。摩西是為這動機所影響，他既知道自己由神的權能註定作同胞的解放者，“他就把埃及人打死了”（出2：12），而且他一天曾殺戮三千人，又刑罰百姓敬拜偶像的罪（出32：26-28）。大衛也是為這動機所影響，在臨終的時候，遺命他的兒子所羅門，要把約押和示每處死（王上2：5-9）。因此，君王的德行之一乃是“要滅絕國中所有的惡人，好把一切作孽的，從主的城裡剪除”（詩101：8）。同樣，詩篇作者歌頌所羅門說：“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詩45：7）。以摩西的溫和恬靜的性情來說，他為何如此殘酷暴發，雙手既已染上弟兄的血，還遍歷帳幕，直至殺戮三千人呢？大衛一生注重人道，他於臨終時遺命其子如此殘忍對待約押，“不容他白頭安然下陰間”，又對待示每“使他白頭見殺，流血下到陰間”，他為何能留下如此殘忍的遺命呢？摩西與大衛在執行神所付託他們的報復上，他們的雙手因嚴厲而成為聖潔，若果寬宥，反倒要被沾污了。所羅門說：“作惡為王所憎惡；因國位是靠公義堅立”（箴16：12）。又說：“王坐在審判的位上，以眼目驅散諸惡”（箴20：8）。又說：“智慧的王簸散惡人，用碌碡滾軋他們”（箴20：26）。又說：“除去銀子的渣滓，就有銀子出來，銀匠能以作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惡人，國位就靠公義堅立”（箴25：4，5）。又說：“定惡為義的，定義人為惡的，這都為主所憎惡”（箴17：15）。又說：“惡人只尋背叛，所以必有嚴厲的使者，奉差攻擊他”（箴17：11）。又說：“對惡人說，你是義人的，這人萬民必咒詛，列邦必憎惡”（箴24：24）。倘若拔劍追討惡人乃是真的公義，那麼當橫行無忌的惡人刀上染滿了血時，你若收刀入鞘，不去追討，這種容忍，不但不能讚美為善良和公義，反而是最大的不義。然而你不可過於殘酷，更不可把法庭作為一切被告的絞架。因為我既不贊成不必要的殘酷，也不以為公平的判決可能沒有仁慈。所羅門說：“王因仁慈和誠實，得以保全他的國位，也因仁慈立穩”（箴20：28）。長官理當戒懼，免得在兩方面犯錯誤：在一方面他不可過於殘酷，以致傷害勝於醫治；在另一方面他不可迷信寬仁，陷入錯誤的人道主義——其實是極大的殘酷——以致姑息惡人，貽害大眾。在羅馬皇帝涅珥瓦（Nerva）時，有一句名言：生活在一個什麼都不容許的君主之下，固然是壞的，但生活在任何事都容許的君主之下，那就更壞了。

十一、既然君主和國家有時必須執干戈，為公眾除害，照樣我們可以推知，那為此一目的而有的戰爭，也是合法的。因為他們既經接受權力，保衛領土安寧，綏靖叛亂，解救民困，懲罰罪行；那麼，他們執行權力，豈有什麼事比擊退那足以擾亂個人安全和國家治安的暴行，背叛，壓迫，殘暴，和種種不法的事更美好的嗎？倘若君主是應該保障法律的，他們就有本分將一切足以敗壞法律的惡勢力擊敗。倘若他們懲罰那為害少數人的強盜，是合理的話，難道他們可以容許整個地區被人劫掠蹂躪，而不加懲罰嗎？凡侵略，擾亂，劫掠他人領土的，不問他是君王或最下流的人，都該算為強盜，加以處罰。因此，照天理和職務的性質說來，君主武裝，不但是要用公義的懲罰來制裁個人的罪行，而且是要用戰爭來保護領土，抵抗侵略。聖靈在很多經文上也宣布，這種戰爭是合法的。

十二、倘若有人提出反對理由，說新約並沒有什麼教訓或例子，足以證明基督徒可以作戰，我就回答說，第一，古時作戰的理由，至今仍為有效；反之，沒有理由可以阻止君主保護人民。第二，使徒的著作不會對這題目有明顯的表示，因為他們的目的不是要組織國家政府，而是要說明基督屬靈之國。最後，他們的著作暗示政治並不因基督降世而有所改變。用奧古斯丁的話來說：“倘若基督教的教訓反對一切戰爭，那麼，當兵丁求問怎能得救時，他們就當蒙指導去拋棄兵器，放棄軍職；然而他們所得的勸告，乃是：‘不要以強暴待人，也不要訛詐人，自己有錢糧就當知足’（路3：14）。吩咐他們有錢糧就當知足，這自然不是禁止軍人的生活。”但是長官在這裡都當極其謹慎，決不可順着自己的情感衝動行事。反之，他們若要施行懲罰，必須不發烈怒，不懷仇恨，不趨過激。他們理當如奧古斯丁所說的：“即令對他們所刑罰的罪人，也當存憐憫的心。”他們若要用武力來對付一個武裝強盜般的仇敵，也不當輕易尋找機會，甚至機會臨到，也不當利用，除非是迫不得已。有一位異教作者曾主張說，戰爭的顯然目的是為恢復和平。我們若要比他高出一籌，就當於未從事戰爭之前，力圖解決之方。總之，他們必不可為個人的動機所左右，必須以大眾的利益為前題；不然，他們就是濫用所賦予他們的權力，這權力不是為一己的利益，而是為造福別人。再者，由於有這作戰的權利，駐戍，聯盟，和其他軍備才算合法。駐戍，乃是指駐紮軍隊於城市，以保衛一國的邊疆。聯盟，乃是指鄰國的君主彼此訂盟，若遇有騷亂興起，他們就彼此援助，聯合他們的武力，抵抗人類的公敵，軍備，乃是指作戰所用的各種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