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一個姓氏以“V”開頭的澳大利亞小伙子，遠涉重洋，來到了雲南省祿勸縣烏蒙山深處一個荒遠的小鎮：撒營盤。馬馱上卸下的行囊像吉卜賽人的口袋一樣鼓鼓囊囊雜七雜八，有望遠鏡、照相機、玻璃瓶、西藥藥片、甚至還有手術刀……這些稀奇古怪的東西讓從沒有見過世面的山裡人驚訝莫名又匪夷所思。行囊中間，最要命的是一摞一摞的小書冊，還有一本黑色封皮的、厚厚的《聖經》。

現在我們已經無法確切描述烏蒙山寨當時的荒涼，和外國小伙子行程的艱辛。正好，我手上有一本幾乎同一時期到雲南省昭通山區傳教的英國人的日記。這個傳教士中文名叫塞繆爾•柏格里（Sanuel•Polland）。到達雲南那一年23歲，與上述澳大利亞人年齡相若。我們可以從這些原汁原味的記錄里大體想象出一個離群索居的外國人初入中國腹地的生存狀態：

“3月8日。禮拜二。乘馬和苦力們離開了昆明。
3月9日。苦力們想宿在狗街。而我們卻讓他們趕到了楊林。
3月10日。在月光下起床動身。於下午五點半趕到雷打坡。費力的行程。
3月11日。向澤地進發。可怕的風幾乎將我和馬吹倒。附近的山上降了雪。
3月14日。日出之前，已經走出20里路。中午時分進入會澤城。隨即取出許多書。到街上趕最佳銷售時間。誰知吆喝了一陣後，竟經歷了一場危險……醒來後，發現自己躺在泥污的地上……
3月15日。上到紅石崖。住這些客店，總能在手抓的傷痕附近發現臭蟲。傍晚，我出去坐在橋上看孩子們遊戲，他們就像家鄉的孩子。我設法讓他們的一些人圍上來，並與之交談，後來還用糖果款待了幾個男孩子。
3月19日。禮拜日。進行了早禮拜。下午出去傳教。
3月20日。寫了幾封信。懶散的一天。
3月21日。去兩個村寨傳教。
3月23日。看望某鴉片病例。下午去街上宣講……
3月24日。訪問了三個村寨。第一個寨子的居民都屬於諾蘇部落。這個寨子位於一片開闊的荒野地帶。我們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出來相當大的一群人。這些人崇拜上天和他們的祖宗牌位……晚上，在東門外講了兩場。一大幫相當粗暴的年輕人跟在我們背後，以少有的方式嘲罵……”
10月20日。聽到另一位傳教士的死訊。
10月21日。今天情緒不好。下午，我出去在山坡上寫信。由於風大，無法寫下去……
11月1日。讀了《約翰福音》。我真不知道怎麼才能吸引這裡的人們。如何才能贏得他們的愛呢？此地的工作竟是如此之艱難。我們所遇到的莫過於詛咒和猜疑了。
12月23日。等待。
12月31日。就我所知，本年度沒有一個靈魂得到拯救……在舊的一年即將結束之時，主啊，我更新了我與你的契約。……我的全部身心都屬於您。我相信您會慷慨地接納我，並知道您是我的。讚美您神聖的名字。阿門！…………
（摘自雲南民族出版社《在未知的中國》2002年版）

來到祿勸縣烏蒙山深處荒遠小鎮這個澳大利亞小伙子，他的異國生活，大體也應該是這樣開始的。

現在，這個澳大利亞小伙子早已辭世，他的屍骨也在大陸解放後某次政治風潮中被人掘出，不知屍拋何處。沉重的墓碑被大砸數塊，也不知石拋何處。1985年，我去到撒營盤小鎮，在祿勸縣第二中學的洗衣處好容易發現了殘碑中的一塊，中學生用來做搓衣板用的。祿勸縣二中校舍就是當年澳大利亞人創建的教堂舊址。密林間一橫蒼老的古教堂還有一個非常權威的稱謂：西南神學院。八十年代尚擔任祿勸縣政協委員、縣基督教會總負責人的李牧師，就是這個神學院的學生。在那塊被搓磨得依稀莫辨的殘碑上，尚存漢、英和彝三種散亂的碑文（所謂彝文，正是這個澳大利亞小伙子為這個山林民族創造的，像一大堆顛三倒四的英文字母），從中我們可以大體看到小伙子的經歷：1874年出生。1904年到中國。1944年，“蒙主寵召而去”。其他的則已模糊難辯。提到石碑上這個外國人，撒營盤家喻戶曉：人人都叫他魏牧師。我仔細查看過，他的英文名好像該是“Victor”，按現在的習慣，譯為“維克托”比較恰當。根據碑上刻寫的時間推算，來時三十歲，死時七十歲——他的生命大部分是耗在了這個遠離故土的異國山林了。

從昆明北去，出大普吉鎮，道路整個兒就在群山深處盤垣起伏了。過48公里，到富民，紅軍長征路過此地，據說只扔了三顆手榴彈就把縣城占領了。《長征組歌》中唱的“兵臨貴陽逼昆明，敵人棄甲丟煙槍，我軍乘勝趕路程”那個“逼昆明”就說這裡的事。再沿山道北行80多公里，就到了祿勸。出縣城繼續東北行80公里，就到了撒營盤。魏牧師的西南神學院，就在距離撒營盤還有約摸三公里一個叫撒老塢的密林中。當地老人說，原先馬幫從昆明運鹽運貨來此，一般總要七八天功夫的。上個世紀之初，尚無公路可通，旅途之遙遠和艱辛可想而知。

其實，和別的國外傳教士相比，魏牧師距離華街鬧市可能是最近便的了。筆者曾經走訪過的德宏州景頗族山區，即便現在通了高速公路,從昆明去還得600多公里的車程,一個世紀前的遙遠可想而知。那兒的山林民族也多崇尚基督，他們的文字也是一堆英文字母的變體。中緬邊境線上的隴川縣，一個叫朋生的景頗山寨，九十年代專門立了一塊碑，記錄美國衛理公會的傳教士為這個民族創造文字的全過程。

或以為那兒靠近南洋，外國人取道海路而來近便得多。那麼，雲南西北部怒江州德欽縣荒野峽谷中的茨中天主教堂，當是遠不可及了。100多年前由法國傳教士帶來的“玫瑰蜜”葡萄苗，至今依然在教堂旁的花園裡枝繁葉茂。幾年前剛剛起步的雲南葡萄酒商為了說明自己產品的源遠流長，甚至還請文人故弄玄虛地編造故事，把這株葡萄苗描述成了雲南現代酒業最早的源頭。那兒位於瀾滄江、金沙江和怒江“三江併流”區域，高山深峽，遠離塵囂，與世隔絕，故有了世外桃園“香格里拉”之稱。風景自然是很好的，環境完全生態。可那些殉道者迢迢萬里而來，並非只作短暫逍遙遊，他們來此，是要一輩子“紮根”啊！

與茨中教堂距離相近、地貌險惡相若的金沙江虎跳峽，七十年代的雲南省委書記周興巡遊至此，發現一座孤零零的石頭古屋固守在孤零零的山岩上，一望而為西方的宗教建築。回來昆明，他曾在會議上很感慨地說了：這就叫貢獻青春啊！我們天天說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我們現在的幹部有幾人能做到這樣？

這定然是一個共同的現象：外國的傳教士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把自己的目光和精力，都縈注在了偏遠的山區，縈注在了少數民族地區。在上面提到的那本《在未知的中國》裡，另外一篇由傳教士埃利奧特•甘鐸理撰寫的專著《在雲的那一邊》道出了其中玄機。文章說道：“早期傳教士們到達中國時，他們所接受的是首次傳教的普遍指導原則。”將目光“盯在漢族身上”，盯在“城牆環繞的昆明、街道狹窄的昭通，以及那些盛產稻穀的壩子上無數個星羅棋布的用泥土築成的村莊裡。”但是在遭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之後，他們才發現漢族“古老而陶醉”，完全不領會“他所宣講的福音，也不了解他的為人，更不必說他的人生價值。由於缺乏理解，也就難免產生恐懼和怨恨，而這種情緒又很容易發展成一種反對外國人的暴動。”這些來自異國的狂熱獻身者終於非常聰明地把開始把目光轉向了“存在於高處及他們四邊的另一群體的生活形式”，他們“隱藏於深山，天然而蒙昧”。

魏牧師面前的撒營盤就是這樣一種情況。那兒沒有漢族地區綿延數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還處於原始圖騰崇拜的階段，沒有宗教。一方火塘、一枚獸骨、一塊石頭或者一株巨樹，都可以成為一個家族或者一座村寨世代崇拜的偶像。“他傳播福音的目標向着這一地區敞開。當跨出將自己送到揚子江彼岸的小船，第一次站在這片神氣的土地上時，他即念頌了一段祈禱詞，期望這片土地能夠聽到福音。”《在雲的那一邊》裡描述的柏格里的勃勃雄心，和魏牧師的勃勃雄心應該彼此相似。基督神學文化像勢不可擋的漫山洪流，很快把烏蒙山林淹沒了。這正好應了毛澤東主席的一句話：“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我們還要借用毛澤東主席的一句名言：“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正是有了像魏牧師和柏格里這樣一批頑強不屈的殉道者，（補充一點：據筆者七十年代的調查資料，上一世紀初，緊鄰祿勸縣的武定縣撒普山區，從澳、美、英諸國來此傳教的牧師已多達12人）雲南烏蒙的山林民族的精神王國不能不俯首稱臣了。

我們還是藉助《柏格里日記》，看一看這些外國佬是怎麼“紮根”山區的：

“12月18日。（按：這是他來柏格里來雲南第三個年頭的歲末）晚飯後，我和老楊（嚮導）帶着一些包穀和幾百文錢，去尋訪窮人。整天都在下雪。在我們的第一個去處，房子在下雨期間已經倒塌，他們就搭了一種圍繞頂棚擺放着包穀秸杆的巢穴。裡面有父親、母親、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除了一爐火之外，一無所有。成群的狼就在周圍嚎叫。我們給了他們一些糧食和錢……我們進行了救助，並答應他們，明日送些藥來。由此而來我有了一個開端。願上帝幫助這些窮苦人民。

12月20日。和老楊一起出去。救濟四個家庭，並護理大量病人。他們都非常友好坦誠。
今天，我們收留了幾個本來要出售的孩子。如果願意的話，我們樂意收留一 百名……
12月29日（按：這是柏格里來雲南第九個年頭的歲末）。今天，我親自做了第一例拔牙術。經過一番扭動之後它就出來了，似一顆潔白的小鈴鐺。
1月14日。（按：第十個年頭的一月）這裡的兩所學校開學了，一所收男孩子，另一所收女孩子；有九個男孩和十二個姑娘。……
2月27日。兩所學校業已滿額。現在的人數超過了一百名。
7月6日。今天，我回顧了我們診所的病歷記錄，我共治療了40位病人。在本年的第一個月裡，我救了20個服鴉片自殺者，而目前到六月，我又智了另外20個這種病人。
9月8日。（按：又一年的8月）……我已經印了二千多本小冊子……勸告人們不要種植鴉片。大多數人高興地接受了它們……
10月2日。……有關天國的知識是對他們最大的安慰。禮拜之後，我們（幫助他們）移去了所有神像，並要在今後某一天把它們全部燒掉……
10 月4日。今天，有25人前來就醫，還有一例拔牙手術。目前，我已經拔除了34顆牙齒。
10 月7日，本星期，我們已在三戶人家中燒了神像。上一個禮拜日，我還在為我們缺乏成功而感到沮喪，這件事的發生相當出人意料。
…………”

這些文字頗多激情歲月中國大學生下鄉參加社會實踐的日記之風。讀完這本八百多頁的日記和相關文字，大體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紮根”中國西部貧困山區的“洋鬼子”確實不能和他們的同胞顛地、義律之流簡單地劃上等號。為了說明這一點，我還是需要用我在撒營盤作出的調查加以佐證。

1985年，我有幸找到了曾和魏牧師一起生活過的唯一的見證人張阿英。張時任撒營盤鎮文化館館長。共產黨員。那年他五十九歲。由於特殊原因，他對當時風起雲湧的宗教活動非常反感（關於這個，我在下面還有敘述），以反感宗教身份而來介紹宗教名人的情況，我以為他至少會在言辭上，向一位陌生人表達對於外國教士必須具有的政治仇恨。

事實恰恰相反。一說到魏牧師他就肅然起敬。張小時候在教會生活，給魏牧師幹些養馬做飯之類的雜活。他除了說到魏對人如何之和藹可親，對事之如何克勤克儉，還特別說到他如何多才多能：可教大家彈琴唱歌、可為鄉親們送藥治病——甚至還能開刀做手術。
我大吃一驚。問道：他能做的最大手術什麼？
張答：割盲腸。
張講述的下面這個故事給人印象猶深：魏的兒子在二戰時期參軍抗擊日本侵略者，不幸在某次戰鬥中墜海殉難。噩耗通過電報傳來——電報先傳到昆明，再由人騎馬把電報從昆明飛馳送達撒營盤，至少兩三天行程——張說收到電報那一晚，魏牧師沒有哭。他一個人在孤獨的十字架前默默祈禱直到東方欲曉，第二天，依舊去四村八寨傳播福音。張說他記得第二天天降大雨，山野一派泥濘，魏就把一種專門的鐵掌捆在鞋底，極其艱難地走出了教堂。這個故事，我在二十年後得到了文字資料的證實：山民們終於找回了魏墓的殘碑，共三塊，基本算是齊了，現在被守護撒營盤大教堂一個叫張正權的老農很認真地保管在蒙滿塵灰的屋子裡。他幫着我把沉重不堪地石板拼在一起，除去完全磨光無法辨認的部分，應該說我們已經可以大約看出一個概貌了。關於上面這個故事，石碑是這樣記載的：

“……返撒老塢再建夷族教會，領人□□，以啟民智。□□後在本堂設高校，助人上進……故四方人等，均樂就焉。學風所振，民智日□……信道者莫不得其澤惠……某次，定赴某教堂□□……當浸於海之□，□耗傳來，翌晨勸之不止。乃含哀赴會，足見老□□□□……”

石碑上方有一個十字架，兩邊對稱地鐫刻着四個標準的楷書：“代天宣化”。碑文字斟句酌，文氣縐縐，定然是當地一位頗有古文功底的先生所撰。在這兒，西方宗教已經非常中國化了。

張阿英還告訴我說，魏死前曾囑咐喪事從簡，但葬禮那天，仍有數以萬計的山民戚戚而來。一直到七十年代，撒營盤還是雲南省一級的著名貧困山區，人口密度很小，如果按四十年代的情況估算，即便幾千人參加，也足夠說明基督文化的地理覆蓋面很可觀了。張說，外國人個頭太高，尋遍祿勸縣也找不到現成的合適棺材，當地人只好把那兒最大的一棵百年大樹砍倒定製，讓心中的聖人安眠其中。聽到這兒，我曾經驀地產生了一個念頭：如果要以此為題材寫一本小說，我將把這株古樹假想為該民族的圖騰。這絕對是一個非常棒的象徵性細節：當巨木訇然倒下的時候，外國牧師終於用西方文化把東方古老的文明斬殺了。

他們對於自己的成功當然是很得意的。曾在雲南省傳過教的埃利奧特•甘鐸理所著《在雲的那一邊》就是帶着這樣的成就感和自豪結尾的：“雲南最初的挑戰被勇敢地接受下來，恰如我們所見，上帝給予的恩惠是豐富的。這種新時代的機會與挑戰能否得到類似的應答？收穫如此豐厚，開啟的大門和機會如此之多，對我們的工作要求不僅來自中國，遍及世界的請求都是那麼迫切……”。

讓這些功成名就的外國人始料不及的是共產黨以風捲殘雲般的氣勢向他們剛剛占據的領地呼嘯而來，很快就把他們的上帝趕得無影無蹤。新政權給山林帶來從未有過的民族平等、土地和各種各樣的實惠。和遠在天上、子虛烏有的上帝相比，毛澤東實實在在就存在於地上的北京城，長相富態，滿臉微笑。雲南省少數民族中的很多幸運兒都被政府送到京城裡親眼所見，並且還握過手。人們當然更願意真心真意地投入共產黨的懷抱。雲南山林和基督的蜜月結束了。埃利奧特•甘鐸理在他的書中“後記”里無可奈何地承認：“要想說清楚共產主義革命所帶來的深淵影響是很困難的。隨之而來的大變動遠非傳教士們造成的那種變化所能相比。……在他們（中國的少數民族）看來，共產主義是為了全人類的話是真的，而他們失去的上只是身上的鎖鏈。……在1951年的昭通，當一位苗族基督土坦率表示支持新政權而受到溫和責備時，他說：”你們外國人都養尊處優，因此你們不如我們了解自己的過去。你們無法體會我們世世代代是如何忍受過來的。這場革命對於我們來說才是一次大翻身。”

從此以後，雲南民族地區的生活日好一日。人們當然願意相信帶給他們巨大實惠的、在畫片、電影、宣傳欄到處可以看到的、活在凡間的笑眯眯的領袖。至於上帝、還有釘在十字架上那個乾瘦老頭，就讓他們回老家去吧。維克托的屍骨，據說就是那種背景下被挖掉的。

雨後青山綠融融
彝山頂上出彩虹
彩虹就是共產黨
太陽就是毛澤東

如果查一查五十年代有多少曲調優美的、歌頌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少數民族民歌，雲南省絕對名列前茅。

讓人感到遺憾的是，山民們和政府的蜜月幾年後也遭遇了危機。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一連串假理想之名進行的荒唐行徑把多年成果消耗殆盡，接踵而來的大災荒讓政府的輝煌形象大為減色。山民是很講究實際的。事實上，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了：洋教士用什麼東西讓耶和華成功闖進了東方民族緊閉的精神領地？物質利益。他們帶來的廉價的藥片、免費的教育、包括蹩腳的拔牙術（柏格里不過剛剛回英國學了一點兒牙科教程，馬上就拿到雲南山區來現炒熱賣）、還有割盲腸……當人民公社這種政社合一的組織形式把農民可以看得見的、屬於自己的權力剝奪，當田園荒蕪、莊稼比長得比野草更加瘦弱，當家家戶戶的鐵鍋全被砸碎，扔進可笑的“土高爐”，而男女老幼、鰥寡孤獨都必須按整齊劃一的時間排隊打飯，讓自己的命運維繫於炊事員抖抖索索的飯勺之上，“共產主義是天堂”的承諾對人們還有多少說服力呢？

一九七一年秋天副統帥折戟沉沙，自我爆炸，接着開始了全國範圍的“批林整風”和落實政策。少數民族政策的落實成了擁有多達24個少數民族的雲南省一大工作主題。省委很快成立了專門班子。“落辦”主任是省委宣傳部長梁文英。這位三十年代太原師範學校的畢業生，曾參加過薄一波組建的山西青年抗日決死隊。投身革命多年，他一直保持着學生時代的正直與血氣方剛。筆者以工作成員身份曾跟隨這位可敬的老者去過許多民族村寨調查研究。每次座談會都由號召社員憶苦思甜開始，繼而啟發路線覺悟，繼而大批林彪修正主義邊疆路線。讓我們始料不及的是：樸實的山民憶苦的起始點總是定位於1958年的大躍進、公社食堂和持續三年的大饑荒，把省委宣傳部長和陪同調研的當地官員搞得常常尷尬，只好連連擺手作罷——這是後話。

還說六十年代的故事。一九六二年，本來經濟狀況開始好轉了。我們有充分理由從理論上向曾經動搖的山民們說清楚任何一個偉大的革命事業，尤其是像要解放全人類這樣的共產主義事業，缺乏經驗、遇到挫折總是難免的，讓他們和政府同心同德，一道攜手共進。可惜，正當他們已經開始重新懷念遠離多年的上帝，而我們卻偏偏又干起了另外一件更加不可理喻的傻事：那一年秋天，階級鬥爭的主旋律開始在全國唱響。“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個階級問題”，這個基調一定，一切問題就都變得非常簡單，同時也變得更加麻煩了。世界上的事情本來就非常複雜。用簡單方法來處理複雜事情痛快是痛快，但註定要出問題，事實上也就出問題了。一九六四年，第十四次全國公安會議明確宣布了：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帝國主義派到中國的兩支反革命別動隊。遙遠山鄉一息尚存、而重新開始暗暗涌動的宗教情結，這回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滅門之災。“西南神學院”僅存的六個學生之一，李牧師，據說就是那回被投進大牢的。八十年代他被“落實”回縣政協已經風燭殘年，政府安排專人陪他到昆明、到北京、到全國各地去參觀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但他永遠就一幅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漠，讓陪員叫苦不迭——正因為這個，我在1985年以文化人身份去採訪他的時候，也吃了閉門羹：這也是後話。

更為深重的毀滅性打擊繼續發生。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方面是生產的大滑坡，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邊沿；另一方面，為了開展這場讓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政治運動而必不可少的個人崇拜，使副統帥有了可能把革命領袖推向高高在上的神壇、把真誠打算拯救世界的英雄全變成不食人間煙火的超人，還有什麼“靈魂深處鬧革命”——這和基督徒“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教義還有多遠距離？既然如此，不准山民崇拜早已稔熟的上帝，而一定要獨尊“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才出一個”的天才，這種訓戒的公信度本身就大打了折扣。

潰塌的思想堤壩只能用思想的粘土來修復，破裂的文化籬藩只能用文化的竹木來編補。可惜，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背離了文化宗旨而注入太多的“武化”火藥。發生在全國各地、旨在消滅封、資、修“四舊”的打、砸、搶、抄、抓，讓地處邊陲的遙遠山村在劫難逃。所有敢於相信上帝的異教徒，誰都別想躲開“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鐵拳頭”。

我重新翻閱當年在省委辦公廳的工作筆記，有一段正好是關於基督教活動的情況。時間是1972年10月間。我跟隨梁部長到楚雄州聽匯報。這個彝族自治州的祿勸縣和緊鄰的武定縣，都是有名的貧困山區、也都是所謂教會活動“泛濫”的重災區。筆記中有一位叫陳銀貴的縣委副書記，他介紹說：“宗教問題，這幾年泛濫有兩個原因：一是原來對教牧人員實施統戰教育政策，情況還比較穩定。後來文化大革命，批劉少奇的上層路線，打擊了這些人，於是敵人又把他們拉了過去。”二是“‘清隊’、‘一打三反’運動又打擊了一些信教群眾，搞‘逼、供、信，’致使群眾對立情緒加重，有人乾脆公開宣布信教，說‘我不學你們的文件，我要去做禮拜’、說‘你們說我們信上帝不好，但我們總不隨便打人’呀！”

山民的話是很實在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事情既然已經走到如此極端，還有什麼好怕的呢？武定縣田心公社小石橋生產隊是個少數民族隊，7戶人家44人全部皈依了基督教，隊長楊某自任長老；會計、民兵隊長等全部成為宗教骨幹，生產隊一開會就首先唱讚美詩，接着才議正事。縣人保組（相當於現在的公安部門）和大隊派來工作組進行整飭，七戶人被批被斗者達六戶。隊長態度最是頑固，於是捆起來：吊。打。問：“你到底信宗教還是信共產黨？”吊得受不了，只好說了：“行。我信共產黨”放下來，緩過氣，動動胳膊，好些了，還是說：“想來想去，我覺得我還是得信上帝……”又吊起來。又打。面對一種悠長的民族精神韌性，暴力往往無能為力。工作組只好向山民謊稱——我的工作筆記如是記錄——“縣上汽車壞了。等車修好了再來抓你。”群眾的回答是：“你們要抓，就把我們全抓走吧！”太過愚蠢的做法大約是被領導批評了，就改換一種方式吧，後來就派人給他們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語錄，讓他們多多學習最高指示情況也許會好些。再送些“半導體”去，讓他們天天收聽北京的聲音——可惜，矛盾激化如斯，固執的山民一律不要：你送過去，他全部退回，甚至乾脆扔了，砸了。

那段筆記還有這樣一些數據：“祿勸縣民族信教的生產隊110個，占70%。1880個正式教徒。1968年以來新發展975人人皆知其中包括幹部隊219，黨員12，團員16，復員軍人12民辦教師10。武定和平、中村兩個公社新封教牧人員10人員人，兩年發展83人。四所民辦中學，一所學校的教師是傳道員，另外三所的教師是信徒。一上課就教基督、唱讚美詩。

“今年5至8月，我們宣傳隊進駐三個月，搜出很多解說七時期的圖畫……還有53年上海印刷的52本聖經。長老都針對現實加以發揮。主題是2000年是世界末日，說硫磺火湖在燃燒，不信教的都要被投入。用《聖經》來解釋文化大革命，矛頭指向M1（M1當是指毛澤東——原文如此。大抵當時為了避嫌，我不敢在書面記錄上直書其名）”

梁部長是一位極其善解人意的老革命，大概正因為這，我們就遭遇過這樣一個局面，也是在農村，也是要請教民座談對於落實政策的要求。有一位中年農民，我已記不清楚他說過些什麼，但一個普通農民在一個高級幹部面前所表現的咄咄逼人語氣和冷峻不屑的眼神，讓我記憶猶新——這語氣和眼神讓我一個普通秘書都難以接受，而部長卻依舊平靜地把一切都聽完了。這些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他們已經不是在等待恩賜，而是要理直氣壯地索回本該屬於自己的權力。

而我，曾經在很輕鬆的氣氛下去私下採訪過撒營盤一位退黨的孤老人。茅屋夜燈下，他向我捧出了一面古老的月琴。六方形的琴面已古黑有年，但鐫刻其上的兩行的漢字對稱工整，依舊犖犖可辨：“跟着共產黨前進，走社會主義道路”。年輕時候鬧土改、鬧合作化，他就是帶着這把月琴弦歌處處，向鄉親們歌頌黨的溫暖和政策，有過好些讓人自豪的轟轟烈烈風光。我問他為何現在卻要退黨而入教會？他愀然良久，說“教會有溫暖啊！老啦，又我一個，生病什麼的，黨支部管麼？每次都是教友給我送來柴米啊！”

暗流本來就已涌動，而那個文化名義下的革命外殼早已千裂百孔。一旦新時期的春日經天，東風化雨，厚達十年的冰封河凍註定傾刻消融，地下暗流註定要以讓人始料不及的、甚至非常過份的形式噴涌而出，四溢橫流。祿勸山區少數民族的村村寨寨，身着盛裝，背着銅號的宣傳隊走村串寨，喜氣洋洋地到處唱詩布道。大大小小的教堂，仿佛一夜之間就從地下冒了出來。過去上邊派來工作組組織學習紅頭文件，社員們常常千呼萬喚始出來，而現在，吃罷晚飯，大家就三五成群，舉着火把，高高興興直往山頭上的教堂奔了。

說到教堂，也許你總會聯想歐洲古老的尖塔和晚禱的鐘聲。上一世紀八十年代撒營盤山區、甚至祿勸縣城的教堂實際上都是非常簡陋的，基本上就是單層的木結構土坯房，相當於生產隊的會議室，但卻收拾得乾乾淨淨。牆正面都是一個大的十字架，兩邊是“道是腳下路，主是頭上燈”一類大紅對聯，四面牆壁則貼滿紅紅綠綠的標語和打油詩：介紹基督教義、還有上帝、耶酥的生平事跡。茲摘錄兩則如下：

群星燦爛夜未央
伯利恆城在睡鄉
天使鳴號齊歌唱
我主誕降多榮光

滾滾塵寰苦無涯
茫茫世間難為家
我主教民一愛字
人間遍開幸福花

這些話語風格和文本格式都完全中國特色。

講經就更有中國特色了。他們學習《聖經》的辦法，很像文革期間紅衛兵學習毛澤東語錄。不管懂與不懂，都一股腦兒只管讀、只管背，只管用最善良的願望去理解它和執行它。我聽過的、最高水平的講道是一次在縣城教會。傳道員很年輕，就三十多歲。那天他講的是《新約•哥林多前書》關於愛的一段論述，短短三行字，他公然有本事滔滔不絕講了整整兩個小時。事前我曾告訴他我從昆明來，希望他最好用漢語布道，他欣然同意了。我不知道他那天是否有意賣弄，總之，他把愛的含義延伸得完全不着邊際。諸如“交愛國糧”、諸如“三中全會”、“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等等等等，全被他東拉西扯捏在一起，村言俚語，張長李短，被他縱橫裨闔，講得得心應口，滿屋子時而欷噓，時而肅穆，時而狂笑。我們且不管他對經典的詮釋是否妥當，但必須承認，他的宣講全沒有了過去工作組宣講“紅頭文件”那種八股腔和沉悶氣，很為群眾接受。

寫到這兒，我要說明張阿英對於宗教活動的憤怒了。作為山區小鎮的文化館長，他的任務當然是組織群眾文化活動，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而現在他面臨困難了：太多的群眾跑了教堂。他曾精心設計了一台歌舞節目，想在火把節上演出，歌頌歌頌大好形勢，壓壓教會的氣焰，不過就兩三百塊錢吧，可哪兒去要這筆費用呢？給上級申請，層層打報告，最後還是不了了之。教會活動壓根兒就不需要看政府臉色。要買廣播器材了、要買錄音帶、銅管樂器了，只要一講，教民們勒緊褲帶也慷慨解囊。有錢的出錢。有米的出米。有包穀、綠豆、紅薯的，出包穀、綠豆、紅薯。教會還辦起了粉房，豬場，開展副業生產積累資金。錢糧湊足了，乾脆就在鎮政府對面的山頭上扯旗放炮蓋起大大的教堂，頂上架起大喇叭，功率和聲音都比鎮政府的大得多，有時沒時就唱讚美詩，把上帝吹得全知全能，把天堂吹的雲裡霧裡：作為鎮政府的文化官員，張阿英能不憤怒嗎？

有一天我去找他，正是黃昏時分。老張說他真想把那個大喇叭給砸掉——當然只是說說而已——薄暮冥冥的茅屋前邊，他正饒有興味地修剪着剛剛嫁接的棠梨樹苗，一臉的無奈和閒適，因為，他年屆六十，馬上就該退休了。

1985年，我在撒營盤呆了近一個月，在那兒讀完了《聖經》和許多有關宗教的資料。和張阿英的悲觀論調相反，我對撒營盤的未來充滿希望。因為那一個月裡至少有兩件事情讓我震動：一是很多商品、包括來自廣東沿海的商品，已經湧上了冷冷清清的貨架；從遠方來此收購藥材和山貨的外省人，也已經絡繹不絕地出入於每天僅收一角五分錢房費的簡易招待所。還有，其時正遇鎮婦聯受深圳還是廣東什麼企業之託，張榜招工。來自四鄉八野的女孩子聞訊趕來，報名處說不完的人涌聲躍。聽說有的少女竟不顧父母的鎖房閉門，破窗而出趕來報名。中國大地上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熱潮已經到來。世代生息於烏蒙山深處的可愛的山民們，已經不再滿足於等待異鄉人來傳播福音，他們要走出去，主動找尋山外的文明。這個潮流才真正的勢不可阻。離開撒壩，我在心裡真誠地為這片土地祝福。

一別又過了近二十年。今年“五一”長假我又去了那兒。撒營盤真像個城鎮了。原來山頭與山頭之間的田野，現在全讓高高低低的屋宇連成了一片。小鎮對面有一片古老的松林，過去，我常常在晚飯後穿過綠野，去粗碩的樹幹間和密密的松針底下徘徊，獨自沉思遙遠山村的過去和未來，現在從鎮政府到那片松林，已經是一條通衢大街，兩岸各色商鋪，貨物琳琅滿目。入夜，歌舞廳門前的閃閃彩光，還會讓人想起大都會最初的繁華之夢。

後來我又去了鎮政府對面山頭的“撒營盤大教堂”——已經沒人去做晚禱。人們忙着收穫莊稼並準備明天早街的生意。打麥機的扎扎聲幾乎通宵達旦。教堂門前的大喇叭也沒有了，只有永遠微笑的張正權老人和他的老伴，還在忠實守護着他們心中的家園。魏牧師的殘碑，就是他們極認真地從蒙滿塵土的屋子裡搬出來讓我拍照的。

後來我又去了撒老塢大教堂，就是原來的“西南神學院”、也就是後來的祿勸縣第二中學。現在，這兒也重新恢復了往日的寧靜。二中已經搬到山下頗具現代氣的新校址了。空曠的教堂只有兩個中年女性守護者接待了我們。黝黑臉上刻滿山區農婦對於艱難生活逆來順受的寬容，和對外鄉人慣常的熱情。她們也說，現在大家都忙，平時就不做禱告了，就禮拜天還來。我問長老在嗎？她們回答，好像趕街去了，也是挺忙的。我只好離開了。

撒老塢在一片青綠蒼翠的群山之顛。走出教堂後門，正好是一片無比開闊的坪地，放眼望去，山濤在茫茫天穹下蜿蜒遠逝，很寂寞又很神秘。重建的魏牧師的墓地兀然出現在我的視野里。墓園由一脈紅磚圍成，墳頭的松柏和院牆的紅磚一樣色澤鮮明，顯然新近初落成。我無法知道這座早已被毀的墓地是怎麼重新走回在這遼遠群山的。鑰匙由長老拿着——教堂守護人如是說——我無法進去，無法近距離地探視掩埋在新冢里的所有秘密，只能拍幾張照片，我遺憾地下山了。

我又在簇新的彝家村寨找到了分別近二十年的退休文化館長。張阿英已年近八十，身體卻依然硬朗。還在家門口我們就彼此呼出了對方的名字。十多年前他修剪棠梨樹苗那個黃昏，孤零零的茅屋前還是一片空空蕩蕩的地壩，而現在，這兒已經建成頗具規模的獨立院落了。雞們和豬們在圈裡焦急地等待主人餵食，狗則繞着遠方的陌生人愉快地汪汪叫。原來那棵幼小的棠梨如今已枝繁葉茂，婆娑的綠葉自豪地伸出圍牆，向路人炫示主人的滿足與快樂。張阿英告訴我，說兒女們如今都已成家立業，沒什麼好牽掛了。他除了參加鎮“老協”的活動外，就是再做些地方文化遺產的收集整理工作。

我們都沒有再討論宗教。這似乎是一種默契：我們都覺得這不是一個需要進行理論探討的問題。幾十年歷史把一切都詮釋得清清楚楚：遙遠的山林和整個國家一樣都已重歸於理性。，而只有理性的社會——我們以為——才會擁有了綿遠悠長的、永葆旺盛內力的歷史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