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什麼恐懼

謝有順

　　現代心理學家發現，人與動物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人對不存在的東西會產生恐懼——他們自己也對這種現象感到奇怪，因為他們不知這種恐懼從何而來。探查這個問題是非常有意義的，它比我們探查一部作品更能有效地觸及心靈的秘密通道。照英國神學家詹姆士·里德的說法，“許多恐懼都是來自我們對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不理解，來自這個世界對我們的控制。”“為了實現完滿的人生，需要我們做的第一事情就是去獲得控制恐懼的力量。”在現代社會，恐懼越來越有力地折磨着我們，到了每一個人都無法規避的地步，這讓我想起十九世紀英國詩人和散文家麥爾茲同他的朋友一道訪問埃及時，有人問他，假如允許他問一個問題，並保證能得到回答，他將向斯芬克斯提出什麼問題，麥爾茲說，他將提這樣一個問題：“宇宙對人類是友好的嗎？”這個懸而未解的問題，困擾着許多自恃聰明的人，讓人倍感世界無常。正是由於人的有限與渺小，比之於宇宙與世界的深不可測，差距太大，才使人對許多無法理解的事物生出恐懼。比如，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都幼稚地認為“四”、“十三”這些數字會給他們帶來不祥，可見，面對世界的無常，人是多麼脆弱而無助。
　　還有許多具體的事物，也在威脅着人類的生存，使人不得不恐懼。比如，苦難，或者說精神創傷，在我們的生活中是無處不在的，不說人類歷史上那些血腥、黑暗的段落，就是現在，思想貧困，情感頹廢，愛情正走向欲望，高貴的精神正在世俗化的生活中退席，暴力增加，無處不在的核威脅，等等，都已經把人類推向了危險的邊緣。這個問題重重的世界，不是人類所能輕易承擔的了。尼采所預言的“超人”並沒有誕生，而現代人卻承受着“超人”才能承受得起的生存重負，這就是他們為何恐懼和絕望的原因。讓我們回想一下古典神話中那個亞特拉斯吧，他可以把世界扛在肩頭在北非海岸邊的亞特拉斯山上散步。但是，如果他將這個世界放在我們的肩上，我們就會立刻被壓垮，因為我們只是一個普通的人，無法承受這個重擔。精神問題也是如此。人從文藝復興之後被確立為宇宙的中心，存在的終極，人便開始要為自己的生存負責，這就好比要把亞特拉斯肩上的世界扛在人的肩上一樣，最終會被壓垮。人要為自己所作的付出代價。一次又一次存在的挫折，把生存的嚴峻性擺到了每個人的面前。在弗洛伊德時代，人類遭遇的還只是性受挫，到現在，成了生存的受挫，顯得更加嚴重了。悲劇也許正是這樣開始的：人作為有限的存在，根本無力為自己承擔一切。我現在回憶起那些古代聖徒跪在地上禱告的情形，他們可以將心中一切的煩惱、痛苦、不幸向那位至高者傾訴，傷心的眼淚可以向他而流，難以負荷的生存重擔可以交託給他，是多麼的幸福啊！
　　可是，二十世紀的人類選擇了自我承擔的道路，這樣，離棄了神聖的信仰，除了人的顧影自憐之外，還有誰來安慰我們呢？當我讀着梵高寫給他的戀人的書信時，我感到這個孤獨的畫家是那樣地需要愛與慰藉；繪畫大師畢加索，一生都用立體法則繪畫，將人抽象成一些線條和方塊，可是，他將他的妻子與情人卻畫得充滿人性，這說明畢加索希望在這些情人的肖像中找到安慰；弗洛伊德在寫給戀人的信中也說：“小公主，當你來到我身邊時，請無理性地愛我吧！”這說明弗洛伊德也渴望在愛中得安慰，只是，他說出這樣的話來，與他自己所堅持的理論差距是多麼的大：弗洛伊德認為性是一切事情的最終目的，他在理論上並不相信有愛的存在。但只要你是一個人，裡面就有一個原初的渴望真愛的本質，這個本質將咒詛弗洛伊德那種以性為中心的思想。當弗洛伊德說出“請無理性地愛我吧”這句話時，你無法想象他的內心經歷着一種怎樣的荒謬和寒冷。
　　梵高、畢加索、弗洛伊德的例子指明了一個共同的事實：人與自我分離了，即存在與本質的分離。就如卡夫卡所說的那樣，我說的與我想的不一樣，我想的又與我願意想的不一樣。這些分離的事實使梵高、畢加索、卡夫卡、弗洛伊德等人深深地陷於恐懼和絕望之中。他們無法使自己成為想要成為的那種人。更嚴重的是，每個人所生活的文化境遇仿佛都是一個巨大的繭，把自我囚禁在裡面。這個繭導致人不單不能順暢地與他人交流，甚至與自我的交流都疏離了。交流的不可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交流，而是人格與人格之間的交流）所帶來的一個結果是：每個人的我都成了孤獨的我。孤獨，真正的孤獨。我想起安東尼奧尼的電影《放大》，整部影片充滿的是按照相機快門的聲音，幾乎沒有什麼對白，即使那幾個模特兒非理性的表演場面，也沒有任何交流的暗示，最後，在網球場上，一個戴着面具的人孤獨地打着網球，沒有對手，這時，鏡頭不斷地拉遠，畫面中的人不斷縮小，直到剩下一個空曠的球場。這部影片與安東尼奧尼的另一部影片《紅色沙漠》一樣，充分表達出了現代人的孤獨、冷漠、毫無交流與慰藉的空洞景象。同一時期的電影大師費里尼、英格瑪·伯格曼，幾乎都在表達這一主題，以揭示人類普遍的精神困境。
　　人以這樣的面目出現在藝術家的視野中，裡面一定包含着藝術家對世界、對人自身的深深的恐懼。鮑斯威爾說：“沒有比恐懼更讓人苦惱的情緒了：恐懼使我們痛苦不堪，並使我們在自己眼中也可鄙到了極點。”蒙田則說：“恐懼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難以忍受。”在這裡，恐懼意味着尊嚴的喪失。當卡夫卡在《地洞》這部小說中寫到那隻小動物豎起耳朵緊張地諦聽着地洞外的動靜時，他已走到了孤獨與恐懼的深淵；英瑪·伯格曼在1962年拍完了著名影片《沉默》，並說他發現了一個重要事實：神已經不在，現在這個世界只有沉默。在這個事實面前，伯格曼非常恐懼。事後他對記者說，他是一邊聽着巴赫的音樂，一邊寫完《沉默》這個劇本的。我想，伯格曼是在用巴赫的音樂來抵擋他內心的恐懼。讓我們再回想一下科波拉的著名影片《現代啟示錄》吧，“我”行走在仿佛永遠走不完的河流上，越來越對將要面臨的事實感到恐懼，當“我”見到那個隱藏在森林中拒絕作戰的軍官（馬龍·白蘭度飾）時，恐懼驅使“我”舉刀向那個軍官砍去，想以此來解除內心壓力，這時，畫面上只有軍官在血泊中痛苦地翻滾，以及他低沉的、絕望的叫聲：“恐懼！恐懼！”這裡面，科波拉讓我們看到戰爭把人性傷害到了什麼程度。
　　恐懼，它比害怕更深刻。害怕是面對一個具體對象的，恐懼卻與焦慮一樣，可能是沒有具體對象、無邊無際的。肉體遭到攻擊（如一隻老虎朝你撲來）會使人害怕，精神的傷害卻產生恐懼，最終帶進絕望。害怕是現在的，恐懼則可以針對未來和不可知的事而發生。那麼，恐懼是如何發生的呢？或者說，人為什麼會恐懼？一隻豬晚上要被殺了，中午它照樣可以很快樂地進食，人卻做不到這一點，原因在於人會為未來的事而憂慮。未來如果沒有安全，沒有因慰藉帶來的幸福，沒有人格與人格之間的交流，人就無法為自身的存在找到合適的位置。他一旦跨出存在的本位，任何的事物都可能給他帶來威脅。沒有了更大的保護者，自身又不可靠，慰藉從何而來呢？人把自己抬高到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卻又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在這種嚴重的生存境遇面前，恐懼是在所難免的了。
　　在探查恐懼發生的原因以先，我首先要說到恐懼的基本形式是什麼。恐懼有許多種面貌，但經歷代哲學家的研究，歸納起來大概有以下幾種形式：一、對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有所恐懼；二、對“不存在”感到恐懼；三、對死亡和消失的恐懼。也許我們還可以想出一些恐懼的其他形式，但以上的三種實際上包含了絕大多數的恐懼類型。恐懼的強度也有不一樣，有的較弱，有的強烈到足以導致絕望的地步，有的則在這二者之間。許多現代人經歷了這種可怕的黑暗，並由此發展出絕望的哲學，基爾凱戈爾就專門寫過一部著作，叫《絕望論》。絕望是恐懼的極端形式，而恐懼又總以顫慄為心理特徵的，他表明人承受了過於他們所能承受的東西，以致心裡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依靠。在存在的威脅面前，人是需要一個更大的保護者的。
　　人為什麼會對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感到恐懼呢？原因在於，自從每個人的自我成了一個繭，把自己與他人之間封閉起來之後，人就無法再了解自身之外的存在，他漠視神聖的存在，也不再想象人存在中的完美性。事實上，人自身的存在是開放性的，他渴望與更高的存在聯合在一起，以彌補自身的不足，所以，東方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西方有“神人相調”的啟示。古代中國人強調“人”必須與“天”相統一、協調、一致、和睦，所謂“參天地，贊化育”，但中國思想中並沒有哪一個神聖實在與“天”相對應，“天”顯得非常空洞，最終就把“天人合一”理解成了“自然的人化”，結果是“人”，而不是“天”；西方思想中的“天”被指稱為神，基督，賜生命的聖靈，“神人相調”是指三一神的神性與它所救贖的人性在時間裡相遇，但不產生第三性，是神人二性，以“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為代表，其最終的合一是合一於“天”——“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如今，在這個瀆神的物質主義時代，東西方似乎都不再崇尚“天”了，而是熱烈地去追求屬地的事物，人的存在徹底地向神聖存在關閉。這種存在的閉抑性使得人開始用人的立場來認識人自己。結果，現代人越認識自身的人性，越往自己的內心深處走，就越會發現人是一個空洞的存在，你根本無法認識自己，甚至越認識還越模糊，以致一切都處於晦暗之中。這個時候，人自然就會產生對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的恐懼。這也就是現代的藝術家們越想認識人，人在他們的作品中就越沒有地位的原因。其實，古希臘的名言“認識你自己”的本來意思是“記住：你將死去”，可是，現代人普遍理解錯了這句話。
　　很早以前讀過美國的薛華博士寫的一本書（書名記不起來了），裡面舉了一個例子，或許可以說明人為何會對未知事物感到恐懼。他說，小孩通常很害怕被單獨留在黑暗而“不具人格”的房間裡，人怎樣安慰他都無濟於事，但在有基督教傳統的西方國家，父母會對孩子說：“不必怕，因為神也在這裡。”這是個簡單而奇妙的真理，因着他們相信神是真實存在的，同樣有人格的人就不必再懼怕“不具人格的”東西了。許多的心理學家，都用這個辦法，實用主義式地表現出相信“神存在”的模樣，卻能對患病者有某種程度的幫助。卡爾·榮格就經常告訴他的病患，在一切生活中要“好像”神是存在一樣，就可以對付心理上的恐懼。在榮格去世的前八天，他在記者對他的最後一次訪問中談到他所認為的神是：“凡是從我外面切入我意志的東西，或是由我的集體潛意識中湧現的東西。”他的建議是，姑且把它稱作“神”，並且向“他”投降。為什麼榮格用這種方式能夠治癒許多人呢？因為神的存在消彌了人里那種對“不具人格的東西”的恐懼，它太真實了。
　　另一種恐懼是針對“不存在”這一存在形態而言的。既然是“不存在”，它用什麼來引發人的恐懼呢？因為現代人普遍不知道萬物的起源和終結，也不知道自己是從哪裡來的，變幻莫測的學說以及存在本身，使他們感到無所適從。並且，現代人大多相信萬物、世界、人都是在偶然和機緣中產生的，這樣就否定了必然和主宰，自然會帶進認識上的混亂。既然一切都是偶然而成的，那每件事就有了無窮的可能性：存在的可能在一個瞬間會變成不存在，不存在的也可能在另外一個瞬間變為存在的，這哪裡還有安全感呢？存在也因為缺乏一個不動的根基，毫無意義可言，人自然就會對“不存在”感到恐懼了。
　　最為強烈的恐懼，也許要算是對死亡和消失的恐懼了。這種恐懼是最具摧毀性的。“記住：你將死去”，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個殘酷的事實。死是那樣的不容置疑。奧古斯丁說：“一切都是不確定的，只有死是確定的。”死的權勢將註銷一切生者的意義：每一個活着的人，都是在死，準備死，最終無一例外地進到死的懷抱中。既然我註定要死去，而且死不由我主宰，它隨時都可能臨到我，那我活着的意義在哪裡呢？對死亡的恐懼實際上就是對生之意義的質疑，它幾乎是困惑所有哲人最根本的問題。那種像蘇格拉底那樣將死當作一種福樂來期待的人畢竟太少了，因為它需要的是為真理獻身的勇氣。柏拉圖的思想就是起源於蘇格拉底的不妥協之死。對蘇格拉底來說，與真理的對話——言說“道”（邏各斯）——能使他無視死亡的某種可怕本質，甚至當掌管鴆毒的人告誡蘇格拉底儘量少說話，否則毒性會發作較慢，須服食二至三份時，蘇格拉底還回答說，且準備鴆酒，“不妨二至三份”。蘇格拉底戰勝了對死亡的恐懼，可是，今時代的人已經失去了對“道”的追尋，他還能夠用什麼來抵擋這一恐懼呢？
　　恐懼意味着一種威脅，時間對我們的威脅，以及自我的缺陷所帶來的自我威脅，這與罪有關，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舊約·創世紀》一書中，亞當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之後，他就承受了神的咒詛：“你必定死！”這裡表明人的墮落是墮落到了時間的制約裡面，死即意味着時間對人構成限制。時間的威脅還不僅在於它將終結我們一生，更可怕的是，它還可能提前用一種強暴的方式來執行這種終結，如疾病、災禍等。因着每個人裡面都有一個渴望無限、達到永遠的願望（生兒育女、著書立說就是為了延續自己的生命），使得人都希望死遲一點到來，事實上人又無力做到這一點，對死亡的恐懼就產生了，因為它是一個隨時都可能來敲門的不速之客。恐懼死的另一個原因是，人無力對自己一生的所作所為負責。人的良知渴望公義、聖潔，而在人肉體裡又沒有良善，活在罪中，人就有了一種為義自責的痛苦。因着人無法帶着自己聖潔的一生去面對死，恐懼死實際上就是恐懼死後有審判。
　　如何才能緩解恐懼並獲得控制恐懼的力量呢？我想，首要的是人必須認識到自己的有限及不足，從而保持對未知世界的敬畏，而不是草率地把自己看作終極，以為自己能夠承擔一切。真正的情形是，人被置身於一個他自己無法左右的世界中，再也不能靠自己有限的力量從恐懼的繭中突破出來，他必須承認人不是自己生存者，他必須相信這個世界有一個比自己更大的存在者，只有這位更大的存在者來守護人的生存，人活着的意義才能得到證實，我們也才能以此來克服對“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對“不存在”，對“死亡和消失”的恐懼。這個事實將變得越來越尖銳，因為人類在今天已經來到了一個極其脆弱的境地，他對自己再也找不到以前的年代裡那種的自信了，或者說，歷史上許多殘酷的事實業已證明，人類在失去了一個更大的存在者的守護時，是有可能變得像動物一樣野蠻和為所欲為的。在這種情形下，人感到恐懼並不奇怪，而要徹底消除一個人內心的恐懼與不安，除非使這個人成為另一個世界的公民——永恆世界的公民。這個世界將給他新的更有價值的力量，給他信心，給他勇氣，使他成功地從恐懼的世界中解放出來。我願意再次引用詹姆士·里德的話：“正是在這個永恆的世界中，基督發現了無畏的秘密。他知道不管是自然的災害，還是人類的殘酷，都不能觸及到他生活於其中的那個永恆世界裡面的事情。在這個永恆的世界裡面，沒有什麼東西會受到水與火的威脅，因為水與火的威力永遠也達不到這個領域。”而帕斯卡爾在《思想錄》中似乎說得更為明白：“真正的恐懼來自信念；虛假的恐懼來自疑慮。真正的恐懼是伴隨着希望的，因為它來源於信念，而且因為人們對自己所信仰的神抱着希望。虛假的恐懼伴隨着絕望，因為人們對自己所信仰的神懷着恐懼。前者怕失去神，後者怕找到神。”確實，終極意義上的恐懼，不是簡單的害怕，也不是一種情緒，它關涉着我們生存的本源，只要有存在感的人，只要不願苟活的人，只要還沒有終止思索的人，遲早都會面臨這個問題，因為它是那麼的真實而不容迴避。哲學家馬克斯·舍勒說，人相對他自己已經完全徹底成問題了。——解決這些問題的開端，就在於對這些問題的正確認識與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