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諾貝爾獎得主余英時 寧靜致遠

曾慧燕

《世界周刊》，2006年11月26日

以「寧靜致遠，淡泊明志」為人生座右銘的著名華裔歷史學家余英時，以治中國思想文化史而馳名國際學界。經過逾半世紀的「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11 月 15 日，余英時與非裔歷史學家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克魯奇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John W. Kluge Prize），兩人將平分一百萬美元獎金，預定 12 月 5 日前往國會圖書館領獎。

余英時教授 11 月 16 日在普林斯頓住宅接受《世界周刊》訪問時謙稱，他是「胡裡胡塗」得獎，個人對得獎以平常心對待。早在幾天前，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已在電話中告知他這一喜訊。他雖覺意外，但內心十分平靜，「獲獎固然可喜，但不會太興奮」。

學貫中西 卓然有成

畢靈頓館長 15 日宣布余英時獲獎時，盛讚他學識淵博，「而他在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方面所作的研究，以及對人性所做的廣泛深入探索，其影響已跨越許多學科和時空領域」。

余英時的同儕形容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在當代以中文創作的歷史學家中，其作品最廣為流傳」。

余英時學貫中西，橫跨「思想世界」與「歷史世界」，兼具學院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之長，並以歷史的達觀、思想的縝密及分析精闢著稱。主要以漢語寫作的余英時，高興首次有華裔學者獲得「克魯奇獎」。他說，這個獎凸顯以華文從事學術研究的地位與重要性，也等於承認華文寫作獲得世界肯定，同時意味美國主流學界對研究中國歷史的肯定，所以，他認為「從這個意義來說，比個人得獎重要得多」。

中國知識界大多認為余英時作為首位華裔學者得獎，對中國史研究學界、世界華人學者都是一大喜訊。如同《紐約時報》報導所言，余英時大部分著作以中文寫成。不過，他強調自己也寫了不少英文論著，除專書「 Trade and Expansionin Han China 」，還有數十篇份量很重的專門論文在各重要學術刊物和論文集發表。他現在正將這些論文編成兩至三本文集，不久即可面世。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余英時英文論著漢語集》，即有四冊之多。而這次獲獎，把他的中文著作包括在內，殊屬難得。

「克魯奇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於 2003 年透過美國國會圖書館設立，以億萬富豪、媒體大亨克魯奇（John W. Kluge）名字命名。克魯奇於 2000 年向國會圖書館捐款 7300 萬美元，以建立一個學者中心及其它學術計劃，包括克魯奇獎。該獎項專門頒給諾貝爾獎遺漏的領域，以彌補諾貝爾獎的不足（諾貝爾獎沒有人文科學獎），獎金高達一百萬美元。這是一個國際性獎項，得獎人國籍、語言不限，作品可用任何文字書寫，目的在於表彰得獎人在人文研究範疇，如歷史、哲學、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宗教、藝文評論以及語言學等方面做出的「重大深遠的貢獻」，故此獎被稱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

克魯奇獎評審委員會指出，此獎評選過程相當嚴謹，首先自全球範圍內邀請 2000 多名大學校長、高等研究機構負責人，以及相關學科的著名學者提名推薦。評選標準有三項：一、其學術研究被同行公認為對本學科具有傑出貢獻；二、在人文科學界具有跨學科的意義；三、對公眾生活產生重要影響。

終審評委會由五位著名學者組成，對經過嚴格審核與篩選後晉入決賽的九名入圍者進行討論，再由圖書館館長親自決定誰能得獎。畢靈頓最後選了余英時和富蘭克林為得獎人。富蘭克林是非裔，畢生致力研究美國非裔史，其成名作為《從奴役到自由》，完全符合克魯奇畢生學術成就獎的條件。

克魯奇獎首位獲獎人是波蘭裔哲學家科拉柯斯基 (Leszek Kolakowski)，代表作是《馬克思主義的主流》；2004 年度得主是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帕利坎 (Jaroslav Pelikan) 與法國哲學家李克爾(Paul Ricoeur)。2005 年克魯奇得獎人從缺。

余英時表示，並不清楚是誰推薦他角逐「克魯奇獎」，他透露兩年前曾獲提名，當年得獎人之一帕利坎教授，是他在耶魯大學時的同事，以研究基督教史著稱。

76 歲的余英時對自己成為本年度克魯奇獎得主頗感意外。與他同時得獎的富蘭克林，高齡 91 歲，曾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現為杜克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余英時是近 50 年來卓然有成的中國史家，尤其對中國歷史思想、文化別具隻眼，並一直着眼於中國文化的當代研究和未來發展。余英時說自己「一輩子在書齋工作」，得獎原因相信是由於「一生的學術成就」，但他不希望外界把他當作多麼了不起的人物，他不要成為媒體炒作的對象，更不希望做「明星」，否則「是對學問的大不敬」。

問他將如何使用 50 萬元獎金？他說還沒有時間考慮這個問題，自得獎消息公布後，來自世界各地的道賀電話及媒體要求採訪的電話響個不停，他感謝大家對他的祝賀，但「希望這個『熱鬧』趕快過去，讓我安安靜靜繼續潛心學問」。他強調，得獎與否，並不加多或減少外界對自己的承認，他是「被動」的，沒有大喜大悲的情緒。

結廬躬耕 無欲則剛

余英時於 2001 年 6 月從普林斯頓大學正式退休，「與太太（名教育家陳雪屏之女陳淑平）充分享受老年生活，我倆人生價值觀相同，不僅是生活伴侶，而且還是朋友」，夫妻感情諧樂和合，心靈溝通，他非常滿意目前的家庭生活。

余英時奉為座右銘的「寧靜致遠，淡泊明志」，出自諸葛亮的《戒子篇》：「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這種無欲則剛的境界，正是余英時追求的。他現在的心情「就怕曝光」。

居住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余英時退休後，近年逐漸淡出公眾活動，潛心著書立說，尤其嚮往「東籬採菊」的生活，與當年諸葛亮結廬躬耕的心境如出一轍。他深有體會地說，退休後才有時間寫自己想寫的書，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他希望爭取更多時間讀書寫作，「追求精神上的松下幽徑和銀河桂影」。

香港作家董橋在「隨筆」中以《聞余英時榮休感興》為題撰文說，余英時「以歷史為專業，只為學術、為國族而求博，也不以當國人導師為己任，平實得很。他今後放下雜務，坐聽露華湘水，閒看風葉楚雲，暫忘魚梁渡頭爭爭吵吵的喧譁，寫意得很了。」

余英時先後在密西根大學任教四年、哈佛 11 年、耶魯 10 年、普林斯頓 14 年，以在普大最久。本來他在 1999 年就準備退休，但校方非常禮遇，一再挽留，延到 2001 年才如願以償。

他說退休的最大感想，就是完全自由了。「教書 40 年，現在可以自由自在做我一直想做、但過去沒時間做的事。這是第一次獲得充分自由。」他又謙稱，「我的知識太缺乏，退休後要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面的書」。

他自言為人低調，與世無爭，沒有政治野心，「從來不想撈取什麼」。

余英時不但寫得一手好文章，還是圍棋高手。他寫「棋道」的文章，趣味盎然，生動傳神。由於名聲在外，大陸的《圍棋天地》雜誌曾經邀他寫文章。一般圍棋國手，在緊要處落下一子，即能提起一條大龍，牽動全局。而余英時正是「歷史研究園地的高段國手」，本着歷史學者的使命感和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及以天下為己任的襟懷，他對「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克盡言責，以文章報國，揮董狐之筆，經常針砭時局直言批評，文章震動士林，引起關注。而他國學根基雄厚，文筆精煉，意涵淵深，言之有物，行文富有文氣和詩才，讀來富感染力，如此清雅的文字功力和為文特色，別人學都學不來。他自言這與他少年時在家鄉安徽潛山沒有受過正式學校教育有關，因此思想比較不受拘束。

余英時祖籍安徽潛山，1930 年 1 月 22 日生於天津，小時候碰上抗戰，住過北京、開封、南京，後來從安慶回到故鄉安徽潛山縣的官莊鄉。他自言九年鄉間生活，讀了一本「珍貴的、無字的社會書」。

「余英時熱」 應運而生

余英時 1950 年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為香港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師從國學大師錢穆，這是他整個人生的重大轉折點。錢穆對余英時的學術思路有着重要影響，兩人既有師生之誼，兼具友人之情。余英時後來以飽蘸感情的筆墨追思錢穆的治學與為人，讀來感人至深。


余英時後來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升，獲歷史學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助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及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 1991 年至 1992 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中國讀書界九○年代掀起「錢穆熱」，繼「錢穆熱」後，2004 年 1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十卷本《余英時文集》及《重尋胡適歷程》等著作，三聯書店也不甘後人，相繼出版多種余英時著作，「余英時熱」應運而生。這位旅美的歷史人文學者，多年來對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大加撻伐，儘管北京當局對他非常「感冒」。可是，他在中國大陸的學術地位日趨重要，著作熱賣，擁有眾多讀者。

余英時的文字可分為三方面：專業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化評論以及針砭時弊的政論。他的近着《重尋胡適歷程》在大陸發行。讀書界高度讚譽說：「在沒有胡適之的時代，至少還有餘英時。」「由胡適看現代中國，是切入現代中國史的快捷方式。而由余英時看胡適，又是深入胡適思想的方便法門。」

余英時成為中西方學界眼中的胡適之後的第二位中國知識菁英大師，他本人卻不希望任何人做「胡適第二」。他認為「做自己才最重要」，「余英時就是余英時」，每個人都做自己，這個世界才會豐富多彩。所以，他這輩子尊敬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大學者，但並不膜拜(worship) 任何一個人。

自 20 世紀八○年代以來，海外漢語學界開始引起中國讀書界的關注，「當代新儒家」成為關注的一個焦點。余英時作為錢穆的弟子，被歸入「新儒家」的行列，而他也正是以這種身分進入大陸知識界的視野。有人推崇余英時為「新儒學權威」。他強調，不希望變成某一種權威，「這種事情永遠不要在我身上出現，這是庸俗的東西。」他也不願接受「新儒家」的美稱。

余英時的自我定位應是一個文化中國人。他在撰寫《論士衡史序》一文時自我介紹說：「我自問在文化意識上始終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我也曾論證過，『中國』自始便是一個文化觀念。」

余英時最感興趣的研究領域是中國知識分子如何把宗教與世俗關懷結合起來。他說：「與西方知識分子比較，他們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使命感。」

「手工業家」 著作等身

華人父母大多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觀念，余英時對此有非常精闢獨到的見解。他說，立志是讀書的第一要義，人總要找個志趣出來，人可以立不同的志，傳統讀書人一立志就要做聖賢，做大人物，現在不必立志做大人物，立志做好某一種事情就行。「如果你根本沒有志，生命就自然流失了。」

他說，每個人都應確定自己的人生奮鬥目標，但不需要人人立志做「大人物」，世上只有一個孫中山先生，不會有第二個，所以每個人都只需做自己，「完善自我」，對自己負責，「這本來就是老生常談的東西」。

有些人把知識看得很重要，一直要做學者。余英時認為，立志做生意、辦學校、開個小店、小工廠，都是立志，跟聖賢立的志比起來並不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用處，一如李白說的「天生我材必有用」。

余英時做學問不做筆記、不畫眉批，卻能引經據典活用一大堆材料，有人對此表示佩服。余英時說：「那也不見得，真正寫嚴肅東西，我必須有書房、圖書館，離開書本，寫東西不習慣、不放心，隨便引一、兩句詩也可能錯一、兩個字，因為人的記憶不可靠。」他不太相信博聞強記這回事，也不贊成故意去背一些東西，把腦子填死掉了。他服膺愛因斯坦的話：「百科全書能查到的東西，我都不記。」

儘管科技發達，計算機大行其道，但余英時不用計算機，不上網，卻著作等身，迄今出版了30 多部學術著作，各種風格的文章不計其數。「太太笑我是『手工業專家』，用手『串』字符串了一輩子」。余英時笑說。

他不但以文載道，更以身作則，做一個真正的「知識人」。自 1989年六四事件後，基於對北京當局血腥鎮壓的義憤，他十多年來不曾踏上中國大陸一步，一直堅定不移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為安置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和組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做了大量工作，卻從不居功。許多流亡知識菁英迄今提到余英時夫婦當年的庇護恩德，仍十分感念。

前陣子有人誤傳余英時訪問中國，他澄清並非事實。他說，早在1978 年，曾以團長身分率領美國漢學研究考察團訪問北京、河南洛陽、四川成都等地。最近他的英文專著《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一書出中文版，舊事重提，時空交錯，可能因此引致誤會。

余英時目前不想遠行，他說「年紀大了飛不動了。」另一方面，他覺得應該儘量爭取剩下不多的時間，再讀點以前未讀過的書，也許還可以在歷史研究方面多作一點工作，取得新的成果。

他認為，一個人要有操守，堅持原則，但不必「在政治上做文章」。不要光聽對方嘴巴說什麼，而是要看他的行為。

他表示，這次得的是學術獎，不必過分強調政治，但他不諱言，從學術、文化的立場出發，肯定人權、民主、平等、自由等等價值，他認為這些都是西方的特有價值，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也找得到根源。胡適早就在中英文著作中論證過，他覺得有繼續深入探討的必要。

他認為，他的自由主義基本立場早已表達得十分明朗，但不想多說了。對於實際政治，他「絕對沒有興趣，更無時間捲入。偶然為各種書寫序談到政治，也只是對受壓迫異議人士表示一種精神上的支持」。

他目前追求的首先是「平平靜靜的生活」。有道是「少年夫妻老來伴」，他說夫妻之間，不僅是生活上互相扶持，而且還要有共同語言，談得來，才能產生精神共鳴。另外，體諒也很重要，余英時的煙齡長達半世紀，早在大學時代就已開始抽煙，成為與寫作分不開的習慣，而太太卻能諸多包容，「這是很難得的。」他一副幸福滿足的表情。


余英時小檔案

余英時，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祖籍安徽潛山，1930 年 1 月 22日生於天津。

●學歷：

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先後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升。

●經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助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1991- 1992)。2001 年 6 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教職退休。

●學術榮譽：

台灣中央研究院第10屆院士(1974)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77)

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1984)

香港大學榮譽博士(1992)

美國哲學會院士(2004)

美國克魯奇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06)

●主要著作：

出版書籍 30 多部，重要著作包括：《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史學與傳統》、《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等。

●出版中文書籍目錄：

1.《近代文明的新趨勢》(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2.《民主制度的發展》(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

(註：以上二書合刊為《西方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台中漢新出版社，1984)

3.《民主革命論》 (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

4.《到思維之路》 (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漢新出版社重印本，1984)

5.《自由與平等之間》 (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台中漢新出版社重印本易名《自由與平等》，1984)

6.《文明論衡》 (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

7.《方以智晚節考》 (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增訂擴大版，1986)

8.《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9.《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 (香港龍門書店，1976；台北華世出版社重印本，1980；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增訂本，1996)

10.《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1981 年增訂再版 )

11.《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12.《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

13.《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14.《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

15.《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森紀子日譯本，東京平凡社，1991；鄭仁在韓譯本，大韓教科書株式會社，1993)

16.《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7.《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18.《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

19.《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台北三民書局，1991；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 年本《錢穆與中國文化》）

20.《內在超越之路：余英時新儒學論著輯要》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21.《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92)

22.《民主與兩岸動向》(台北三民書局，1993)

23.《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24.《現代儒學論》 (美國新澤西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本 )

25.《中國知識分子論》(康正果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26.《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27.《論士衡史》(傅傑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

28.《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

29.《余英時文集》(十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2006)

30.《宋明理學與政治變化》(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

31.《重尋胡適歷程》(台北聯經出版，2004)

32.《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台北聯經，即將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