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米爾頓•弗里德曼而作

像他那樣傳播和捍衛自由－－為米爾頓•弗里德曼而作

作者：劉曉峰
2006年12月22日 9:52:31

2006月11月16日，94歲高齡的米爾頓•弗里德曼因心臟衰竭在美國三藩市自己的家中與世長辭。我從“美國之音”獲得這一信息之後，立即打電話給上海一個著名官方媒體一位過去熟悉的負責人，告訴她：作為一個“要做大做強”的財經媒體，是否應該有所表示？我的希望當然落空了。我不知道，中國官方媒體對弗里德曼辭世的冷漠，是由於對這位當今世界經濟學泰斗的生疏，還是對他一生所倡導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恐懼？唯其如此，我們更應該表達深切的哀思，為了值得景仰的米爾頓•弗里德曼先生，也為中國方興未艾的自由主義事業！

一、弗里德曼對自由的價值懷着堅定信念

1976年，在弗里德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獎儀式上，瑞典皇家科學院艾立克•倫德伯格教授在致辭中說：“弗里德曼對經濟政策可能性的結論大部分基於他對運行中的市場經濟的內在的、積極性質的自由信任。”

在人類二十世紀大部分年代裡，集權主義高歌猛進。強化政府職能的凱恩斯主義如日中天，占據了西方主流經濟思想的舞台；蘇聯快速工業化令人眩目的光環顯示了計劃經濟制度的“空前優越性”；在非殖民化運動中獲得獨立的眾多民族國家急於趕超西方，普遍採用了計劃經濟模式以期通過行政手段高度集中有限資源發展本國經濟。這一切，構成了二十世紀集權主義的國際大合唱。由於戰爭、經濟危機造成的人類巨大災難，當時，即使是許多自由主義者，也由於關注提高大眾福利而淡忘了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對背離自由主義基本價值的嚴重後果失去了警覺。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奠基人、激進的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米塞斯1937年移民美國，此時的美國經濟學界盛行“凱恩斯主義”，米氏竟不為任何學術組織所聘用。 1961年，在有着“堅定而有力的維護自由主義基本價值”聲譽的美國，新當選的總統肯尼迪在他的就職演說竟然說出了一段洋溢着集體主義精神的經典語言： “我的美國同胞們，不要問你的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應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

面對甚囂塵上的集權主義風潮，弗里德曼始終保持清醒頭腦。他為自己撰寫的重申自由主義基本價值的著作《自由選擇》加上了一個鮮明的附標題“個人選擇”！他曾這樣批評肯尼迪總統就職演說的那句“經典”：“具有我們時代的精神的顯著特徵”的“整個句子中的兩個部分中沒有一個能正確的表示合乎自由社會中的自由人的理想的公民和它政府之間的關係”。

在弗里德曼的絕大部分學術生涯中，不管是公共政策領域還是經濟學領域，他的觀點都與那個年代占統治地位的觀點尖銳對立：在公共政策領域同福利國家的觀點爭論，在經濟學領域同凱恩斯主義爭論。1962年，弗里德曼撰寫的、旨在通俗闡述自由主義價值觀、歷史、哲學和經濟學知識的大眾讀物《資本主義與自由》首次出版，由於偏離主流觀點太遠，全美國沒有一份全國性的重要刊物發表對這本書的書評。

弗里德曼對自由價值的頑強信念來自他的堅定理性。他通過分析浩繁的第一手歷史數據和紮實研究，證明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起於美國而後席捲西方的那場經濟大危機，並是什麼馬克思揭示的私有制的固有矛盾，也不是凱恩斯主義者所斷言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源於美國貨幣當局一系列錯誤的貨幣政策。是他們的失誤把一場正常的周期性的蕭條轉化為危害甚烈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後來的歷史證實了弗里德曼的結論------從那以後，由於美國獨立於政府的聯邦儲備銀行發揮重要作用，美國再也沒有發生那種危害深遠持久的經濟危機。

在弗里德曼看來，保護自由並不僅僅是為了限制政府權力，而是因為：人類所有文明的巨大進步，從來不是來自集權的政府，不是響應政府的號召，而是“強烈堅持少數觀點”、“允許多樣化和差異化的產物”。弗里德曼對自由價值的堅定信念，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時至今日，大部分大陸民眾仍然認定“五四”運動是中國步入現代化的起點。在我看來，那個同新文化部運動分道揚鑣、丟掉了“自由”、片面弘揚“民主”、“科學”的青年學生運動，即使能夠主導中國未來，其結局恐怕也跳不出明治維新以後逐漸步入軍國主義軌道的日本工業化模式。就像我們無法想像一個對自由缺乏深刻理解的個人能夠恰當使用民主權利一樣，怎能保證一個不珍視公民個人自由的政治集團帶領這個國家走向憲政民主？

對自由價值的麻木，是當代中國人不幸的根源之一。

毛澤東為了奪取政權，對執意要“統一軍令、統一政令”的蔣介石大打民主牌。殊不知，號稱“解決了農民問題”的毛政權在組織農民選村長、鄉長的時候，卻悄悄摧毀了自由的基礎：土地私有制度——人民公社運動之後的中國農民，有了民主權利嗎？

幾十年後，悲劇再一次上演。

中國農村第一步改革其所以釋放出那麼大的能量，其全部奧秘就在於那一場改革的着力點是把權利落實到了作為經濟主體的個人。而這正是用中國自己最鮮明的事實證明了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觀是正確的。可是，這個基本事實以及需要挖掘的深遠意義一直被中國主流思想界有意無意地迴避。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面對昏庸前任留下的爛攤子，粉墨登場的朱鎔基大刀闊斧治理整頓，舉國上下為之歡呼。殊不知這一場治理整頓公開扭轉了中國改革向自由市場經濟前進的方向，於是，厄運悄悄降臨——集權式整頓最終一方面造成數千萬工人下崗，另一方面則是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泛濫成災！------災難還遠不止於此，在中共十四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幌子下，剝奪普通職工財產權利的“經營者持股”最終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導火索。

結局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中國社會對江澤民朱鎔基時代復辟專制集權的怨恨竟然轉換成世紀之交對自由主義的聲討！這難道不是的一場社會悲劇？

順便說到目前中國中央電視台已經第三次重播的紀錄片《大國崛起》（註：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第三次重播，這在近幾年十分罕見）。該片不乏精彩之處，但“美國篇”中對羅斯福“新政”的詮釋卻及其膚淺。為什麼羅斯福說的是“免於匱乏的自由”而不是“免於匱乏”本身？片中竟未置一辭。

人類文明史的事實是：“自由是古老的，專制才是現代的”。因此，作為直接對抗專制的民主，其最終價值是保障自由，這是完全合乎歷史邏輯的。而在中共的歷史教科書中，中國人的歷史好像是從秦始皇時代才開始，“大一統”的專制統治成了中華民族的“原生態”。其實，離開了保障個人自由，民主的終極價值又在哪裡？統治當代中國人的這個政治集團，宣稱要發展民主（雖然只是口頭）卻絕口不敢提“公民自由”，這其中的奧妙難道不值得深思？

這些事實說表明中國人對自由的真諦有多麼生疏！今天，當改革的欲望再一次在中國大地躁動之際，中國人多次在得意忘形享受集權主義擺設的盛宴時，不知不覺被套上枷鎖的歷史教訓，難道不值得反思？

二、弗里德曼具有捍衛自由的超人勇氣

在許多中國經濟學人的眼中，弗里德曼只是經濟學一個學派——現代貨幣學派的領軍人物。的確，弗里德曼主要是在向政府推薦一種貨幣安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同那些以自己的學術觀點為政府服務的專家學者截然不同，弗里德曼推薦的這種安排的要害在於：它賦予了政府調節貨幣的責任，但同時又限制了政府的權力，從而使政府不會以那種將削弱自由社會的方式行使權力。這就是說，弗里德曼扮演的從來就不是一個幕僚的角色，而是向政府講解自由主義的治國方略。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隨着戰時經濟狀態結束，“新劍橋學派”占據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舞台。這一群年輕的凱恩斯主義的忠實信徒主張中央控制和計劃經濟，認為這是解決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唯一辦法。而弗里德曼則堅持認為“個人自由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主要目標，由千百萬在不因政府控制而被束縛的狀態下做出的計劃才是最有效率的經濟體系” 因此，在那個年代，他的政治與經濟觀點由於“不屬於政治觀點正確”而在大多數美國的校園裡總是少數派。這種孤立狀態占據了弗里德曼的大半生。但是，弗里德曼始終敢于堅持少數派觀點，從不迎合潮流。“在人們將擴大政府職責作為一種社會準則的氛圍中，他卻試圖讓公眾聆聽他的限制政府干預這種新奇的、異端的觀點”。

1947年，他和哈耶克等志同道合者發起成立了“朝聖山學會”，這是遍布全世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交流和傳播自由思想和市場經濟思想的聯合會。

1955年，弗里德曼接受艾森豪威爾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邀請擔任印度政府顧問。當時印度政府“熱戀”計劃經濟，受蘇聯經驗的影響正在制定第二個五年計劃，請求美國對這一計划進行援助。在進行實地考察之後，弗里德曼寫下了題為“對目前印度經濟發展中問題的初步評論”的備忘錄，結論是“……我個人認為，印度的基本問題是提高她的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喚醒希望，打破僵化的社會與經濟結構，引進靈活的機制，讓人員流動，向所有階級的人開放社會與經濟階梯。……” 局外人可能不容易理解，在那個計劃經濟如日中天的年代，在印度那樣一個墨守成規且正做着“強國夢”的僵化社會，需要怎樣的勇氣才能與專家委員會的其他委員採取不同立場，公開表示堅決捍衛市場經濟與私營企業而不是支持政府計劃經濟！

1989年，一名當年贊同並堅持弗里德曼觀點的大學生在回憶三十多年前的經歷時，這樣寫道：“……最糟糕的是，絕大多數同學和所有的教授在多個專題上對我的觀點公開表示鄙夷。” 那時，弗里德曼的著作在一些著名大學被拒絕列入圖書館的檢索目錄。一位來自哈佛大學的研究生在訪問弗里德曼時，充滿敵意地當面說道：“我必須要親眼看一下 ‘中西部的巫師’是什麼樣子的！”

但是，弗里德曼決不從自由主義的立場退縮，他經常在充滿敵意的氛圍中演講。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他作為主要策劃和組織者之一發起成立了朝聖山學會在美國的分會 “費城學會”。弗里德曼同他為數不多的同道試圖通過這個組織，鼓勵那些年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經常充滿敵視的日常生活中增強勇氣”。弗里德曼捍衛自由的勇氣值得我們欽佩！

1990年代中國的產權改革，確實借鑑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些重要思想，如“科斯定理”。但是，那一場改革最後引發激烈的社會矛盾，並不是由於這個原因，而是在不具備實施條件的情況急躁冒進。

科斯定理的完整表述是：從效率的角度看，當交易成本為零，只要產權可以自由流動，則產權的初次界定並不重要。

可見，在科斯定理中，“產權的初次界定並不重要”是有前提的，這就是“交易成本為零”和“產權可以自由流動”。只要這兩個前提存在，則無論最初的產權怎樣分配，市場機制都將通過平等交易把資源配置效率引向最大化。科斯定理的逆命題是，從效率的角度看，如果存在交易成本，產權不能自由流動，則產權的初次界定就很重要。

不難看出，按照科斯定理的邏輯，在正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中，要通過界定產權建立起一個有效率的產權結構，就必須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並完善產權自由交易的市場機制。

決定一個社會交易成本大小和影響產權交易秩序的主要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這就是說，針對中國的現實，要“清晰產權”（中共十四大語），要建立一個有效率的產權制度，按照科斯定理的邏輯，首先就應該進行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法制改革，為清晰產權創造一個制度條件。不難理解，科斯定理並沒有錯，是一些人有意攪和或沒有弄懂。

然而，在江澤民朱鎔基時代錯誤的產權改革方式導致激烈的社會矛盾而引起民間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發泄不滿的日子裡，中國大陸居然沒有一個自稱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經濟學家勇敢地面對公眾說一句：這不是科斯定理的錯！更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錯！而是中共政治改革嚴重滯後的錯！直到今年上半年，一篇洋洋數萬言卻概念混亂的聲討新自由主義的文章在一個具有官方背景、且一些在體制內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經常出沒、號稱“中國改革論壇”的網站上，置頂數月竟然沒有受到應有的批評和澄清，直到有網友對網站提出尖銳批評才撤下來。

三、弗里德曼腳踏實地、堅持不懈地傳播自由主義思想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裡，弗里德曼向同時代的人指出政府干預的危險與自由競爭在建立和維護自由社會的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已經60多歲的弗里德曼在志同道合的妻子的幫助下，認識到了“電視可以吸引廣大的觀眾，由此可以把自由主義的思想傳遞給他們”，這讓他 “非常興奮”。1977年，他應邀為美國公共電視台製作了旨在傳播自由市場經濟理念、題名為“自由選擇”的系列電視紀錄片。這套紀錄片共花了三年時間才製作完成，1980年1月在美國公共廣播系統遍布全美的196個電視台中的72個同時播出。該片後來在主要西方國家和一些西方小國播出，受到了廣泛歡迎。紀錄片的文字版《自由選擇》成為1980年全美最暢銷的非虛構類暢銷書。

沒有製作過電視節目的學者可能不容易理解，由於理性思維和形象思維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一個擅長理性思維的學者要把自己的思想通過電視畫面表達出來，最初是很彆扭、很困難的，需要同電視編導進行非常繁瑣、被動的磨合。因為學者關注的是“邏輯嚴密、理論完整透徹”，而電視編導則要考慮形象、生動， “怎樣才能使陳述打動受眾”；很多時候 “要在西紅柿地里或五金商店拍攝，用那裡的實物做道具討論某些理念”。

據弗里德曼的妻子回憶，弗里德曼最初被弄的“心裡很煩”。後來，電視製作人向他解釋了電視拍攝與書面寫作之間的差異，以及怎樣才能將書面和演講的內容轉換成電視節目，怎樣才能吸引人；弗里德曼終於心平氣和地同電視製作人合作。要知道，這個時候的弗里德曼，並不是一個需要通過電視揚名的書齋學者，而是命滿天下、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全球經濟學界“頂尖人物”、“超級大腕”。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無法想像，如果弗里德曼是一個陶醉於自我傾訴的知識分子，他能夠作出這樣的“委屈”和“切換”？

弗里德曼捍衛和傳播自由主義思想的另一條重要途徑是廣泛參與公共政策辯論。這一點，不容筆者贅述，僅從他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和《自由選擇》兩本大眾讀物中涉及的那些具體甚至繁瑣的問題，就可以看到弗里德曼是以怎樣的情懷關注着現實社會，關注着大眾的生存狀態。

自由主義的歷史軌跡告訴我們，真正的自由主義事業是大眾的事業而不是精英主義的孤獨夢囈。像米爾頓•弗里德曼那樣腳踏實地、堅持不懈地傳播自由主義，是我們在紀念這位逝去的偉大自由主義戰士時應有的自勉！因為，在人類的文明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憲政民主是僅靠執政者的自我克制和讓步建立起來的，而是社會各利益集團艱苦、持久博弈的結果。在這場艱苦博弈中，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承擔着重要責任。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發生的劃時代進步，決不是哪一個人或者政治集團的恩賜，只是證明了自由的價值！——以至於中共政府總理也不得不公開承認，那是中國人民“基於自由的創造”！面對中國的現狀，我們懷念弗里德曼先生、我們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在不遠的將來能夠享受到自由和自尊，就要學習他那種持久博弈的勇氣、能力和技巧。我深信，這是對偉大的自由主義戰士米爾頓•弗里德曼先生最好的紀念！

最後，我們悼念米爾頓•弗里德曼，不得不提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他作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校際交流的經濟學教授同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之間的那段“公案”。最近《南方周末》刊載的一篇署名“薛涌”的紀念文章還以此作為弗里德曼留下的遺憾。限於篇幅，筆者無法提供更多材料，僅引用1977年西班牙文報紙《先鋒報》上一段評述予以說明：“……真正能證明芝加哥學派（“芝加哥學派”即弗里德曼作為領軍人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筆者注）的理論在智利的應用效果的是經濟復甦，還有同時出現的與人權相關的真正的政治自由（工會與政黨）。也就是說。唯一的證明是：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在自由社會中正常運行。”

一九八八年九月，弗里德曼訪問中國時曾經同趙紫陽會晤，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有過精彩建言。“六四”之後，他本人以及他領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成為中共御用文痞口誅筆伐的對象。然而，令我詫異的是，足以澄清弗里德曼同皮諾切特之間那段“公案”事實真相的《兩個幸運的人：弗里德曼回憶錄》，於2004年1月由處於體制邊緣的中信出版社翻譯出版，而不是由體制內的主流出版機構出版。這至少表明，迄今為止，中共當局並不願意恢復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正面形象。這也就是筆者一定要公開表達對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敬意並宣傳他的思想的原因之一。

（說明：本文中的引言出自《資本主義與自由》、《自由選擇》、《兩個幸運的人：弗里德曼回憶錄》、《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弗里德曼文萃》、《諾貝爾獲獎者（經濟學獎金）演說文集》等，恕不單獨列出）（0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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