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人對女性主義的理解至今依然是本質主義的，這種態度忽略了女性主義的歷史性和豐富性。然而還有一種更普遍但是也更錯誤的觀點，甚至僅僅將其視為女性對男性爭權奪利意義上的造反。不少人（包括不少女人）正是抱着這種敵意或者至少是懷疑來猜度女性主義的。其實，女性主義對父權制不遺餘力的批判並非僅僅是旨在爭取分享父權制下專屬男性的權利，顛覆父權制固然是女性主義者的重大使命，但是顛覆的目的不是要以母權製取而代之，而是力圖給人們提供一種新的視角，以重新認識我們生活的世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學者羅斯瑪麗·帕特蘭·童的《女性主義思潮》（英文第二版，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9月）有助於我們全面而系統地認識各種流派的女性主義思想。

許多當代女性主義理論都是從反對傳統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開始定義自身的，因此，自由主義可以成為考察女性主義思潮的理想背景。它的要旨是，婦女的屈從地位植根於一整套社會習慣和法律限制，這一切妨礙婦女進入公共領域並在其中獲得成功。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堅持，社會性別公正要求首先制定公平的遊戲規則，以確定在追求社會財產和地位的賽跑里，任何性別的參賽者都不會處於體制性的不利條件下。

但是，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綱要足夠果斷和激烈、從而能夠完全解除對婦女的壓迫嗎？激進的女性主義者認為不行。她們指出，父權制度是以權力、控制、等級制和競爭為特徵的。不能寄希望於改良父權制，而應該斬草除根。在婦女解放的道路上，不僅必須推翻父權制的法律和政治結構，還必須剷除它的社會和文化制度（特別是家庭、教會和學術）。

對於自由主義的和激進的女性主義討論的婦女解放議程，在某種程度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者不完全信服，她們指出：在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任何人、特別是婦女根本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婦女受壓迫起源於私有財產的引入，這個制度徹底毀滅了人們從前所享受的社群內無論是什麼樣的平等。被少數人、最初是所有男人占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開創了階級制度，它的現代表現形式就是集團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對這種狀況的思考顯示，不僅是更大範圍的社會規範賦予男人優越於女人的特權，而且，資本主義本身就是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如果要使所有的婦女——而不僅是“例外”的某些人——能夠獲得解放，就必須以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將屬於所有人。婦女不再需要在經濟上依靠男人，她們就會像男人一樣自由。

在某種程度上，自由主義的、激進的、還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者，她們各自對婦女受壓迫的解釋都聚焦在宏觀世界（父權制或資本主義），而精神分析和社會性別女性主義者則進入到個人的微觀世界。她們指出，壓迫婦女的根源深藏在婦女的精神內部。精神分析的女性主義者們所關注的在於受壓迫婦女的性角色，這個關注點起源於弗洛伊德的理論。由於所謂的俄迪浦斯情結，男孩放棄他的初戀對象——母親，以便逃出父親的手掌，避免被父親閹割的命運。他的自我（欲望）向超我（集體的社會道德良知）屈服，其結果是，男孩與文化充分地融為一體。他將與父親一起征服自然和女人，這兩者都被認為是含有同樣的非理性力量的。與男孩相比，女孩沒有陰莖可以失去，所以，女孩與她的初戀對象母親的分離是緩慢的。結果，女孩沒有完全融入文化。她不是作為統治者而是作為被統治的對象存在於文化的邊緣。

在對婦女精神狀況的探討上，波伏娃甚至比精神分析和社會性別的女性主義者還要深入。她對婦女的受壓迫提供了本體論的存在主義解釋。《第二性》（The Second Sex）是20世紀有重大意義的女性主義理論文本，波伏娃雄辯地指出，婦女受壓迫源於她的它者性質。婦女是它者，因為她不是男人。男人是自由的、自我決定的存在，他給自己的存在定義；而婦女是它者、對象，她作為對象的意義是被決定的。如果婦女要成為自我、主體，她必須像男人一樣超越所有那些限定她存在的定義、標籤和本質。她必須努力使自己成為她所希望成為的人。

後現代的女性主義者接受了波伏娃對它者性的理解，但把它完全顛倒過來使用。婦女依然是它者，但後現代女性主義者不是把它者解釋為應該拒絕的處境，相反，她們積極肯定這一點。她們指出，婦女的它者性使得作為個體的婦女能夠擺脫出來，批評主導的男性文化（父權制）力圖強加於所有人、尤其是身處文化邊緣者的那些規範、價值和實踐。 　　多元文化和全球女性主義者同意後現代女性主義者的這一觀點：所謂的自我是破碎的，至少是分裂的。然而，對於多元文化和全球女性主義者來說，這種支離破碎的狀況有其文化的和民族的根源，而不是止於性和書面文字。全球女性主義者也有這種自我分裂的感受。在她們的判斷里，歐洲和北美的殖民者不僅掠奪了許多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土地和資源，而且也剝奪了她們的自我身份。例如，在被白人帝國主義者占領之前，非洲人並不認為他們自己首先是“黑人”。在他們的自我定義中，非洲人的膚色並不起作用。是殖民者把“黑人”身份加諸他們，給非洲人灌輸了這樣的觀念：黑人就是“劣等的”，而白人就是“優秀的”。

儘管大多數女性主義思潮流派贊同相關聯的自我觀念，生態女性主義者對自我和它者的關係提供了最廣闊也是最急迫的要求。根據生態女性主義者的看法，我們不僅彼此相關聯，我們也和非人類的世界——動物甚至植物相關聯。不幸的是，我們並非總是考慮到了彼此的責任，更不用說對自然界的責任了。結果，我們用機器耗盡了這個世界的自然資源，用有毒氣體污染環境，我們儲藏有大規模殺傷力的武器。在這麼做的時候，我們還自我欺騙說，我們正在控制自然、提升我們自己。生態女性主義者強調，避免自我毀滅只有一種方式，那就是加強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與自然世界的關係。
在全書中，儘管作者是在代表婦女講話，但也不無痛苦地意識到，除了代表自己講話以外，她並不代表“女人”、女性主義者或者其他任何人。她只是從具體的經驗背景來發言，正如大家也都是這麼做的一樣。她努力使自己避免偏頗，不要僅僅因為一種思想和自己的經驗和認識有共鳴就接受，反之則拒絕。這一嘗試在很大程度取得了成功還是多半失敗了，這必須留待讀者判斷，但無論如何，這種高度自覺的自審意識卻非常值得我們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