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和儒家之"愛"略述

徐世強

提要：儒家和基督教都提倡"愛"，但"愛"在二者中性質是有差別的。儒家主張"仁愛"，力求君民互愛，這是一種社會政治理想，追求充滿"仁愛"的社會秩序。這種仁愛和愛神的關係不大。基督教要求愛上帝和愛人如己，具有"聖愛"性質。因上帝愛我，我也要像上帝愛我那樣去愛鄰人，人們彼此相愛是為了愛神。儒家的"仁愛"要運用一定的善惡標準進行選擇，是將"小人"排斥在外的；基督教的愛具有極大的超越性，主張愛一切人。

徐世強，西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97級碩士研究生。

主題詞：基督教儒家愛

基督教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主流--儒家學說，是影響西方、東方幾千年理想人格追求的主導力量，雙方可資比較的東西很多。有意思的是，一旦將這兩大思想體系對照起來，它們所共有的"愛"的光芒，總是最先吸引着人們的視線。然而，"愛"在這兩大體系之中，卻是不盡相同的。分析其差異、揭示其成因，即是本文之目的。

一、

儒家思想文化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孔子思想的根本，在於"仁愛"二字。對"仁"的解釋，"樊遲問仁，子曰愛人"①，將"仁"解釋為一種"愛"。另，"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②，完善個人人格，恢復"周禮"，也稱為"仁"。孟子對"仁愛"的解釋，主要體現在"仁政"的政治學說中。王霸之辯，他主張"王道"，即以德而非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③。儒家思想中愛的內涵之一，即在於此，它力求君民互愛，而達國泰民安、江山永固。

基督教稱，其本質是"愛的宗教"，耶穌思想的核心也是"愛"。耶穌將其教義的核心概括為"兩愛"：一是愛上帝天父，二是愛人如己。"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重要的了"④。另外，"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日子近了；他既愛世間屬他的人，就愛他們到底⑤。這"愛到底"的"愛"就是基督教道德觀念的核心。保羅，作為基督教普世化過程中最重要的開拓者，他的教導，也集中在"愛"字上。"保羅書信"之一《多林哥前書》，第十三章題為《愛的篇章》，將"愛"稱為"最妙的道"。"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變成了鳴的鑼，響的鼓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我若將所有的周濟給窮人，又舍己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保羅於是結論為："如今常在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⑥。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新教雖也強調"信"，但"信"要以"愛"為依據，因為"愛"是誡命中最大的。

二、

基督教繼承了猶太教一神論的傳統信仰，使基督教教導的"愛"具有"聖愛"的性質：上帝愛我，我要象上帝愛我那樣去愛鄰人。儒家的"仁愛"是一種社會政治理想，體現為追求一種充滿"仁愛"的社會秩序，並遵從之。

基督教和儒家學說，都是相當重實踐的。它們的"愛"的思想精髓，都要在人們的生活中實踐出來。所不同的是，基督教在講"愛鄰"之時，愛的目的卻是"愛神"，"愛鄰"只是"愛神"的一種形式。人為什麼要愛神呢?基督教認為，這是因為神先愛人，神給人的"愛"，要求人以愛作為回應。"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⑦。同時，按教義，人在世時是不得或難得見神的，人如何去愛神呢?耶穌說："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⑧，換言之，人要以"彼此相愛"的方式來愛神。"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⑨。具體來說，在那些既是基督教基本教義，又是公認的"金規則"的倫理規範基礎上，基督徒還要求具有諸如忍耐("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逼迫你，要拿你的外衣，連裡衣也由他拿去"；"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等)、謙卑("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那最卑微的是最大的，不可自稱為義等)、愛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等)⑩等品格，從而能做到像耶穌基督那樣，要愛就"愛到底"。

儒家所倡導的"仁愛"和神的關係並不大，它只是作為達到"周禮"式的社會理想的必然途徑。那要達到的，將是一種完美的社會制度，"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11，到處充滿仁愛，和諧而安寧。為此，要求處於社會關係網絡不同紐結上的人們，明白自己的角色，安分守己，共同維護完善的社會倫理秩序。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得經過兩個步驟：第一是"正名"，確立"名分"--這個原則非常重要，否則"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12，天下必大亂，故只有先把"名分"確立好，才能有條不紊地節制自我、管理家庭、治理國家；第二是要安分守己，做到"非禮四勿"(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這就可以達到充分的"仁愛"了。在家族和家庭關係中，"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13，是說要孝敬父母祖先，兄弟之間相互親愛。但是，這裡必須看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14，這種家族和家庭中的"孝弟"要求，仍然只是社會政治穩定的一種保證，所謂"孝慈則忠"，因而總是離不開嚴格的等級觀念，要在建立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良好秩序後，人人遵守，人人服從才是施行充分的"仁愛"。事實上，這種基於人為秩序的"愛"，往往呈現為從上到下的一種恩賜關係，而從下到上，則必須是嚴格的尊敬和服從，那就很難說都是出於"愛"了。

三、

就"愛人"的方面而言，在實踐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上，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具有較明顯的差別。基督教對"愛"的實踐，被看作一個"彰顯"的過程。由於人類的原罪，人的本性是沒有愛的，愛，只是神給與人的一種"恩賜"。人所行的，就是要照上帝的意願去顯明他"愛"的這一"恩典"。同時，神還有至善、完美、無限等屬性，因而在神面前，一方面，所有的人都不完美，都是罪人；另一方面，人和人的差別哪怕再大，都算不得什麼，任何先天和後天的限制，都可被打破而變為無。因此，在"愛"的"彰顯"過程中，要求做到平等--即平等地愛任何人，又平等地得到任何人的愛，甚至仇敵之間，也當如此。耶穌對門徒說："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來了"15。這就是說，人們要彼此相愛，並要在彼此相愛中去體現"神愛"的本性。

儒家所說的"愛人"，則不盡相同。儒家的"愛人觀"，是基於"人性善"的假設之上的。"人之初，性本善"，孟子的這一教條，一直深置於中國人的內心深處。同時，"性相近，習相遠"，儘管人為善，人卻千差萬別，受着諸如遺傳、智力、家庭環境、教育狀況等先天、後天條件的制約。人們在"愛人"時，也是受制於這些條件的。人性的善，只是提供了愛的可能，後天的"習"，才是決定人與人之間當愛與否、如何去愛的根本因素，這樣，自然不可能去愛一切人。孔子發現"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未有小人而仁者也16。他還認為，"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17。可見，"仁愛"只是屬於"君子"的德行，"小人"是談不上的，他們只有如何服從驅使的問題，不會去愛人，也不配得到人的愛。這樣，就總有一些人，是被排諸愛與被愛的行列之外的。可見，"仁愛"在這裡並不具備普遍性。

四、

基督教"愛"的第一前提，是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肯定和重視。《聖經》記載，神以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類。根據這一教義，人既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出來的，就比其他的"受造物"具有更大的價值和尊嚴。這樣的價值和尊嚴是無條件的。只有肯定和重視它們，才會有普遍的"愛"和"愛到底"的可能。儒家的"愛"，則需回到一定的社會規範中來，在那裡，有君對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則"有恥且格"18，以犯上作亂為恥，心服口服地歸順於君；有家族家庭之中的"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朝廷之中有"君臣之義"；鄰里之間有"朋友之信"19。於是整個社會其樂融融、井然有序，這才是普遍施行"仁愛"的境界。

基督教"愛"的另一前提是，這"愛"來源於神。基督教認為，"神就是愛"。人按神的形象被造的原則，意味着人反映了創造者，從而人被賦予了"愛"的本性，即愛和被愛的需要。人類始祖犯罪，曾使人背離神，人的這一本性隨之喪失，但耶穌基督，作為神的獨生子在十字架上被釘死之後，神以這種犧牲自己獨生子的方式，重新修復了人和神的關係。因此，神始終是"愛"的源泉。儒家的"愛"，全發之於人自身。人性的善，規定了人有普遍施行"仁愛"的可能，這種可能可以在"克己"的過程中轉化為現實，和神沒有多大關係。對神的態度，儒家是"敬鬼神而遠之"。這種對神的冷淡疏遠，反過來就是肯定人有足夠的能力，通過自己的努力，能達到普遍施行"仁愛"的理想社會。當然，孔子在解釋"仁"的源頭時，由於歷史的原因，不能不歸結到"天命"或者"天意"，他甚至有"天生德於予"的神秘使命感，但承認天和天命，遠不是儒家的思想主流。

五、

基督教信仰以神為中心，耶穌基督具有神人二性。就其神性而言，他與至高神同等。儒家學說不是宗教，孔子也不具有這樣的神性。他的教導，儘管一直影響着中國乃至整個華人文化圈的理想人格追求，但孔子本人，始終只是被普遍地敬為一個偉大的文化體系--儒家文化的創始人。這種不同，可以認為是兩種思想體系各自"愛"的原則，在實踐結果上的一種不同。耶穌所宣揚的"愛到底"的"愛"，和孔子所倡導的"克己復禮"的"愛"；基督教所追求的人人公義無罪的天國圖景，和儒家學說認為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過程，所能達到的大同社會理想，在最深層次的意義上說，都具有同等終極的審美價值；作為兩種理想的人格追求所指向的最高境界，它們都體現了人們對某種"終極的關懷"。從本世紀世俗神學普遍關注此生和現世建設的觀點看，我們甚至可以將它們視為同一目標。思想觀念和教義上的不同，只是這一理想目標的實現在途徑上的不同而已，正如同樣一個山頂，可以經由不同的山路到達一樣。可以認為，在這兩條起點不同的道路上，基督教的起點，是人性的墮落和神的救恩，而儒家思想的起點，則是人性的善和人自身的努力。

這兩條道路幾乎是截然不同的，它們最本質的區別在哪裡呢?基督教根據原罪的教義和人性卑微的觀點認為，人單靠自身的努力是達不到"天國"理想的，也不可能實現普遍的"愛"，因為人若單靠自己，從罪惡到罪惡、從卑微到卑微，是無法突破自己的有限和自私的本性的。於是，真正的普遍的"愛"，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必須求助於神，必須由神以一種"恩賜"的形式，從"上面"來施行拯救，從"前面"來引導實施"博愛"。儒家施行"仁愛"的邏輯卻是：既然人性為善，人就有可能實現普遍的"仁愛"，只需克制自我、共同努力即可。

純理論地講，至善的"國"必由至善的"民"組成，因而，人的至善是社會至善的前提。至此，我們不難發現，這兩套邏輯的真正分歧在於：人到底能不能通過主觀努力，而超越自己達到至善、達到無私。用基督教的話說：人能否通過努力"守律法"而"得救"；用儒家的說法：可否由"克己"而達到真正的"復禮"。由於"原罪"，人非生而至善；由於"習相遠"，人需努力而達至善。如果人能通過主觀努力，克服自己的非至善性因素，並能達到至善，那麼至善的社會理想便可實現；否則，人類無法實現這樣的社會理想。

人主觀努力的過程，是實踐活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的理性能否指導人達到至善，從而追求到至善的社會理想呢?這就是理性至上性的老問題。兩千多年來，哲學家們一直對理性是否具有至上性爭論不休。理性主義者相信，人類理性可以指導人達到至善；相反，懷疑主義一再對理性的至上性提出疑惑，認為理性也有無能為力的地方，在那裡，必須放棄"理性的驕傲"，而運用"信仰--啟示"的邏輯。理性的至上性是否存在，是由之指導的實踐活動可否達到至善的邏輯前提。

六、

"信仰是超乎理性的，是跳躍批判的，某一對象，一旦被賦予信仰的至善性，理性批判就對它失去效力。對於信仰者來說，他的信仰即是至善，是一切思維的出發點，理性活動只有在服從他的信仰的前提下才能開展活動"20。基督教是一種信仰的文化體系，它的"愛"，是以信仰作為基礎和保證的。由於信仰的前提，這個"愛"的觀念，是在至善的"神愛"的引導下，被付諸實踐的，因而具有極大的超越性。作為普世性的、以"愛"為核心的宗教，基督教正是靠着信仰的力量，將"愛"的一切限制和條件都超越和突破的。相反，儒家學說則不是宗教不是信仰，更主要地，它是一種理性的社會政治理論和倫理觀念體系；同時，人的追求並不僅僅限於政治理想；還有，人們對某種學說的信奉，與對其創始人的信仰，是不盡相同的，孔子始終沒有被當成"唯一真神"來崇拜--所有這些，都使儒家所倡導的"仁愛"，沒有象基督教的"愛"那樣高的超越性。孔子所依據的理性原則，僅僅是肯定"人同此心"，即每個人都有向善的追求。他強調"為人由己"，就是強調"克己"是每個人發自內心的自然而然的理性要求。由於"習相遠"，實際上人們是依據自己內心認定的各種標準去實踐"仁愛"的。生活是複雜多樣的，現實中標準的多元化，常與"人同此心"和"為人由己"的假設相衝突，從而限制了儒家"仁愛"思想超越性的提高。

總而言之，依據信仰的邏輯，基督徒在實踐"愛"的精神時，理所當然，不講條件，因為這是他們的信仰使然。儒家則必須依據理性的原則，在誰愛、愛誰、怎樣愛等一系列"愛"的環節上，都得運用一定的是非善惡判斷標準進行選擇。各種各樣的標準，由於是"克己"的需要，因人而異，因而都是相對的。想必這兩種"愛"之不同，其最深之處，當在於此。

(責編：建明)

1.2.11.《論語•顏淵》
3.《孟子•公孫丑上》
4.《馬可福音》12：30、31
5.8.15.《約翰福音》13：1、35，13：34，13：35
6.《多林哥前書》13：1、2、3、13
7.9.《約翰一書》4：19，4：20、12
10.《馬太福音》5：39、40、41、3、44
12.《論語•子路》
13.14.《論語•學而》
16.《論語•憲問》
17.《論語•陽貨》
18.《論語•為政》
19.《孟子•滕文公上》
20.參見謝文郁：《失魂與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