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億倖存者：向死而生 -|王怡 發表於 2008-5-29
南方人物周刊》特稿，此為全文，署名王書亞。

我們是倖存者，我們不死，不是因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們。
我們不死，是因為我們被賦予了改變這個國家的責任。

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漢樂府·上邪》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

——《舊約·雅歌》

5月23日，地震中被毀損的“大禹故里”牌匾，從北川廢墟中清理出來，專程送往了綿陽文物局。除了對生命失喪的哀慟外，這個國家被大地震刺痛的，還有兩樣，一是改革30年後，當代社會對民主政治、社會參與和個人生命權利與尊嚴的痛切呼喚；二是中國文化古老源頭的毀壞與重生。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線的汶川、北川，平武、茂縣、青川、黑水等震區，在今天的中國地理和文化版圖上，實在都顯得太過偏遠。但從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駹國版圖內。如果說大地震發生在佛誕節，只是一個文化的巧合。那麼古蜀文明和中華文明最幽深的幾個源頭被毀，對這個族群的深層影響，和孩子們已逝的鮮活生命一樣，都叫人悲切，難以自抑。

羌族的意義，並非56個少數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覆出現的唯一一個氏族名稱，中華族群和巴蜀文明最古老的源頭之一。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與黃帝部落通婚後，流出炎黃子孫。如今，這一中國最古老的族群僅存30萬人，散居在此次大地震的主要受災縣。北川是全國唯一的羌族自治縣，被認為是大禹的故鄉。但唐代的司馬貞注《史記》，說禹為西羌，“生於茂州汶川”。

另一個源頭茂縣，被稱為古羌之源，該縣的松坪溝，一說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華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來自羌族，茂縣的疊溪鎮，則是蠶叢稱王、巴蜀立國的開始。而這個鎮，早在1933年8月25日的疊溪大地震中已經消失。

5月12日之後，我們不但在突如其來的一場災難面前是倖存者。我們也是這一百多年不斷掙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華文明的倖存者。文化是社會的靈魂，政治是民族心靈的外觀設計。我們活在其中的，是無數生命匯聚、影響和傳承的產物，當一部分人在災變中失去生命時，我們不但失去了他們，我們也失去了自身靈魂的一部分。

於是災難總是反思與革新的契機。當大地忽然搖動時，一個人一輩子積攢的不動產，一個國家30年來的GDP崇拜，都開始顯出荒謬。當百萬志願者來到四川時，就像當初幾十萬川軍出去抗戰，日常生活被打亂了，日常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就被懷疑。這些可愛的志願者身上，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對災民的同情，和救援的道德熱情；我們看到的，更是一種生命的理想主義情懷，和對我們在512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體制的一種否定。就像那位來自深圳的志願者說，“機會難得，這麼大個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像尹春龍，在奇蹟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馬元江後，他興奮地對同伴說，“有些歌星奮鬥十年才達到我們今天的成就”。

這並非對英雄的否定，恰恰相反，所謂英雄，就是他在某個時刻的抉擇，高度藐視和否定了唯物主義的生活邏輯和價值排序。因此救援、重建與反思，不但指向災民，也指向舉國之人。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園，更指向心靈的重建，政體與文化的變遷。512之前，我們是怎麼活的，社會是怎麼鼓吹的，國家是怎麼治理的；512之後，無論個人、社會還是國家，我們的價值排序應該有所不同了。我們是倖存者，我們不死，不是因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們。我們不死，是因為我們被賦予了改變這個國家的責任。

23日，國務院公布了21個省份對口援助災區市縣的名單。在被毀去的大禹故里，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許象徵着中國文化百年苦旅之後的一次重生。每一個文化與信仰群體、每一種民間力量，每一個行政和文化的區域，都應當得到一個機會，去參與相當於一個中小型國家的重建。但不是為着重建一個刻舟求劍的冉駹國，而是為着一個憲政轉型的共和國，積累社會重建的偉大經驗。

13億目睹了這場災難的人，其實都是災民，都是倖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後綜合症。但我們看過太多的災難了，我們甚至也看過太多災難之後短暫的熱情、善良、勇敢和高尚的志向。這一次是否不同，這一次災難是否大到足以叫我們從此活得不一樣？叫我們未來的生活，是向死而生。

向靈魂低頭

帕斯卡爾的名言，可作為這場地震搜救工作的一個註腳。“人是一根蘆葦，大自然的一點力量，一口氣、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但縱使這世界毀滅了他，人卻比致他於死命的東西更高貴；因為他認識死亡，認識世界對他具有的優勢，世界卻對此一無所知”。

作為倖存者，要特別感恩的是，這一次，當個體生命在自然力量面前脆弱到極點時，終於反過來贏得了國家力量的尊敬。日本搜救隊，對被埋100多小時的一對母女不離不棄。在掘出她們的屍體時，全體隊員排列、默哀、致敬。接着，在都江堰50具罹難學生的屍體前，溫家寶總理停下，對着遺體三鞠躬。這兩幕敬畏生命、向着死者的靈魂低頭的場景，對中國人來說是陌生而令人安慰的。

在聚源中學，每當一個孩子的屍體被找到，鞭炮就會響起。俄羅斯救援隊為了不傷及一具遇難者遺體，多用了10多個小時，將其從廢墟中掘出。5月20日，三部委發布《地震遇難人員遺體處理意見》，“遇難者經確認是外國人的，遺體由中國殯葬協會進行防腐處理”，對中國公民不能確認身份而進行火化或土葬的，特別 “要盡力對遺體進行編號、記錄、拍照、提取可供DNA檢驗的檢材，並由公安部門統一保管和檢驗，建立5.12地震遇難人員身份識別DNA數據庫”。 《意見》更特別提出，遺體處理過程要“尊重遇難者尊嚴”。

這一次，政府和志願者們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開始尊敬死者。這是否表明我們開始承認，生者和死者必有一個相同的部分，就是靈魂或人格；或者說，人身上有一樣東西，是死亡也不能拿走的。否則，在巨大而普遍的死亡面前，沒有人可以繼續有希望地活下去，因為生命的意義，不能建立在碰恰沒有地震的偶然性上。

為死難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國哀悼日，是這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對普通公民的尊敬。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這種尊重與他（她）的身份無關，而與個體生命本身有關。當國旗從一個高不可攀的、國家主義的至高點，降落在一個適當的位置時。這是一個期盼已久的值得紀念的突破。表明中國人經過千百年來無數次災難，終於獲得了一個政治哲學的新起點，就是個人的權利、人格和尊嚴，高於國家，也先於國家。當舉國上下，從文武官員到販夫走卒，一起為死者默哀時；這個國家開始低於靈魂，否定了自身的神聖性，而將神聖不可侵犯的起點，還給個體生命本身，開始真正承認自己僕人的地位。

陳世瓊是北川羌族博物館的副館長，談到地震博物館時，他說，“要在遺址上，設置一面牆，上面要有每一個遇難者的名字”。中國終於應該有這樣一座紀念碑，這樣一座哭牆了。6萬多個名字，是6萬多個靈魂的記號，一個不缺地刻在上面，而不是被一個抽象的“人民”或“死難者”所遮蔽。5月19日，從這一天起，所有的死難者已為中國帶來了祝福。我們低下頭去，其實不是我們給了他們什麼，而是他們給了我們。從此，這個社會欠了死者的債。它有責任，更加尊重和守衛個人的生命、權利和自由。

以愛為旗

46歲的龔天秀，被埋73個小時，她用磚塊砸爛小腿喝血求生。銀廠溝的崔昌會女士，被埋216個小時後獲救。謝守菊、唐雄夫婦，相隔一堵牆被埋，彼此守望、鼓勵，在139個小時後獲救。不知這樣的新聞，是否有助於降低每年28-30萬人的自殺數字。不過地震中許多這樣堅韌求生的故事，的確深深驚駭了在日常生活中麻木不仁、常嘆生亦何歡的人們。

在都江堰的一條河邊，一位母親在最後一刻，俯身護住了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對年輕父母在地震發生時，臉對臉、胳膊搭胳膊，二人聯合，成為一體，為三歲的女兒宋欣宜築起一道生命的拱橋。人在災難中激發出的犧牲之愛，對一個有着500萬流浪兒、每年在醫院有100萬棄嬰的社會來說，對無數離婚時以兒女為籌碼，或充滿家庭暴力和家庭衝突的夫妻來說，也彷佛一場洗禮。為什麼一個甚至願在危難時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卻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絕甚至背叛。就像國家，甚至願意為一個公民的死亡降下國旗了，但他活着的時候，卻還是忍不住要去限制、侵犯和剝奪他的選舉、信仰、言論或財產的權利。

半個世紀前，詩人何其芳寫下一首詩，“成都，我要把你搖醒”。他痛恨於這座城市的安逸。危難狀態，是對個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惡的一種衝擊。大災大愛，小災小愛，無災無愛。非要刺痛我們的，才能把我們的是非之心、惻隱之心驚醒。512當晚，成都處於驚慌之中，百萬人露宿街頭，但排隊獻血的隊伍仍然通宵達旦。這是令人感佩的一幕。接下來的一周，全國民眾的愛心被空前激發，企業、機構、個人，民間的捐贈和志願者運動，也達到一個共和國歷史上的高峰。日益鼎盛的企業，羽翼初生的NGO，方興未艾的網絡力量，明明暗暗的信仰群體，與政府、軍隊一起出現在四川災區，成為這次賑災救援的一個亮點。

同時，溫家寶總理的言行，和新聞信息的開放度，也幾乎在極短時間內重塑了一個新的政府形象。連《成都商報》這樣的本地媒體，記者也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咄咄逼人地追問地震局對大量震前異象的了解情況。這一次，愛和勇氣一起增長，政府和民間遭遇了相互的感動，彼此都讓對方意外。

全國也有幾萬個家庭，登記申請領養地震孤兒。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幕。因為近10年來，中國有近6萬孤棄兒被外國家庭收養，其中90％被美國家庭收養。這些收養家庭大多是有一個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去年，美國家庭收養的外國孤兒，超過全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和。美國全國領養理事會的查克·約翰遜解釋說：“在美國，父母對子女的愛無須源於血緣關係；而在許多其他國家不是這樣”。 儘管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明確指出：“跨國收養應當是確認兒童不能安置於國內寄養、收養，或不能以任何方式在兒童原籍國加以照料的一種替代辦法”。但相比之下，國內收養孤、殘、棄兒的數量一直少得可憐。以至於民政部官方網站上的這一欄目，幾乎完全空白。

但許多媒體，都以洋溢的語氣，讚美着這一地震後的社會道德浪潮。好像512之後，在這個國家，人人都獻出了平日罕見的愛。人人都把自己感動得一塌糊塗。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大災大愛”的道德蜜月期，風塵僕僕地駛進了一個博愛精神的洗車房。然而，這種對道德的自我聖化，其實仍然是對死者靈魂的不敬。一篇典型的救災報道，最後說，“讓我們永遠記得這些名字吧”，結果不是死難者名單，而是參與救援者的名單。這種先把自己感動了再說的道德情懷，是我們極為熟悉的，平均每年都有一次，平均一次最多持續一個月。

不錯，我們的確看到了一種極其匱乏的愛，在社會上被空前激發，我們也盼望這次和以前不同，這一次我們對同胞的愛，是對自我中心、經濟中心、國家中心和人類中心的價值觀的一次重創。我們實在太希望這種“無須源於血緣關係”的愛，可以恆久忍耐，永不止息。

但我們看到更多的，其實是無數冷漠的靈魂，無數缺乏在愛中委身的家庭，一個匱乏的公民社會，一個對個人表達、匯聚對社會的關懷與參與存在重重阻礙的制度。我們的心靈、文化與政治，就像被幾千座大壩層層割斷的河流。這一次，在6萬多個生命，幾百萬被苦難抹去表情的災民，和廣大的廢墟面前，我們個人與社會生活的冷漠和麻木的確是被刺痛了。事實上，我們被刺痛到什麼地步，我們的愛才可能持續到什麼地步。

短短一周，人們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複雜的利益立場，已開始破碎一個關於救災的“完美道德風暴”。對紅十字會賑災款項使用的置疑，對成都、綿陽出現被挪用的救災帳篷、德陽因販售救災物資發生街頭爭執的曝光，對籌款詐騙的打擊，對知名人士捐款的爭吵，對災區緊缺物資分配不公的報道，甚至災民中亦出現對救災物質和志願者的挑剔，在心理壓力下將對生命苦難的抱怨，轉為對社會和他人的抱怨。其實這一切使我們看見一個更真實的中國，就是512之前我們一直活在其中的那個社會。就像在什邡縣紅白鎮，志願者陳有偉不願記者報道村里物資分配的不公，擔心“影響全國救災的團結氛圍”，但又不忍見到災民在匱乏中忍受不公。他說：“我們的確不能天真地相信，中國社會原來的問題因為一場地震就全部變好了”。

真正的大愛，是怎樣才能使收養地震孤兒的熱情能夠持續，使國內收養從此成為源源不斷的愛的河流，成為全國500萬孤棄兒的祝福。怎樣才能使一百萬志願者的熱情能夠持續，開啟民間非盈利的結社浪潮，成為對一個公民社會的祝福。怎樣才能使災區的重建，成為重塑政府與民間關係的契機；成為重建基層民主和農村自治的契機；成為一個選舉社會、開放社會的試驗田。又怎樣使溫家寶總理的個人形象，成為重塑政府乃至政體形象的一個轉折點；使這一次國內媒體在傳播史上的成功突破，成為不斷走向新聞自由、信息公開的一個里程碑。

當我們知道，美國普通家庭領養的中國孤兒，已超過全國福利院收養的孤兒總數；當我們知道，秘魯為四川大地震的死難者降半旗，設全國哀悼日，而這竟然是秘魯歷史上的第一次全國哀悼日。“大愛”兩個字，我們怎麼說得出口。

我們中間愛的匱乏，被一場空前的國殤震驚了。我們沒有大愛，只有一個被刺痛的人的基本反應。這反應是善良的，但我們若輕易就被自己的反應感動了，我們就比512之前更不如，我們其實並沒有真的學會向死而生。

彩虹之約

5月23日，溫家寶來到北川中學複課點，在黑板上寫下“多難興邦”四個字。

幾年前的電視劇《走向共和》，曾提到李鴻章1901年寫給慈禧的遺折，“多難興邦，殷憂啟聖”。這話出自《左傳·昭公四年》中的“或多難以固其國”。從此一百年間，從李鴻章到孫中山，從周恩來到溫家寶，每一輪的民族苦難，“多難興邦”一語，就像劉德華的歌聲“老天愛笨小孩”一樣，都會作為一個民族的願景，被政治家反覆提及。1915年，青年周恩來寫下《或多難以固邦國論》，說讀到此語，“不禁深致服膺”。1966年中國陷入浩劫，邢臺地震中周恩來再次提到“多難興邦”，以鼓舞士氣。

這次地震後，媒體、網絡、手機短信和一切文字資料中，與以往最不尋常的一點，是湧現出兩個盛行的用語，一是“天佑中國（中華）”，一是“祈福”。一家周刊甚至用了“世界為中國禱告”的標題。和溫總理的“多難興邦”一樣，人們以各種方式，開始相信或盼望，充滿災難的歷史演進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轉苦難的力量。救災隊伍中，佛教徒和基督徒的身影，也成為一個插曲。成都街頭和災區的路上，也不時可以看到“基督教賑災車（物資）”的標貼擦身而過。

聖經中記載大洪水之後，空中出現彩虹，作為造物主與人立約的標誌。人類在這盟約中，有祝福，也有職責。這個責任就是懷着感恩的心，愛惜這個地球，以良善的法則治理看顧這個世界。我們的經濟騰飛了，城市改造了，但在這一人類的使命上，基本上仍是一個失敗者和瀆職者。我們缺乏一個理性的和民主的公共空間，和一個自由、多元的信仰和思想的價值平台，叫我們去反思、甚至去痛恨和懺悔我們對這片土地犯下的一切罪孽，對自然的漠視，對環境的破壞，對耕地的掠奪，這一切與對個人生命的輕視一樣，都是不可接受的。港台和海外的一個通用語是“賑災”，而內地的習慣用語是“抗震”甚至“抗災”。從中也能看到人定勝天思想的根深蒂固。

截至5月23日的統計，大地震已造成長江流域2300多座水庫受損。今天的中國建造在九萬座大壩之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甚至在一些院士的口中，仍能聽到“萬里長江滾滾流，流的都是煤和油”的論調。

在2008年，13億倖存者活在大地震的廢墟上。若不能舉目仰望，看見空中的彩虹之約，看見人對這個世界的責任，多災多難就不能興邦，而只是一條不歸路。如果民間社會不能先以管家的心態，交帳的心態，當仁不讓地與政府一道，去參與治理這個社會；那麼民間的奉獻、捐助、獻血、關懷和一切志願者行動，就仍然停留在一個好人的心態上，滿足的只是自我的道德感。

當初紫坪鋪水庫的建造，因離都江堰太近，和幾乎所有大壩一樣，受到過民間環保組織的反對和置疑。其實中國從不缺乏反對的聲音，缺乏的是一個自由的表達空間、溫和的觀念博弈，和一個容納反對派的民主決策程序。地震之後傳來消息，同樣受到民間置疑的彭州80萬噸聚乙烯工程，有望得到四川和成都兩級政府的重新論證。這是一個令人欣慰的消息。大地震迫使我們看見一個民主與開放社會的價值觀，就是每個人都是管家，每個人的一生都要交帳。這是一個新版本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令人期許的是，在救災過程中，政府對此表現出了值得讚揚的開明和寬仁，如果民間能表現得比政府更棒，那麼“多難興邦”、重現彩虹之約，就將是中國社會一個真實的願景。就是一份長命無絕衰的憲約，一種如死之堅強的愛。

為此祝福四川，祝福政府，祝福中國。

2008-5-25

《南方人物周刊》特稿，此為全文，署名王書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