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東，三十年西——回顧中共立國60年及“改革開放”30年

送交者: 楊愛程 2010年09月16日12:05:09 於 [彩虹之約] 發送悄悄話

三十年東，三十年西    ——回顧中共立國60年及“改革開放”30年    楊愛程(《真理報》加西版2009年10月號)        今年是中共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大慶，又是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運動31周年(一般是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筆者今天以這段歷史的見證人身份，簡略地談一些個人的觀察。        歷史的怪圈    有哲人指出，人類從來未能從歷史中記取教訓，一直在原地轉圈，好象有一堵“鬼打牆”，總也走不出那個無形的怪圈。這一看法似乎特別能適用於中國的歷史，數千年來，皇朝更迭，興衰輪替，周而復始，不知道重複過多少回了，每次新朝代建立，人們都希望這次是那“最後一次”，從此進入“萬年盛世”，江山永固的大好時代。然而，多則上百年，少則數十年，新的皇朝又變得千瘡百孔，於是又出現紛亂、爭競、殺戮......，最後又是一場改朝換代的大鬧劇。        現在，中國似乎又進入了相對安定、繁榮的所謂“盛世”，我和每一個關心祖國的海外同胞一樣，當然希望這樣的局面能夠長期持續下去，不要再出現任何的動亂，老百姓可以安居樂業，不再遭受亂離之苦。然而，如果我們大家，特別是那些位高權重的人，不能從歷史中汲取教訓，不改正以往的錯誤，恐怕再一次落入那個歷史的怪圈也是無可避免的了。        其實，前車之鑑離我們並不是很遠。1949年的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因為中共抓住了政治腐敗、貪瀆盛行、貧富差別懸殊、民生雕敝、民權不張這些社會弊端，又相應地開出了十分誘人的諾言，並大力宣傳，才調動了強大的革命隊伍，把國民黨趕下海的。然而，60年後的今天，當年成為發動革命的藉口的那些東西，好象全都重新出現了。那麼，能否在不引起另一場大動盪的情況下解決這些問題，讓中國人民真正進入一個長治久安的時期呢?這不單單是個疑問，其實也包含着一個殷切的期望。        戒驕戒慎，反躬自省    我在閱讀國家統計局“新中國成立6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回顧系列報告”時，看到一系列的統計數字，比如“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長，經濟總量增加77倍，位次躍升至世界第三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1952年的119元上升到2008年的22，698元，扣除價格因素，2008年比1952年增長32.4倍”，“2008年人均國民總收入已經達到2，770美元，已經由長期以來的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等等，並很自豪地宣稱:        “6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積極探索，艱苦奮鬥，勇往直前，在舊中國滿目瘡痍的廢墟上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取得了輝煌成就，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大國已經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         記得1958年中共發動“大躍進”運動時提出的口號是“超英趕美”，如今單從國民生產總值這一項數據看，的確超過了英國，並且坐三望二，超過日本，趕上美國似乎也是可以期待的。不能不說，這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筆者和全世界的華人同胞一樣，為此感到十分高興。但是讀到下面這一段，就會令我們有更加清醒的認識了:        “1952年，我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很小，1978年才達到1.8%。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不斷提高，2008年為6.4%，位居美國和日本之後，居世界第三位。根據世界銀行資料，折合成美元，我國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為38，6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27.2%，日本的78.6%。”          大家都知道美國和日本的人口是多少，而中國的人口又是多少，所以，若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美國比、和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等國家比才能真正看出差距到底有多大。        還有，如果我們把觀察的角度擴大一些，看看五千年來中國所經歷過的興盛時期，就更加能夠看到，今天的中國相對來講還處在相當貧弱的階段。有歷史學家指出，中國的經濟總量長期處於世界第一位，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才被美國超過。中國失去第二把交椅，是在“文革”高潮的1968年。抗戰爆發前夕的1936年，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是日本的2.8倍；中國內戰剛剛結束的1950年，中國的GDP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日本的GDP達到了中國的1.14倍。如果上溯到漢唐宋明時代，雖然沒有所謂“國民生產總值”的數據，中國的經濟總規模肯定遠遠領先於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如此看來，今日的中國還處在艱難地恢復昔日輝煌的路途中。        前30年與後30年    人的眼光總是受到時間和空間的局限，很難擺脫自身在有限的生命歷程中留下的記憶。所以，我們對自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有極深刻的印象，尤其當我們把後30年的蓬勃發展與前30年的艱困貧乏相對照時，感受到的震撼就更加強烈。然而，如果我們對過往一、二百年的歷史稍作研究，就知道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其實從十九世紀中期就已經開始了，其間雖然經歷過許多內亂和外敵入侵，工業化、城市化和資本的原始積累也在艱難曲折中逐步發展着，到1949年政權交替之前，上海、天津、廣州等東南沿海地區已經有了相當雄厚的經濟基礎，上海更是亞洲首屈一指的現代化都會了。而中共的革命對象，恰好就是那些在晚清和民國時期“先富起來的”那批人。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暴力革命的荒謬性以及它對社會公義的粗暴扭曲。        中共發動的共產主義革命是從“打土豪，分田地”開始的，在所謂的“土地改革”、“工商業改造”、“三反、五反”運動中，許許多多在晚清和民國時期“先富起來的人”被剝奪了全部或部份財富，更有數百萬人被剝奪了生命，其後的“反右派”、“社教”、“文革”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在某種意義上說都是為了防止這些人東山再起。        然而，如此動用整個國家專政機器強力推行的社會制度卻被證明是無法運作的，1976年打倒“四人幫”之後，中共公開承認，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出路在哪裡?聰明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人都明白，就是要走回頭路!只不過隅於意識形態的束縛，他不可能如此明言，而只能用盡心思，發明一整套貌似新鮮的政治術語來隱晦曲折地表達。到了今天，全世界都看清楚了，中國終於完完全全回到了“舊社會”-不但是私有財產、資本主義回來了，革命前的官場惡俗、貪污腐敗、貧富不均、民權不張、公平不保、公義難伸這些社會弊端也都回來了。有報告稱，在如今的中國，0.04%的人占有社會財富的70%，而這些“先富起來的人”當中，絕大多數是中共高官的親屬。        歷史好象又回到了原點。人們不禁要問，既如此又何必發動一場致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的暴力革命呢?那些因為辛勤勞作，苦心經營而積累了一些財富，卻因此而作了革命“祭品”的人，又如何還他們以公道呢?        呼喚公平與公義    不得不承認，人類的歷史常常是血腥的，並且常常是完全沒有公義可言的，即所謂“成者王侯，敗者賊寇”。60年前的革命消滅了一代“先富起來的人”，30年來的“改革開放”又成就了另一代“先富起來的人”，歷史的怪圈終於沒能突破，卻也讓“成王敗寇”的關係中來了一個角色倒換，如此而已!        也許，在這個光怪陸離的人世間，我們不可能有真正完全的公平和公義。基督徒常會說“這世界非我家”，因為主耶穌早就說過，祂的國不在這世界。然而，我們仍然渴望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希望在今後的時日裡，中國不單單在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取得長足的進步，也在社會的公平和公義方面取得長足的進步。同時，也能夠如當時的中共黨報-《新華日報》在1945年9月27日社論中所說的: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議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5:24)“凡遵守公平，常行公義的，這人便為有福！”(詩篇106:3)但是，若不認識這位行公義，施憐憫的上帝，生命中沒有經歷過祂的犧牲大愛的人，如何能夠“以公義為衣服，以公平為外袍和冠冕(約伯記29:14)”呢?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守公平，行公義；因我的救恩臨近，我的公義將要顯現。”(以賽亞書56:1)的確，中國需要主耶穌的救恩，如果中國大地上有了許許多多在耶穌基督的生命里重生得救的人，有千千萬萬由這樣的人建立的教會為主作光作鹽，每天用他們的新生命感染身邊的親友、鄰舍及社區，把上帝的愛帶給那些有需要的人，如果那樣，必定有上帝的公平和公義大行其道的那一天。        但是說到底，我們最終極的盼望不在這個物質的世界上，因為這世界的一切，無論是偉人也好，王朝也好，政經制度也好，包括我們肉體的生命，都只不過是過眼雲煙，遲早會成為過去。只有主耶穌的救恩才是我們永恆的盼望所在，正如聖經所說:        “當那日子，那時候，我必使大衛公義的苗裔長起來；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耶利米書33:15)“必有寶座因慈愛堅立；必有一位誠誠實實坐在其上，在大衛帳幕中施行審判，尋求公平，速行公義。”(以賽亞書16:5)

0%(0)

0%(0)

	標 題 (必選項): 內 容 (選填項):

	實用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