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联邦法官下令四个黑人小女孩进入新纽奥良两所白人小学时，你会认为魔鬼亲自降临那个古老的国际港口城市。大街上充斥着恐惧，愤怒和示威游行的场面。 1958年我被征到空军。做为精神科医生，我被分派到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的一个精神病医院。我不太愿意服从空军的一些政策，便决定去新奥尔良的一个培训机构接受心理分析。之后我才知道新奥尔良是一个充满种族暴力和社会动荡的地方。 有一天，我看时间还早，便决定去看看其中一所学校有什么事情。我看到很多人站在Frantz学校外面尖叫。这是下午两点，我意识到他们正在等待什么事情。我问其中的一个人有什么事情。 他回答说： “她半小时就会走出来。” 我说： “她是谁？” 然后我听到关于她是谁的所有脏话和粗言秽语。我决定留下来看一看，即使错过去见我的医生。 很快一个小女孩（Ruby Bridges）从Frantz学校出来。她身旁是联邦警察。她出来后人们开始吼叫，他们挥舞着拳头用各样的话叫她。他们叫她去死并且威胁说要杀死她。当她乘汽车离开时，我还在等待。我想知道谁是下一个从那个学校走出来。但后来我发现学校里没有其他人。学校已完全被白种人所抵制。在1960年的秋季，这个小小的黑人孩子自己一个人去一所美国小学上学。这是我们美国历史的一部分。 去南方之前，我在波士顿的儿童医院和一些受灾脊髓灰质炎折磨的儿童做了一些工作。这可能会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看到的最后一次有脊髓灰质炎流行。我研究了这些儿童的心理压力并向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报告了我的成果。 我想，为什么不在新奥尔良做另一项研究呢？这里也有压力--社会压力。我觉得在回家之前我可以作另一个小小的研究。我可以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发表另一篇文章。 在纽约的一个黑人心理学家克拉克和国家有色人种协会的一个律师马歇尔的帮助下，我终于与Ruby和她的家人建立了联系。我和妻子去了Bridges的家, 知道这个家庭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我每周问Ruby两次“你怎么样，Ruby？” 她都会说， “我还好。” “Bridges太太，Ruby怎么样？ “ “她很好” 。 在过去的儿科及儿童精神病学研究中我曾学过这些问题。一些儿童或他们的家长回答问题时显得思维混乱。 “Bridges太太，Ruby睡眠好吗“ ？ “哦，是的。Ruby的睡眠很好“ 。 “您确定她的睡眠很好？” “是” 。 “那么，Ruby的胃口怎么样？” “挺好。” “您确定她吃得好” ？ “很好” 。 “你觉的Ruby放学回家后和她的朋友玩得怎么样？ “Ruby放学回家很好。她有时玩，有时读带回家的书。或者说她尝试着读书。她才一年级正在学习如何阅读 “ 。 “Ruby有没有不高兴的时候？” “没有，看起来Ruby没有不高兴的时候。”Bridges太太说。 我告诉自己，也许Bridges先生和太太不知道如何发现这些症状。曾经有波士顿郊区富裕的家长来见我，那些家长知道如何发现这些症状。至于Ruby，她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高兴。最终，她将意识到，如果她没有意识到，我会发现的。我会告诉她，不仅仅是她，也告诉整个世界。有一个世界在等我们的消息。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学校里每天都看到Ruby自己在教室里的老师对我说： “我看不懂这个孩子。她看起来很高兴。她来到这里很愉快。 “ 老师谈到Ruby每次在联邦纠察的护送下从那些暴徒中间穿过。 我说： “那么，其实我有点困惑。但我认为，有时人们在巨大的压力下能强烈的束缚本身，通常需要时间才能找出他们有多么的难过”。我记得作儿童精神病医生时曾学过：你让孩子们画画。也许他们的图片会告诉你一些东西。 Ruby画了一些很有趣的图。她表现出她认为白人又强又大，黑人很容易受到伤害。我想要给她指出这一点，她会说： “是的。那些白人当然很强大。“我想，这一点对她来说并不算什么重大的发现。但我不断地问她，她怎么样。我开始注意到，这个只有6岁的女孩，她的父母都非常贫穷而且是文盲，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签自己的名字。日复一日，父母和子女经历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似乎没有什么抱怨。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啊！我看到的那些在波士顿生活很好的中产阶层的大人和儿童，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有各样的困难--顺便说一下所有这些都是白人。现在你怎么解释呢？扪心自问，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收集了所有这方面的资料，越来越费解。 Ruby Bridges3岁时来到新奥尔良的。她的父母曾经租种格林维尔附近的农田。稍后我们知道，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这些在文化上的弱势群体和被剥夺文化者被称呼为：穷人或黑穷人。 Bridges先生是一个清洁工。Bridges夫人从早到晚照顾她的三个小孩子。当她照顾好孩子后，她就到别人家跪在地上擦洗地板。然后她半夜回到家中，经过短短几个小时的睡眠后就为第二天早上准备好了。显然，父母都希望孩子们比他们生活得更美好。 有一天，学校老师对我说： “今天上午我看到Ruby跟街上这些人交谈。她停下来，似乎跟街上这些人交谈，“ ，每天早上8点至少有50人在等她，每天下午另外有50个或75个人在等她。 那天晚上我们去了Ruby的家，我问她， “Ruby，你今天怎么样” ？ 她说， “还好” 。 “我今天和你的老师谈了。她告诉我，她问了你一些早上来学校的事情。” “我不记得了 ” Ruby说。 “你的老师告诉我，她看到你在跟街上的人讲话” 。 “哦，是的。我告诉她我不是和他们说话。我只是在为他们祷告“ 。 “Ruby，你为那里的人祷告？” “哦，是的” 。 “真的吗？ ” “是的” 。 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 “因为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祷告” 她回答。 “他们需要吗” ？ “哦，是的” 。 “Ruby，为什么你觉得他们需要你为他们祷告？” “因为我应该” 。 这时Ruby的母亲听到我们的这段谈话走进了房间，她说： “我们告诉Ruby，她为那些人祷告是重要的” 。她说， Ruby有一份名单，晚上她会为他们祷告。 我说： “Ruby，你这样做吗？你晚上也为他们祷告吗“ ？ “哦，是的” 。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 “因为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祷告。 ” Bridges夫人告诉我，主日学老师告诉Ruby要为那些人祷告。后来我发现，每星期日他们所在的浸信会的牧师也公开为那些人祷告。 我告诉Bridges夫人，并稍后告诉她的丈夫， “我认为这对Ruby是一个很大的要求。我的意思是，因着她所经历的一切。 “ 我感到很困惑。 “我们不是为了伤害她而要求她为他们祷告” Bridges夫人说， “我们认为所有人都必须为象那样的人祷告，我们认为Ruby也应该。”然后她看着我说， “难道你不认为需要为他们祷告吗？ “ “是的，这一点我同意你们 ” 我说 “但我仍然认为让Ruby为那些人祷告有点过分” 。 我跟我的妻子说。 “我不明白这个女孩承受的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要为他们祷告” 。 我的妻子说： “这是你说的，或许她觉得有所不同。 ” 然后我的妻子问， “如果是你每天两次经过那样的人群，你会怎样做？”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我回答。 “我不会为那些对Ruby所做的或者想要对她做的，比如要杀了她的那些人祷告。 我妻子设想了下列情景： “我可以想像当你进入哈佛大学教授俱乐部时经过那样一些暴徒。如果上午你进入俱乐部和下午离开时都不得不经过那样一些暴徒，你会怎样做？甚至警察也不保护你。“ （顺便说一下，新奥尔良的警察绝不会保护Ruby，所以需要联邦警察） 。 我明确的告诉我妻子，我不会为那些人祷告。我们认为我会做的是：首先，我会报警。Ruby无法报警。警方站在暴徒这边。第二件事我会做的是，尽快找一名律师。Ruby没有律师。Ruby出生时甚至没有医生在旁边。第三件事我想做的是立即用有知识的言语把这些人骂一顿。这些人是谁？ 他们是一群病人！ 从社会经济，社会心理，文化历史心理来看他们是软弱的。但Ruby没有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语言对这些人讲。她甚至不会称他们为顽梗的人。 第四件事，我们一致认为我会做的，当然是写一篇关于我所经历的文章了。也许我会把它写成一本书。但Ruby刚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 Ruby，还有许多我们所知道的在小石城，田纳西州的克林顿和亚特兰大的儿童。那些6 0年代来自贫穷家庭的南方黑人一再次表现出为迫害他们的人祷告的热忱。是什么原因呢？个人尊严？虔诚的需要？在我第一次提到它几个星期后，有一次我又问Ruby关于这个祷告。 “Ruby，我仍然感到困惑。我在试着要弄清楚，就着他们对你每天两次，每周5天所作的，为什么你认为你应该是那个为他们祷告的人。“ “对， ”她说： “特别是我” 。 “为什么特别是你” ？ “因为如果你经历他们对你所做的，你就应该为他们祷告” ，然后她给我讲，她在教会里所听到的。牧师说耶稣经历了很多困苦。当耶稣讲到这些给他带来困苦的人，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60年代的小小Ruby对这些新奥尔良街上的人说同样的话。象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心理学或任何其他方式来解释呢？ 我可以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也许，Ruby并没有真正了解她说这些话的意思。当我试着告诉我妻子这些，她说： “至少，她说了这些话。我知道有很多人有钱有势的人-—那些白人--他们不会说“。 “包括我， ”我说。 “我也不会说” 。 “这就是了， ”我的妻子回答。 所以我现在要怎么办？称Ruby和她的家人？？？说他们在做一件他们不理解的事情？他们没有在大学学习过，并没有理解那些哲学家神学家所解释的基督说赦免折磨他的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后来，当我想和人谈谈新奥尔良街上的暴徒时，别人总是告诉我那些人是如何地无知。他们是顽梗的，那样的人只会有那样的表现。这种说法对我很有说服力。街道上这些可怜的人，他们无知，缺乏教育。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当我和我的妻子开始回顾二十世纪的一段历史时，有一件事让我们费解。1920和1930年代的德国大多数人都受过教育。这是在世界历史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那里有很好的大学，丰富的文化，精美的教科书。这里是歌德，席勒，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天下。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还有比这更文明的国家吗？然后在1933年1月，希特勒接管了这个国家。如果你仔细阅读德国历史，你会知道，几个月后，纳粹为他们工作，包括律师，医生，记者，大学教授，我很遗憾地说，牧师，神学家，哲学家，和精神病医生。教育，传统，文化没有让德国停止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计划。 但这个小小的Ruby，没有学过任何道德分析或系统伦理课程，她没有看过我们所珍藏的书籍。她却为这些暴民祷告。一年后，当学校已勉强废除种族隔离后，她还坚持每天祷告。并且引用圣经讲述耶稣在加利利的事迹和话语。 我不是要宣传反知识的论点，但我们确实需要了解怎样才能成为好人。我不是说心理学家所说的“好人”。举例来说， “让我们看看，Ruby，我们在这里为你准备了一些测试。我们将了解你的这阶段的品德发展。请回答我们给你准备的这些不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样做呢？然后我们给你一个分数。 “ 这些假设的情景可能会很有趣。但我们知道，从实验室走到大街上，这些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真的有意义吗？这实在很让我们困惑。 我记得读大学时每次回到我们的房间都会有一个女人在那清扫我们的房间和床。我们给这些50年代在哈佛的妇女取了一个名字。我们称他们女佣人。 我们从来不知道为我们做事的这个女人的名字，因为她只是我们的女佣人 。我们有时比较体贴，可能会因为她的工作感谢她。但我不想记得曾有多少次我们故意摔碎一两个啤酒瓶在壁炉里，因为我们知道之后她会清理。毕竟，她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付工资给她。圣诞节期间我们给她很多的小费，但从来没有说过“谢谢你”或“请”，而且从来没有过任何的交谈。 当然，我们同时也在上课。比如，我们在心理学课上学习了同情心。通过一整个小时关于同情心的写作你会得到一个A。但我不能告诉你女佣人的名字。我们并没有要求要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不是课程的一部分。现在仍然不是。当我看到我的孩子读伟大哲学家写的书籍时，就会想怎样才能教导人经历人生呢？ 现在我们可以下什么结论呢？基督给我们最大的悖论是，有时那些孤独的，受伤害的和脆弱的人可以被恩典所触摸，显示出最不平凡的生命的尊严。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仅仅继承未来的还包括现在的。我们这些有很多知识金钱和权力的人看到这些很困惑，总试图用理智来解释。这不是那么好解释的，对吗？这些现象是个谜。就像弗兰纳里奥康纳说的， “这个谜是现代思想的一个最大的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