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也就變成了法利賽。歷史是何其的相似，雖然相隔了幾十年，但是紅衛兵小將們的的那種善於利用語錄本打仗揪法利賽的傳承卻從沒有斷開過，這才是中國人的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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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語錄仗”（節選）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不久拍攝的電影故事片《戴手銬的旅客》中，有這樣一個頗有趣味的細節：一個戴紅袖章的紅衛兵姑娘在水果攤上東挑西揀地選大蘋果，售貨員大嫂不耐煩地對她喊：“要鬥私批修！”紅袖章姑娘則回敬她一句：“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 

　　這部電影在總體上表現的“文革”是不真實的，有許多從政治概念出發圖解“文革”因而經不起推敲之處，但是這個細節卻十分真實。不了解“文革”的後人或外國人在看到這個細節時可能會不知所云，不明白買賣雙方在嚷些什麼。而每一個“文革”過來人都會明白，她們嚷的都是“毛主席語錄”，是在使用對自己有利的“毛主席語錄”“打語錄仗”。 

　　“打語錄仗”，是“文化大革命”中獨具特色的一個特殊的也是“史無前例”的現象。“文革”時期的中國，幾乎人人都會以“毛主席語錄”作為“克敵制勝”的法寶來保護自己，壓服對方。因為毛主席的話是“最高指示”，誰敢不服從，就等於是“抗旨”。只要能說出一段對自己有利的“最高指示”，就等於是在兩軍對陣中搶占了“政治制高點”。 

　　最缺少文化的農民，也學會了用“毛主席語錄”與人爭論。著名作家陳白塵《牛棚日記》一書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在五七幹校時，一次有公社鴨群放牧來到中國作協連隊的地盤內，幹校的人去制止，卻遭到放牧的農民振振有詞的反擊，陳白塵記載：“牧鴨人蠻橫甚，說土地是國家的，誰都可以放牧，你們是來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打擊貧下中農等於打擊革命云云。”陳白塵嘆道：“毛澤東思想誰都可以用來作自衛武器，可笑之至。”（見該書216—217頁）那位農民所運用的“毛主席語錄”，出自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原話是：“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這段“語錄”在“文革”初期曾由官方媒體反覆廣播、刊登，在農村則到處都寫在牆上、石碑上，並且每當開會（不論是學習會還是批判會）都必定要讀上幾遍，即使不讀書的農民也耳熟能詳了。 

　　當時在兩派辯論或爭吵中，還有用“毛主席語錄”來罵人的。比如，若要想罵對方“不要臉”，就可以引用這段“語錄”：“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麼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這段“語錄”出自《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的《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還有一句常被用來辱罵對方的“語錄”是：“死皮賴臉，亂吹一頓，不識人間有羞恥事。”（出自同一篇文章，原也是罵反共頑固派的，其前邊幾句是“……借統一之名，行專制之實，掛了統一的羊頭，賣他們的一黨專制的狗肉，”接下來才是“死皮賴臉……”這幾句。）那時，毛澤東的《念奴嬌?鳥兒問答》詞還沒有公開發表（1976年元旦才發表），要不然，那首詞中的“不須放屁”肯定會成為兩派辯論或爭吵中使用率極高的“語錄”。 

　　“文革”時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的美國專家李敦白（當時著名的外國專家造反派代表人物），在他的回憶錄《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裡寫到這樣一次“語錄仗”：   

　　廣播學院的紅衛兵要衝進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揪“走資派”，而“保守派”和負責保衛廣播電台的士兵們則不准學生進入，雙方對峙並各自讀起了《毛主席語錄》，一方讀“下定決心，不怕犧牲……”另一方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互不相讓。 

　　李敦白說：那是毛澤東與毛澤東的對抗。他感嘆道：沒有任何權威，任何雙方都承認的黨領導人或任何一個人能告訴我們，這些引自毛語錄的話哪一條能適用於目前的情勢。

　　更加有趣的是，“文革”初期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童小鵬，在《少小離家老大回－－童小鵬回憶錄》一書中回憶了一次周恩來親自參加的“語錄仗”（見該書543頁）。 

　　當時，中央辦公廳由戚本禹領導的造反派“中南海紅色造反團”要在懷仁堂東邊一個食堂批鬥童小鵬，但那個食堂離毛澤東住地較近，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擔心影響毛澤東休息，要造反團換到西邊的食堂去批鬥，但造反團不聽。汪東興向周恩來反映後，周恩來親自來勸說，造反團的人就搬出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一段語錄：“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似乎不支持他們在這裡開會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真是咄咄逼人。

　　周恩來立即拿出隨身攜帶的《毛主席語錄》，很熟練地翻到其中關於“紀律”的部分，念道：“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 

　　造反派聽了，面面相覷，無言以對，只好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