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節談信仰的排他性和對他人的寬容

每年的復活節又到了，而且最近，萬維網又開始了一輪關於信仰方面的爭論，是來自對國內一個守望教會與政府對峙的評論。筆者這裡姑且先不討論教會與政府對峙的問題，還是談談信仰的排他性和對人的寬容方面的話題。

筆者的觀點是，就信仰來說，一定是有排他性的，除非你不是真正的信它。這個是一定的，沒有什麼好爭議的，無論是基督徒也好，佛教徒也好，或儒家思想的信奉者也好，都會認為自己的信仰或思想是最正確的，最對的，而其他的信仰和思想有問題或至少不是最正確。這沒有什麼，因為信仰和思想本身是有排他性的。但問題是，我們對其他人，也就是信別的信仰或思想的人，是不是要寬容呢？筆者認為要寬容。這裡的寬容不是說我們會認為其他的信仰或思想正確，而是說對他人的寬容和尊敬，是對人的尊敬和寬容。我們要尊敬的是那個有信仰的人，而不是那個信仰本身。

這是第一層意思。第二層意思是，其他人的信仰或思想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呢？這個我們要分辨。佛陀的話，孔子的話，蘇格拉底的話，亞里斯多德的話，是否也有一定的道理呢？當然，很多話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有道理不代表我們要信它，這是兩回事。那麼他們的話為什麼也會有道理呢？原因是神會把良心放在每個人的心中，這些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都會憑良心而得到一定的醒悟，並能把這種醒悟寫出來，或說出來，教導他人，進而在歷史上產生影響。這就是保羅在聖經中多次提出的，外邦人沒有神的律法，但外邦人靠良心的指引，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遵守神的道。

而爭議很大的部分是基督徒在傳教的時候，有的時候太過熱心，或太過急躁，進而對傳教本身沒有好處。這是宣教學的問題，是技術上的問題。在中國的歷史上，由於傳教的方法有問題，進而影響傳教的效果，那些的經驗和教訓比比皆是，我們要吸取那些歷史上的教訓。

唐代景教的傳教，由於僅僅關註上層，而沒有在下層下功夫，最後景教在中國傳教失敗，而且景教翻譯的聖經，是按佛經的語言來翻譯的，最後導致人們以為景教是佛教的一個分支，這就是在信仰上沒有保持排他性的緣故。後來唐代的政府打擊宗教僅僅一年以後，景教就退出了中土，而佛教等，卻因為在下層百姓中深入了進去，傳教方式靈活多樣，而沒有被打垮。明清時代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因為過於爭議於中國的祭祖問題，認為祭祖就是拜偶像，進而受到百姓的抵制。其實祭祖有兩種，一種是有靈異的問題的，那個的確是拜偶像，而有的祭祖，僅僅是慎終追遠，並沒有靈異在裡面，就不是拜偶像。後來1840年以後的外國傳教士，過於依賴西方列強的強大武力，而在中國內地強制傳教，對百姓的地方信仰和中國文化不尊敬，因此受到中國百姓和文人士大夫的反彈，最後矛盾激化，發生了庚子事變，導致很多的西方傳教士被殺，非常可惜。這些都是傳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其實，我們看聖經中保羅在傳教的時候，非常的靈活，保羅在希臘文化的核心地帶雅典傳教的時候，看到滿大街的各種神和偶像，非常的着急，但保羅也沒有上去就將人家希臘的神和神像打碎，而是利用希臘的神，包括未識之神和希臘文學的詩歌開始導入，尊重人家希臘人的文化和信仰，發表了著名的講演，講演的主題還是在傳講神的話。我們要學習保羅的傳教策略和靈活性。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與古希臘文化一樣，是世界上的超級文化區域，因此在中國的傳教就要像保羅在希臘傳教一樣，要謹慎小心，要尊重中國的本土文化和信奉者。

後來中國教會成立了三自教會，就是對西方強硬的傳教方式的反彈。而從中國1970年代開始的新一代的傳教，因為吸取了歷史上的教訓，主要靠中國人自己，也比較尊重對方，所以發展很好，傳教成果非常顯著，家庭教會的發展勢頭很猛。70年代，是信仰的真空期，在這以前，毛的無神論打擊了所有的宗教和地方信仰，不僅僅是基督教，還有佛教和地方的各種小信仰，包括儒家思想，毛的橫掃一切的舉動，在客觀上也為基督教後來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開闢了道路。70年代，因為文革，政治控制力減弱，是中國基督教發展的最好的時期，而不是改革開放以後。

現在中國的家庭教會開始浮出水面，有成為合法教會的趨勢和努力，這個非常的好，但這個時候，尤其要小心。要將信仰和政治和政府的關係處理得當。

關於信仰和對待世俗政府的態度，聖經中有兩個教導，一個是要順從神不順從人，這是從信仰上來說的，任何的世俗政權都無權不讓基督徒有自己的信仰；而另外一方面，是基督徒要尊重掌權者，這是從世俗意思上說的，因為任何世俗掌權者的權利都是來自神。如果政府的目的是不讓你聚會，包括小型聚會，不准你有信仰，那基督徒當然不應順從，要反抗，而反抗的方式也包括逃跑，去其他地方傳教和聚會，家庭教會的傳教就是這樣發展的，在這樣的時候，基督徒應該不惜坐牢；但如果政府僅僅是不讓你大規模聚會，那就不要發生不必要的衝突，可以分成若干小組進行。因為這是次要的方面，不涉及信仰本身，沒有必要搞的如此的劍拔弩張，以至於本末倒置。基督徒要將基督的信仰離政治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