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守望天國疆域的前沿
炮聲在天邊稀落地轟響着，周圍不時有炸彈掀起的煙塵，戰雲從低空黑壓壓地掠過，在戰火撕裂的戰壕與散兵坑裡，“守望”的將士在沉靜地等待着對面的下一次突擊。這不是一個局部的戰鬥，也不是一次偶發的戰役。早在主管全國宗教事務的那位執政當權者發布了兩項指示的時候，世界的大軍就開始向天國的疆域壓了過來。
“（1）要各級政治權力引導未登記教會的基督徒到‘三自’教會聚會；（2）要把獨立的大型教會拆散到家庭裡面去。”國家宗教局局長的指示已經為這場針對教會的運動規定了明確的既定目標。逼迫的目標是既定的，所以，“守望事件”不是一個偶發的行動。我計劃打你，然後就打了你；這裡，動機與行為（及其後果）的因果關係十分明顯。在後的行為不能成為在前的動機的原因，這在邏輯上是不言而喻的；我在三個月以前就已經預謀對別人實施傷害了，然而在三個月後實施傷害時，卻說是你當時“犯橫”找打，這在任何法院都逃脫不了“主觀故意”的罪責。這也解釋了在事發之前當地政府尋釁式的種種刁難。狼定意要吃羊，則羊即使在下游喝水，也會違反常理地污染了處在上游之狼的飲水。在狼的心裡，狼要吃羊，肯定是由於羊的錯。“MLH革命”也不是“守望事件”的真正原因，而是只是一個借力，或者一個藉口。對於借酒撒瘋的人，酒從來都不是瘋的真正原因，瘋的真正原因是他想瘋。“守望教會”遭害不是因為該教會自身有什麼過失，其唯一的“過失”就是被賊惦記了。一個人定意要打你了，你是怎樣退讓都免不了挨打的。“守望教會”不過是政治權力有意識和有計劃地限制與消除獨立教會運動的受害者。
由國家宗教局局長指示各級政治權力行動，可見運動是全國性的。“守望事件”不是個別事件，甚至也不是局部事件，而是一個全國運動的開端。“守望教會”之所以首當其衝，因為她是某類教會的典型。此次運動針對的不僅僅是“守望”，也不僅僅是北京地區，甚至不只是家庭教會。此次運動是全方位的。在北京，那些掛名在“三自”之下卻實際不肯完全放棄自己獨立地位的教會，此次不也開始被勒令停辦了嗎？除了死心塌地地投降“三自”，任何教會都在打擊之列。“獨立”就是打擊的範圍。作為教會獨立性的基地，家庭教會成為此次打擊的重點；而由於其對外影響力和對內引導力，大型城市家庭教會又成為打擊重點的重點；作為大型城市家庭教會的典型，“守望教會”也就難免首當其衝了。
國家宗教局局長為此次運動訂立的兩個目標，一個是戰略性的，一個是戰役性的。全面消除教會的獨立性，將所有基督徒都納入政府控制的“三自”教會，以便達到政治權力主宰基督信仰的目的。這是中國政治權力針對教會的長期戰略目標。局長的第一目標顯然與這一長期戰略是完全同一的。但是，基於過去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即使最遲鈍的官員也意識到：通過一個運動而消滅整個獨立教會，根本沒有可能性。所以，局長提出的第一個目標僅僅是方向性的，是一個盡力而為的事情。第二個目標就具體多了，似乎是一個當下可能的目標。公開化的大型城市家庭教會是教會通向主流社會的最有效的福音窗口，是目前最深入主流社會的教會前沿。打掉大型城市家庭教會，最起碼在外在形式上，剝奪了家庭教會在主流社會中最有效的拓展通道，阻止了家庭教會進入主流社會的步伐。儘管在大多數城市，大型城市家庭教會剛剛在萌芽，但是，在北京，溫州，廈門等城市，此類教會已經初具規模。特別是北京；在2007年夏季，北京僅僅有兩家大型城市家庭教會，即“守望教會”和“錫安教會”；到2011年初，北京已經出現了超過一百家在寫字樓聚會的大型或准大型家庭教會。這些大型城市家庭教會公開地在社會公共生活空間裡面聚會，從而，在深度與廣度兩方面都加速了信仰對主流社會的影響力；其自身也由於與社會的接觸面增大而得以迅速擴展。就社會影響力而言，自大型城市家庭教會崛起以來，家庭教會才逐漸成為重大的社會議題，其表現就是家庭教會開始成為媒介的焦點和官方或民間研究的選題。在自身增長方面，且不談與公開化同步的內部結構的完善，單論規模，這些大型的城市家庭教會在數量上都有急劇的擴展；比如，“錫安教會”在2007年秋季僅有一百多成員，而目前卻有八百人左右參加其主日聚會；又如，從2009年11月到今天，“守望教會”的聚會人數又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增長。打垮了大型城市家庭教會，就摧毀了家庭教會在主流社會裡面發展的前沿陣地，從而，抑制住家庭教會在主流社會裡面迅速發展的勢頭。
就因為“守望教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城市家庭教會，由此，對“守望教會”的打擊也就是對大型城市家庭教會最具有代表性的逼迫。這是教會與世界之間“訴辯抗爭”的最新判例。在這個前沿陣地的扭殺裡面，雙方對壘的最新前線將被劃定。“守望教會”是家庭教會的前沿陣地，可以說，“守望教會”是為捍衛家庭教會的最大生存空間而戰。守住了這個陣地，就守住了家庭教會深入主流社會的前沿。就生存空間的前沿而言，“守望教會”是為了整個家庭教會而背負了被逼迫的重負。如果沒有“守望教會”這個高個子頂着，不知有多少家庭教會已經被蹂躪了。就效益而言，“守望教會”所付出的“十字架”代價具有教會整體的意義。
無論此次具體戰鬥的外形勝負，挑起此次紛爭的政治權力已經輸了。前線阻擊部隊的任務不一定是守住前沿陣地，而是最大限度地消耗敵軍的力量並為縱深陣地上的部隊爭取準備的時間。僅僅才兩個禮拜，逼迫“守望教會”的政治權力已經在政權合法性與社會輿論方面付出了極大代價，而至少北京的不少家庭教會在觀察，思索與效法裡面已經做好了對付新一輪逼迫的準備。“守望教會”失去的僅僅是陣地，而不是教會；因為此次“十字架”的經歷，“守望教會”的弟兄姐妹不僅對信仰本身有了更深的理解，而且與這個特定的地方教會有了生死之交。最不可思議的政府出招就是那個解散教會治理委員會的口信；這個政府管理教會事務的荒謬招數，若不是出於愚蠢的話，那簡直就是一個侮辱了，這不是太小瞧“守望”人對基督與教會的忠誠程度了嗎？從長程看，即使此次“守望教會”出於無奈而分散為多個小型聚會，由於以往教會生活所形成的教會理念和此次“十字架”的生命經歷，在三到五年裡面，分散聚會的“守望教會”成員會變成十家八家大型城市家庭教會。就近期而言，失去一個陣地的“守望教會”並沒有喪失其所有的陣地；特別是只要教會還在，“守望”隨時還可以進入任何一個陣地。教會不是“MLH革命”的臨時聚集人群；教會的委身要求與日常性質，使得教會不會因為一場二場逼迫而潰亂。由於“守望教會”的榜樣，其它一百多間大型城市家庭教會也可能會效法“守望教會”的樣式。每剝奪一個家庭教會的聚會場所，就創造出一個可能戶外敬拜的教會，而且由於每一個退出戶外空間卻沒有喪失教會與“十字架”生命的教會都可能重新出現在戶外敬拜。不知道北京地方政府使用國家機器可能禁止多少間家庭教會的同時戶外敬拜呢？三間？五間？十間？大概那也就是北京地方政府可能付出的最高執行成本了吧？以目前對付“守望教會”所動員的資源計算，北京地方政府絕無可能運用國家機器禁止更多間家庭教會同時的戶外敬拜。最要緊的是，若是政治權力將全部的力量用在除了合理地要求敬拜場所而全然順服執政當權者的家庭教會身上，這將不僅大大動搖了自身的統治基礎，而且可能為不那麼順服政治權力的社會力量提供了真正的機會。
最後，藉此機會對北京市宗教局局長提一點建議：北京不是上海；上海只有幾間大型城市家庭教會，北京卻有上百間大型城市家庭教會；上海家庭教會的彼此連接程度，內部動員力以及社會影響力都不能與北京家庭教會相比；上海是一個私人生活空間高度自由而公共生活空間卻不那麼開放的城市，而北京卻是一個公民在公共生活空間裡面非常活躍的城市。上海的所謂“成功經驗”不可能帶到北京來。即使在上海，那種模式也只適用於一定的教會和社會發展階段；隨着時間的推移，那種經驗也將會越來越不“成功”的。有許多人（包括筆者）為你禱告，但願上帝開你的眼，不要固守上海經驗，多看看溫州經驗；儘管知道你不是決策者，若真能依據社會現實向上提出建設性意見，與國與己都是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