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痛苦是從上帝而來的信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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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想象一群人住在同一幢樓，一半人想象它是一間酒店，而另一半人卻認為它是一所監獄。把它視作酒店的人，可能感到難以忍受；把它視作監獄的人卻覺得它出奇地舒適。故此，那些看似是醜惡的學說，最終使你舒適和有力量。對這世界抱有樂觀態度的人會變成悲觀者，而對世界抱着極其可怕觀念的人卻變成樂觀者。
　　魯益師《上帝站在被告席》

　　5．呻吟的地球

　　讓我們來思考一下我們的家——地球。請你用眼睛欣賞夏天日落的光輝色彩和微妙的色彩變化。試將你的腳趾插進濕沙之中，站立不動，然後感受海浪的泡沫和浪花。請參觀蝴蝶花園，並研究蝴蝶身上的抽象設計：一萬個不同變化一概都濃縮在飛行組織的纖細紋理上，比任何抽象派畫家的創作更富想象。人身處這些美好事物之中，容易相信有一位仁愛的創造主存在。
　　然而，太陽可以用大量色彩點綴黃昏，也可以將非洲的土地烘曬成乾旱、爆裂的表層，足以毀滅數百萬人。若由暴風醞釀出有節奏、撞擊的海浪，海浪就曾如二十尺高的高牆碎裂一般，摧毀沿海的村落。那些在野花間飛舞、無殺傷力的彩蝶，平均只能存活兩星期，最後就會消失在冷酷殘暴的大自然食物鏈中。大自然是我們墮落了的姊妹，不是我們的母親；地球雖然是上帝的名勝，卻是一個已經扭曲的美好創造。
　　試觀看人類。巴哈、貝多芬、路德和歌德的祖國也賜給我們希特勒、艾希曼（編按：德國戰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納粹的滅絕猶太人的活動）和戈林（編按：納粹德國元帥）。一個棄絕《人權法案》的國家同樣帶給我們奴隸制度和內亂。作為人類和個人，每一個人裡面的智慧、創作力和同情心都是與欺騙、驕傲和自私競賽。
　　痛楚也是一樣。近前看，痛楚看似是一個可信任及有價值的朋友。從近視的角度看（姑且說從一個生物工程師的角度看），痛楚組織的確是一個最精細的創造工作。神經系統猶如林布蘭精美的畫作，帶着天賦的印記，應該受到我們尊重和敬畏。
　　然而，我們最常覺察痛楚存在，不是透過顯微鏡，而是透過不受人歡迎的不幸記號。如果你把每個警告信號連接一個特定源頭，這樣，痛楚組織可以看來是合理和設計出色。但是，如果你退後環顧所有人類的遭遇——數以億萬計的人受盡折磨、挨餓、流血、患癌症，正齊步邁向死亡——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湧現了。
　　“痛楚問題”比神經細胞的忠實反應，包含更多問題。當痛楚折磨人的靈魂至失望和絕望時，它有什麼副作用？為什麼有些生命如此多變，受到關節炎、癌或先天缺陷所支配，而別的生命七十年來卻能避過痛苦?詩人布萊克用以下幾句話總括人的存在：我的母親呻吟，我的父親啜泣，我跳進這個危險的世界……
　　哲學家喜愛廣泛討論人類的整體苦難，好像所有人的痛苦都是可以被擠壓出來放在大鍋，然後呈獻給上帝，說：這裡就是地球的痛苦和苦難，你怎樣解釋這一切的不幸?但是，正如迦拿馬索夫在陀思妥耶夫基斯偉大的小說中指出，痛楚在特定的時間內臨到一個人，以及臨到一個不應受苦、純真的人——一個小孩用拳頭打自己的胸膛——兩者都會提出同樣尖銳的問題。
　　痛楚可能被設計成為一個有效防禦的警報系統，但這個行星中有些事情像糾結雜亂的鉛絲一樣，以致現今痛楚肆虐，不受控制。我們需要使用另一個詞彙形容這問題：痛楚表示身體的防禦組織，而受苦表示人類的不幸。畢竟，一個患麻瘋病的人沒有痛楚感覺，卻受苦很多。
　　雖然有些人很幸運免去身體的劇烈痛楚，但人人都會有某種揮不掉的受苦情況：“人格的缺點、破裂的關係、未得醫治的童年記憶、叫人窒息的內疚感。我們若要認識受苦，必須離開顯微鏡—一透視排列好的神經細胞順服地回應刺激——完全注目大受痛苦的人的臉。”當身體受傷害時，上帝在哪裡？“這問題變成”當傷害不能停止時，上帝在哪裡？上帝怎能容許如此強烈及不公平的痛楚呢？”

　　最合適的世界？

　　數個世紀以來，哲學家都辯論一個問題：“所有行星中，地球是最合適的嗎？這條辯論問題源自一個假設，就是一個全知、全能、全愛的上帝自然會為他的受造物創造極好的領土。但是，請你環顧我們地球的一些特色：艾滋病菌和唐氏綜合症、脊柱裂和脊髓灰質炎、蠍子和采采蠅、地震和颶風。上帝不可以有更好的創造嗎？” 如伏爾泰在其著作《康第德》諷刺地說：“如果地球是所有行星中最合適的地方，那麼，其他的行星又是怎樣的？”
　　昔日基督教神學家如奧古斯丁和阿奎那，都證明上帝的確在所有行星中創造了最合適的地方。當現今二十世紀展示大自然和人為的恐怖後，只有最勇敢的思想家才會如此斷言。
　　我肯定不會嘗試創建一套理論，證明地球是所有行星中最合適的代表。我花很多時間研究生物學上的痛楚，其中一個因素是因為我相信現代哲學家沒有察覺創造行動所涉及的困難。他們假設上帝創造時只需搖動魔術棒，就可以為地球上的生命除去六部分的危險。
　　批評這地球的專家們為要使他們的論點更有說服力，必須描繪一個超越的宇宙，包含着一套完整的自然律系統，其結果就是大大減少人類的痛苦。試想象以下幾個可能性。為什麼不可以簡單地除掉細菌？這樣做必定帶來災害：我們已辨認出二萬四千個不同種類的細菌，其中只有一少部分會引致疾病。若除掉細菌，我們就永遠不能消化食物。颱風呢孟加拉和印度的人都痛苦地曉得，地球的氣候系統是依賴如此巨大的干擾，颱風若消失多年，雨水也會隨之消失。
　　創造涉及從許多可能性中做出選擇。如果我滑雪時跌斷了腳，可能會希望骨骼更強壯。或者骨骼本來可以造得更強壯的（雖然科學家仍未找到一種更強、更適當的物質移植），不過，我的腳就會更厚和更重，令我身體變得太笨重、太遲鈍而完全不能滑雪。如果我的手指厚一些和不易損傷，這樣，很多人間活動如彈鋼琴，就不可能做了。一個創造者需要在力度、靈活、重量和容量之間做出艱難的選擇。
　　布醫生為麻瘋病人的手設計一個簡單的痛楚感覺器時，就嘗過這樣艱難的選擇。以下是他所學到的功課：我越多研究自然定律——原子、宇宙、牢固的元素、分子、太陽，以及維持生命的所有機制的相互作用——我就大為震驚。只要其中一種因素被移去，整個創造就會塌陷如同骨牌一樣。有些人確實相信大自然的一切設計和精密，都是隨機的；他們也相信如果數百萬的分子有足夠的時間彼此撞擊，一個神經細胞和感覺末梢就會以準確的形式一躍而現。我對這樣的人，只有建議他們嘗試製造一個痛楚感應器，如我所作過的，看看會有什麼機遇。
　　我花了一生大部分時間在手部手術的範疇上；我可以將許多書籍放滿一間大房間，全都是解釋如何醫治受傷的手的不同方法。但我從未見過一個程序——沒有一個——提供方法改進一隻健康的手。手的設計今人難以置信，而痛楚當然也是那個設計的一部分。一百隻手中有九十九隻都是完全正常的。但是，那些對痛楚不敏感的人，統計數字卻完全相反：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身上有某種畸形或官能不良，只因他們的痛楚組織不是正常運作。
　　我們的地球出現許多苦難，都是由於上帝在創造內訂立了兩個原則：一個是物質的世界，它按照一貫的自然定律運作；另一個是人類的自由。
　　上帝親自遵守這兩個原則，而它們本身都是好的，但上帝也容許它們有被濫用的可能性。舉例來說，水證實在對我們和所有創造都是有用的，因為它的“柔性”、液體狀態和特定的重量。但是，這些特性若以令人難以對付的容量出現，就會淹死我們；甚或有更使人受驚的可能性：我們會用水淹死他人。
　　試舉另一個例子，就是木。樹木可以出產果子，支撐葉子以供人遮蔭，又庇護雀鳥和松鼠。甚至樹木被削下，也是有價值的。我們用木作燃料取暖，又作建築材料建造房屋和家俱。木的基本特性——堅硬、不易彎折、易燃——都使這些有用的功能有效地使用。
　　但是，你一旦種植一棵樹擁有那些特性，卻把它放在一個住滿自由人類的世界中，就會招致誤用的可能性。一個擁有自由的人或會拾起一塊厚木，見它堅硬，就用來重擊另一個人的頭。我假設上帝每次都可以從天上下來，將木的特性變為海綿的特性，好使一支擊球棒輕輕地反彈。但那並非上帝在世界想做的事。他設下固定的定律，但我們可以誤用自由，使它變壞。
　　上帝在約占記末部的講論，可能想到類似的論據。上帝聽完約伯的抱怨(三十五章經文後)。終於顯現，將約伯提升，向他描述受進世界的壯麗。上帝自傲地指出創造最不尋常的幾個特色，然後讓約伯有機會提出改善良方。他願意提出不同的方法操作世界嗎？（你可以說上帝和約伯正在比較高下，你猜誰會勝出呢？）
　　上帝是否要為這個世界的苦難負起責任？按照上文間接的解釋，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人給孩子一雙溜冰鞋，也知道他可能會跌倒，和人在雪地上撞倒孩子完全是兩回事。
　　一個世界若按照固定的定律運作，卻住滿自由的人類，保護性的痛楚組織這份奇妙的禮物也同樣容易遭人誤用。上帝可以用另一種方法製造痛楚組織嗎？它可以保留痛楚組織的好處而不要它的壞處嗎？任何警報系統除去受苦的元素後，仍然可以有效地運作，同樣產生一些問題。正如布醫生的實驗和無痛者的經驗證明，當痛楚出現，但我們卻沒有足夠的警覺性。痛楚必須傷害我們，才會命令我們行動。
　　有人可以永遠爭辯，上帝可否用不同方法設計我們的世界。切斷痛楚的開關？造熱帶風暴而不造颶風？少造一種病毒或三種細菌？我們沒有人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或怎樣解釋先前的問題：一種特定的病毒如何進入世界。（這是上帝直接的創造行動嗎？是墮落的後果？是撒但的作為？是遺傳上的突變？）但是，這等臆測被提出來討論，因為上帝對“地球是不是所有行星最合適的代表?”這個問題，直接回答：不是！

　　野生動物
　　聖經追溯苦難和邪惡進入世界，是出於人類自由這個主要卻可怕的特質。什麼東西使我們與海豚、麝鼠和大灰熊有別？唯獨人類可以從不能打破的本能行為模式中被釋放。我們有真正、自我決定的選擇。
　　人類自由的結果，就是將新的東西引進地球——反抗原先的設計。我們對地球既定的運作方式只有少許的知識，但卻知道人類已經掙脫了那種模式。徹斯特頓（編按：1874－1936，英國作家、新聞工作者，以寫布朗神父的偵探系列小說最為著名）說：“我們談論野生動物，但人類才是唯一的野生動物，因為人掙脫了那個模式。其他所有動物都是馴良的動物，卻跟從那種族或那類型的粗野品格。”
　　人是野性的，因為獨有他站在這個微小、會熔化的地球，起來搖着他的拳頭對上帝說：“我做我想做的事，因為我想這樣做。結果，有一大鴻溝使我們和這個地球、與上帝分離。最值得注意的是，上帝賜給我們自由去做我們想做的事，違反了宇宙的一切規則（至少有一段時期是；是這樣的）。徹斯特頓又說：“上帝創造世界時，讓世界自由。上帝所寫的不大像一首詩，反而像一齣戲劇；他設計了一出完美的戲劇，但必須留給人類演員和舞台監督監管；自那時起，他們一直製造大混亂。”2
　　神學家用“墮落”一詞總括創造的重大瓦解，這是當邪惡首先進入世界，首次背叛所引致的。創世記第三章的速記報告，簡單概述那反抗的後果，足以表明所有創造——不只是人類——已被瓦解了。正如密爾頓在《失樂園》說：地球感受那個創傷，而大自然從她的座位上／慨嘆她所有工作帶着禍害的記號／一切都喪失了。
　　使徒保羅用以下方式表達：“被造的萬物都熱切渴望上帝的眾子顯現出來。因為被造的萬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這樣，而是由於使它屈服的那一位…我們知道被造的萬物直到現在都一同在痛苦呻吟。（羅八19—20、 22）”
　　不知怎樣，痛楚和苦難在地球倍增，成為人濫用自由的後果。當男人與女人選擇敵對上帝時，他們的自由世界就永遭破壞。如同保羅所見，自從始祖墮落，地球和其上的所有居民都不斷發出低頻率的煩憂信號。我們現今住在一個“呻吟”的地球上。
　　因此，對於受苦不公平的任何討論，都必須從一件事實開始：上帝也不喜悅地球的狀況。從創世記到啟示錄，聖經的故事都是記載上帝計劃恢復它的創造，使之回復完善的原始狀態。聖經用同一個景象作開始和結束：天堂、河流、上帝光輝的榮耀和生命樹。所有人類的歷史都發生在創世記至啟示錄之間，而在其間所發生的一切事件，都是記載人要掙扎重獲那已經失落的。
　　單用現今的世界審斷上帝，是一個可悲的錯誤。曾幾何時，地球可能是“所有行星中最合適者” ，但它現在肯定不是最合適的地方。從來沒有一個信息，是聖經如此確定傳遞上帝不喜悅創造的狀態和人類的狀態。
　　試想象這樣的劇情：野蠻人潛入一間博物館，內中正展示畢加索藍色時期的作品。徹底毀壞的品性驅使他們用紅色顏料濺污所有畫作，又用刀亂斬之。若然這些作品——只是畢加索創作天分的樣品，竟被毀壞及此——被拿出來展覽，當作是這位藝術家的代表作，是何等極度不公。同樣的情況也可應用在上帝的創造上。上帝已經在地球上懸掛“被咒詛”的記號，又應許審判和復興。這個被邪惡和痛苦毀壞了的世界之所以仍然存在，乃是證明上帝的憐憫，而不是證明他的殘酷。

　　擴音器

　　上帝可用什麼東西吸引我們的注意？什麼東西可說服人類——是我們發動叛變的——那樣的創造不是按照上帝計劃的方式而運作呢？
　　魯益師提出一句話：痛楚是上帝的擴音器。他說：“當我們快樂時，上帝向我們細語，向我們的良心說話，但藉着我們的痛苦大聲呼喊。痛楚是上帝的擴音器，喚醒一個耳聾的世界。”擴音器一詞用得恰當，因為痛楚的特性就是大聲呼喊。當我弄傷腳趾或扭傷足踝時，痛楚向我的腦袋大聲報告，說情況不妙。同樣，我相信這個地球存在着苦難，也是對所有人尖叫，說情況不妙。它停止我們的行為，又迫使我們考慮別的價值。
　　有一則動物寓言故事《冒險之旅》，講述一群野兔的家園受到一個建築工程破壞，連根拔起。他們流浪之際，偶然遇見一群新品種的兔子，它們巨大而漂亮，有光澤發亮的毛，並完美無瑕的爪和牙。野兔問：“你們怎能活得這麼好? 你們不用搜尋糧食嗎? ”馴兔解釋說：“我們已有食物供應，就是紅蘿蔔、蘋果、玉米和青菜。生活既高級又美妙。“
　　可是幾天后，野兔發覺當中最胖和最有光澤的一隻馴兔不見了。馴兔解釋說：“噢，那是間中會發生的事！但我們不讓它打擾我們的生活，我們有太多美好的事物享受了。”野兔終於發現這塊土地滿布陷阱，死亡如“煙霧凝聚”籠罩看它們。馴免為了過着奢華、舒適的生活，就甘願閉眼不看一件事實：即將死亡的危險。
　　《冒險之旅》是一個帶有道德意義的寓言。我們好像那隻胖而有光澤的兔子——有些人實在如此——相信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享受舒適：填飽自己、建立一個美好的家、享受美味的食物、有性生活、活出美好人生；人生就只有這些。但是，痛苦的存在卻使這種生活方式大大複雜化了，除非我們選擇帶着眼罩，好像那些馴兔一樣。
　　當世界有三分之一人每天晚上都是餓著肚子睡覺時，我難以相信世界的存在只是令我可以設宴享樂。當我看見少年人在高速公路上粉身碎骨時，就難以相信人生的目的是要心滿意足。如果我嘗試走向享樂主義，痛苦和死亡就在附近潛伏，在我身旁出沒，並提醒我，如果我認識的世界就是這個樣子，人生會是何其空洞。
　　苦難有時低吟，有時大喊，是一個“卓越的謠言”，述說整個人類的狀況已經有毛病了。有戰爭、暴力和人類悲劇的人生是出了問題的、人若想從這個世界得到滿足，並相信人生的唯一目的是享樂，就會用棉花塞著耳朵，因為痛楚的擴音器的聲音甚大。）
　　三個世紀以前，法國數學家帕斯卡擔憂他一些朋友，覺得他們似乎逃避人生最重大的問題。以下是他對他們的描寫。幾乎是一首諷刺詩：“我不知道誰人把我放進這個世界；世界是什麼？我自己是什麼？我對萬事一無所知……我只知道我很快死亡，起碼知道這個死亡是我不能逃避的。
　　因為我不知道我從哪裡來，因此也不知道會到哪裡去。我只知道離開這個世界時，不是永遠落在毀滅中，就是落在忿怒的上帝手中；我也不知道會永遠被送到哪一個境界去。我的狀況就是這樣，充滿軟弱和懷疑。我從這一切得到結論：我應該在一生的年日中，不問會有什麼事必定發生在我身上。或者，我可以找到疑問的答案，但我不會自找麻煩，或採取行動尋覓之。“
　　帕斯卡搖頭，不明白人們為何關心瑣事，甚或重要的事，而始終忽略了最重要的事。他說：“這是不可思議的魔法，和超自然的睡眠。”
　　有別的宗教嘗試否定一切痛楚，或是嘗試超越痛楚。然而，基督教一開始就斷言苦難存在，為要證明人類墮落的狀態。有人或會摒除基督教解釋受苦的來源——受苦被帶進世界，是人類失落自由的後果——因答案不令人滿意。但是，至少世界偉大而墮落的觀念卻吻合我們對現實的認識，它符合這個世界的二元特性和我們的特性。
　　我們猶如沉船的生還者，好像魯賓遜連同船的殘骸從另一個地方被衝上岸。基督教這方面的觀念驅使徹斯特頓說：現代哲學家再三告訴我，我已身處一個恰當的地方；縱然我默認這事實，但仍覺得沮喪。然而，當我聽到自己身處一個錯誤的地方時，我的靈魂就歡樂歌唱，好像春天的雀鳥。樂觀主義者告訴他，這個世界是所有行星中最好的，但他總不會相信這話。基督教對他更有意義，因為基督教坦白承認，他被放逐到反叛的地球上。
　　徹斯特頓下結論說：這個說法有一點很重要：它完全倒轉樂觀主義的理由。倒轉一經發生，舒適的感覺好家骨頭立刻放回骨槽一般。我常常稱自己是樂觀主義者，為要避開悲觀主義大明顯的不敬。但是，這個世代一切的樂觀主義因這個緣故變得虛假和令人沮喪，常常試看證明我們合適這個世界。但基督教的樂觀主義卻根據一件事實：我們並不合適這個世界。
　　有時痛楚擴音器當然也會產生相反的效果：我可以轉而敵對上帝，因他竟容許這種不幸事發生。但另一方面，如徹氏所作的，痛楚可以催迫我到上帝那裡去。上帝說這個世界不是僅有的世界，我可以相信他，又願意冒險相信他會建造一個完美的地方給跟隨地的人——居住在受盡痛楚折磨的地球上。
　　作為受造物是困難的。我們以為我們很偉大，可以操作自己的世界，無須如痛楚和受苦等紊亂問題提醒我們有依賴性。我們以為有足夠智慧可以做出道德抉擇，也可以正直地生活，無須痛楚擴音器在我們耳朵內大聲叫囂。我們錯了，伊甸園的故事證明此理。男人和女人若身處一個沒有苦難的世界，必會選擇敵對上帝。
　　故此，我們在亞當和夏娃以後出生的人有一個選擇：可以信靠上帝；或者我們可以因世界的問題責怪他，而不責怪自己。

　　聽見回音

　　如果你懷疑痛楚擴音器的價值，我建議你去一去醫院的深切治療房。你會找到各類的人在那裡的走廊上走來走去：當有的、貧窮的、漂亮的、樸素的、黑人、白人、聰敏的、遲鈍的、屬靈的、無神論的、白領階級、藍領階級。但是，深切治療房是世上唯一地方，令上述的劃分沒有造成半點差別。
　　在深切治療房內，所有探病者都被一個可怕的脈絡聯繫看：關注一個快要死亡的親屬或朋友。經濟的差別。甚至宗教的差別都在此消失；在那裡你看不見種族張力的火花；有時陌生人會彼此安慰，或低聲地、不覺羞恥地一同哭泣。所有人在最關鍵的時刻面對生命。許多人有史以來第一次請求牧師或教士幫助。唯獨痛楚擴音器有足夠力量使這些人下跪，默想人生、死亡和意義的終極問題。正如邸立基諷刺地說：醫院只有牧師，卻沒有雞尾酒會的牧師。
　　我相信這是痛苦擴音器的價值。這個地球恆常發出“呻吟”，求救贖和復興的呼喊，但是，我們很多時候忽略了這個信息，直到痛苦或死亡臨到，迫使我們注意它。我不是說上帝因為痛楚擴音器的價值而容許人受苦。（我也不相信受苦帶有特別信息——“你正是因這個行動的後果而受苦”――下一章會清楚解說。）但是，痛楚擴音器確實向所有人類宣布一個普遍的求救信息。
　　一位十七世紀英國詩人多恩，發覺自己聆聽到痛楚擴音器。他那忿怒的岳父令他辭掉工作，而從事一份律師職業又遭人反對。多恩無可奈何地轉向教會，擔任聖公會的牧師職。但當他在第一個教區任職一年後，他的妻子安妮死了，留給他七個孩子。幾年後，即1623年，多恩身上出現疹子。醫生診斷他染上了黑死病。
　　這個病一直沒有好轉過來，把他的力量消耗得幾乎至死。（多恩的病證實是斑疹傷寒症，不是黑死病。）多恩患病期間，寫了連串有關受苦的祈禱文，被列為有史以來對受苦這個主題最深刻的默想。他在床上寫成他的書，沒有使用筆記，並深信自己正面向死亡。
　　在《祈禱》一書中，多恩呼求上帝作工。當他回顧一生時，便覺得不合理。他一輩子渾渾噩噩地遊蕩，最後到了可以服事上帝的地步。但如今，正在這寶貴時刻，卻有致命的病打擊他。除了發燒、痛楚和死亡外，眼前沒有任何事物出現。這種情況怎樣解釋？
　　疾病的意義是什麼？多恩的著作提供了可能的答案。第一次衝擊臨到他的時候，睡房的窗戶打開，教堂鐘敲響了一陣陣悲哀的死亡宣告。一瞬間，多恩懷疑是否他的朋友知道他的情況比預期更嚴重，預先為他的死敲喪鐘。但是，他快就意識到鐘鳴顯示一個鄰人死於黑死病。
　　多恩就教堂鐘的意義寫下《默想十七》，這書是英國文學其中最出名的一段說話（“沒有人是一個孤島…不要問喪鐘是為誰而嗎；它是正為你而鳴。”）他領會到雖然喪鐘的聲音是紀念另一個人的死，但鐘聲卻嚴厲地提醒每一個人他們花一輩子時間去忘記的事：人人必會死亡。
　　當一個人死亡，不是代表書的一章被撕下來，而是代表被翻譯成更好的語言；而每一章都必須有，這樣的翻譯。上帝雇用了好幾個翻譯員：有按年齡翻譯的文章，有按疾病翻譯的文章，有按戰爭翻譯的文章，有按正義翻譯的文章。但上帝的手卻在每一個翻譯之中，他的手必裝訂我們所有散落的紙張，放在每一本書彼此對開的那個圖書館裡…如此，這個鐘呼喚我們所有的人；更何況是我，因為這個病帶我接近死亡之門。
　　多恩早在魯益師出現前三個世紀，使用另一句話表達相同的觀念，不同於“痛楚——上帝的擴音器”：痛楚獨特的力量就是打破正常人的防衛和每天的生活。他說：“我需要你的雷聲，啊，我的上帝！你的音樂不會服侍你。”對他說，鐘鳴變成預告他死亡的回音。對一個死人來說，鐘鳴一個句點，表示生命結束。但對擁抱生命的多恩來說，鍾是一個刺目的問號：他是否準備好迎見上帝？
　　那鐘的鳴奏奇妙地扭轉多恩奔馳着的思想。痛楚擴音器或雷聲，使多恩重新檢視人生，而他所看見的事物就好像一個啟示。“我是一個見過痛苦的人”，他有一次帶着自憐的口吻這樣告訴他的會眾。但如今，事件似乎清晰地表明，最劇烈的痛苦時期也是靈性成長的最好機會。患難把罪清洗和鍛煉性格；貧窮教導他依靠上帝和洗滌貪慾；失敗和公開的羞恥醫治地屬世的野心。一個清楚的模式出現：痛楚可以被轉化，甚至被救贖。
　　繼後，多恩的內心觀察進一步使他反省此刻的處境。這個痛楚甚至可以被救贖嗎？當然，疾病阻礙他多作善工，但他身體的軟弱肯定不能抑制他屬靈的成長。他有許多時間祈禱：鐘鳴提醒他那個不幸的鄰舍，和許多在倫敦正在受苦的人。他學會謙卑、信靠、感恩和信心。多恩將它變成遊戲：他想象他的靈魂變得強壯，從床上起來，並在房間行走，雖然他的身體只是平躺青。
　　總之，多恩領悟到他的一生就算處於臥病在床的狀態下，都不是沒有意義的。他將精力轉向操練靈性：祈禱、認罪、寫日記（後來被編成《祈禱》一書）。他不再集中思想自己，反而思想他人。
　　《祈禱》一書記錄多恩對痛楚態度的地震式轉變。他起初祈求痛楚得以挪開，最後他卻祈求痛楚得贖，使他“得到痛苦教化”。這樣的救贖可以採取神奇的治癒方式——他仍然希望如此——就算它不能這樣做，上帝仍然可以取出一塊熔化的金條，透過煉金者的受苦火爐而變成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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