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美好安排

對我們成都的團契來說，這實在是神美好的安排，好像是在最需要的時候，從天上差來天使幫助我們。在政權交接的關鍵時刻，神讓他的使女在這裡帶領和堅固弟兄姊妹，使我們能夠靠主度過一個最困難的時期。這個期間，團契的主日崇拜，基本上都由鄭姊妹和早些時候來到成都的劉本耀牧師擔任講員。他們兩位主內長者，對團契的成長和弟兄姊妹靈性的栽培，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們成了我們最喜歡的屬靈帶頭人。

鄭惠端姊妹（我們都稱她鄭姐）常常勉勵我們要在靈性上深深紮根，不論環境怎樣改變，我們都應當堅守主的真道。她用以賽亞書43章12節“你們是我的見證”為題所講的道，令我至今印象深刻。她還特別要我把這節經文寫成大字，貼在講台後面的牆上，提醒並勉勵我們時刻記住神對我們的託付。弟兄姊妹都深受感動，紛紛在主前再次決志，願將全人獻上，成為主的見證人。

那個時候，不但大家的靈性得到復興和堅固，生活也打成一片，互相體恤照顧。記得共產黨軍隊是在1949年12月底和平進入成都市的。在這之前，雖然成都外圍曾經發生激烈的戰鬥，但市內表面上還看不出有什麼動靜。內戰大局已定，國民政府的官員和有關人士，都已陸續撤離，想走的人們也早已離開。留下的人們對前景捉摸不定，大部分人雖然內心忐忑不安，但外表尚屬平靜，只有靜待變化的到來。那年的聖誕節，團契的弟兄姊妹就是在這種氣氛中度過的。聖誕之夜，大家齊集於平時聚會的客廳里，紀念救主的誕生，也感謝他的保守和看顧。成都西南郊武侯祠附近兩軍戰鬥的槍聲時時傳來，街上已無任何行人。我們卻格外感到在主裡面的平靜安穩。親身體驗主內相親相愛、和衷共濟的溫暖，以及完全依靠主的平安喜樂。

政權交替的年代，戰亂遍及全國。外地同學與家庭的聯絡一時中斷，經濟供應不上。團契弟兄姊妹就伸出援助之手，互相接濟。平時有的弟兄姊妹衣服破了，鈕扣掉了，就來找鄭姐幫忙修補，或者請她設法修改。有的沒錢用了，也來問她拿。有的有家庭的逼迫，有的有戀愛上的問題，她也成了必然的顧問和導師。有一對弟兄姊妹要訂婚，但是男方家長不在本地。於是就由鄭姐安排在團契內舉行儀式，男方家長則由我來代理，因為當時我在團契中是比較年長的，被稱為大哥。整個團契像是一個大家庭，弟兄姊妹靈里相通，生活相助，過着在地如天的生活。

團契的弟兄姊妹在這個時期彼此鼓勵，互相關心。我們常常用主的話來彼此勉勵，藉此不但使自己剛強壯膽，也經常幫助靈性軟弱的肢體。記得那時我正念大四，住在華大華英宿舍的單人寢室（一人單獨住一間），下課後常常用寫信的方式，和許多弟兄姊妹交通，特別勉勵那些一時冷淡不來聚會的肢體，鼓勵他們重拾起初的愛主之心。聖靈也感動我向同班同學傳福音，我便定出計劃，一個一個地找他們個別談心，見證神在我身上的作為，把救恩的福音介紹給他們。團契其他一些弟兄姊妹也是這樣，總是尋找機會向自己的同學傳福音。雖然時局動盪不寧，人心不安，但我們內心卻深感踏實，有十分的平安，對神有更多的嚮往，更深的追求。在那個時期，我們的心是火熱的。

1952年，在成都各個教會全體教牧人員大會上，鄭惠端姊妹受到瘋狂的圍攻批判，說她是“帝國主義派來的間諜，在大西南布置特務網”。（長期在我們團契聚會的何福坤姊妹，1966年3月被政府逮捕，並於1970年冤死獄中。逮捕的罪名是“暗藏的反革命份子，鄭惠端布置的特務”。）當時全國各地正在大肆聲討基督教屬靈派，在一本基督教刊物《新希望》上，稱她是“成都屬靈派頭子”。此後鬥爭和迫害的矛頭一直對着她，使她無法在成都安心服事和生活。1953年11月，神帶領她離開成都。陳尊賢、馬祥雲夫婦邀請她去武漢，後來王國顯弟兄請她去廣州，1954年夏天又回到上海。在這些地方她都不斷在帶領聚會，服事信徒。1958年3月15日鄭姐在上海被逮捕，這是鎮壓基督教屬靈派的一次全國性的行動，從此她開始了長達21年的牢獄和勞改歲月。她的自傳《奇異恩典》詳細記錄
了獄中的遭遇和她美好的見證。

1979年鄭姐出獄，1980年得重病。由於在上海缺乏適當的照顧，1982年武弟兄、李姊妹夫婦接她到煙臺家中治療休養，至今已整20年。

2002年9月17日，李姊妹安排在病床上的鄭姐和照顧她的眾弟兄姊妹一起，慶祝她的88歲生日。但功濤和我，長期在團契接受鄭姐教誨，曾被主用重價買贖卻又跌倒悖逆過的兩隻小羊，有幸親身參與了這個十分有意義的聚會，並在鄭姐面前再次向神認罪悔改，數算主恩，重溫主恩和主愛的甘甜，心中無限激動。我們在這裡看到一個愛主事主的火熱集體，這個集體又把主愛的觸角伸向四周，把福音帶給遠近的渴慕者。1946年我在華西壩基督徒學生聚會第一次遇到的武弟兄和李姊妹，經過半個多世紀之後仍然在為主發光發熱。基督徒學聯會雖然在歷史上只存在了短暫的一刻，神借着它所播種下的無數種子，卻已經茁壯成長為大樹，成為森林。鄭惠端姊妹是這段歷史當之無愧的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