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什麼時刻？--- 林慈信牧師

送交者: msc 2014年08月13日19:18:20 於 [彩虹之約] 發送悄悄話

現在是什麼時刻？人類的歷史已進入什麼時代？教會應如何回應？ 研究歷史的進展，分辨所處的歷史時刻，素來不是福音派屬靈傳統的一部分。除了認清主必快來，我們必須脫離世界，努力傳福音，分別為聖，追求聖潔，我們的屬靈觀是分隔的：屬靈的管屬靈，屬世的管屬世，兩者毫無相關。這種情況近年來有了轉變。當前許多事無不令人擔憂：天災人禍，伊斯蘭教的復甦，家庭與道德的崩潰，同性戀群體的政治力量，新紀元運動的興旺，福音派神學與教會的無能，市場學代替上帝的話在教會大行其道，世俗心理學取代聖經輔導，上帝的兒女們飢餓。我們不得不問，現在究竟是個什麼時刻？基督徒的生活，教會的事工模式，不知不覺中越來越屬世。教會誠然在世界裡，但世界不可侵入教會。事實上，我們要拒絕世俗文化，卻已被世俗文化侵蝕。 一 現在是什麼時刻？ 從西方思想與文化史來看，我們已處於後現代時期。後現代有別於現代，後現代批判現代文化，卻又是現代文化的延伸。現代文化自16世紀文藝復興開始，強調個人的絕對自主，拒絕服從權威，特別是宗教權威，相信科學（嚴格地說是迷信科學），相信理性。17、18世紀理性主義和實驗主義，是啟蒙運動的代表，早期現代思想的象徵，代表人物是笛卡兒，史賓諾沙，洛克，休謨等。到1790年代，康德把人類理性和科學的自主再推一步，徹底拒絕權威，將宗教信仰與倫理道德置於理性科學範圍之外的所謂“真理界”，理性與科學僅限於探討事物的外表；至於真理（上帝、自由意志、永生、愛、倫理等），則不是人的理性可以知道的。 康德是現代思想的分水線；19世紀的哲學，後期的現代思想，都深受康德的影響，以主觀取代客觀，以相對取代絕對，如浪漫主義（主張真善美是主觀的）、唯物主義、歷史批判與聖經批判、達爾文的進化論，及存在主義（代表人物有祁克果和薩特）和虛無主義。唐崇榮牧師說，19世紀所提倡的思想，20世紀成為其實驗室，把拒絕真理付諸行動，因此20世紀是個“愚蠢的世紀”，真是一針見血。 後現代思想與後期的現代哲學一樣，是徹底的人本主義，拒絕順服上帝與上帝話語的權威，相信人的自主，尤其是主觀的，感覺的自主。因此，拒絕正統聖經信仰的，往往篤信現代思想。例如，以巴特（Karl Barth）、布倫納（Emil Brunner）、托倫斯（T.F. Torrance）為代表，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新正統神學人士，雖自認是福音派（比較準確的稱謂是“新福音派”），卻缺乏批判後現代思想的內在能力。這可以從過去二十年來香港某些華人神學家的言論看出。他們致力於面對當代思想，與普世神學界對話，但不能提出從聖經出發的啟示，只能參與世俗神學界的討論，結果被世俗思想吞沒。與新派神學開山鼻祖士萊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一樣，他們要向現代知識分子作見證，試圖證明基督教信仰符合當代思潮，動機值得欽佩，但放棄了聖經的絕對權威，視“聖經無誤”等教義為過時，反而弄巧成拙。這是教會講壇鬧饑荒最關鍵的原因之一。 西方後現代的典型宗教信仰就是新紀元運動（New Age Movement），相信人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上帝與宇宙同一，自然界就是上帝；而人類與自然界同一，是徹底的一元論（monism）和泛神論（Pantheism）。[2]後現代的典型哲學思想是解構主義，代表人物是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相信“文本死了”，“作者死了”，“讀者死了”，意思是：宇宙里沒有意義，文字沒有意義，作者原來的意思是找不到的。[3] 人類的靈魂在哪裡？誰帶領我們的下一代，教導他們“文本有意義”？如何從研讀聖經開始，建立文字、話語的意義，進而建立人類的思想、文明？ 二 現在是什麼時刻？ 從中國歷史進程看，中國在國際舞台面前“站了起來”，洗脫了鴉片戰爭以來列強入侵的國恥，這段歷史可說告一段落。目前中國和海外華人（“文化中國”）所面對的挑戰，與西方世界差不多一樣：家庭與道德的崩潰，生態危機，能源危機，資本主義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物質至上、享樂主義、貧富懸殊，教育面對自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的無能，信息泛濫和東方宗教的復甦。中國教會已從農村家庭教會在逼迫中復興的時期轉化到城市教會時期。今天的中國，城市教會如何，直接影響到農村教會如何。1978年後開始浮現的“文化基督徒”（在中國研究基督教的學者）已經邁向成熟，從早期的向西方尋找資料，初步翻譯的嘗試，到目前的經典翻譯和注釋，說明基督教作為一個社會制度，一個人類的宗教，已經從中國社會的邊緣進入到“主流的邊緣”（margin of the mainstream）。 在目前的中國，基督教內部的發展又如何？多年來福音派着重個人的宗教經歷，傳福音，教會增長，而忽略神學思想的發展，護教與對文化的批判與重建，因此目前最新的趨勢，乃是新福音派神學（neo-evangelicalism）在國內日趨重要，吸引城市型牧師與專業人士基督徒；強調活動、聯繫、人際關係，試圖脫離過去基要信仰的狹隘、關閉。過去三十年，中國教會受到普世教會的關懷、支持，已經從上一代的單純，進入到功利主義和其它世俗現象兼具的狀態，和海外福音派沒有太大的分別。 中國的靈魂在哪裡？中國教會的靈魂又在哪裡？誰來為中國的靈魂哭泣？誰願意以上帝的話語，一個一個生命地建立中國人的靈魂，一個一個小組地建立中國教會的靈魂？沒有快捷方式，只有努力耕耘的挑戰。 三 現在是什麼時刻？ 從福音派教會與神學的趨勢來看，目前正是福音派教會逐漸（或快速）地失去正統信仰的時刻。福音派的教會從宗教改革繼承了紮實、豐富的傳統，強調惟獨聖經（聖經是信仰生活最高的權威，教會不是）、惟獨基督（基督是神人之間唯一中保，聖人不是）、惟獨恩典（人不可靠自己行為得救）、惟獨信心（人不可藉聖禮或好行為得救）和惟獨為了上帝的榮耀（救恩，人生與整個宇宙的目標）。宗教改革第二代的英國清教徒運動（Puritanism, 1555-1710）將宗教改革所重新發現的純正福音，就是十字架和悔改的信息，向英國大小城鄉宣講，帶來整個社會的基督化、福音化。18世紀初有德國的敬虔運動（German Pietism，清教徒的第三代後裔），1730-40年代衛斯理（John Wesley）和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作代表的“大覺醒”（The Great Awakening，清教徒的第四代後裔），使英語、德語世界的教會得從聖經和與神直接的親密關係，經歷了更新，進而推動社會改革，海外宣教，普及教育，兒童主日學，廢除奴隸制度，慈善事業等運動。這是我們的屬靈遺產，福音派目前卻忽視它，因此我們正在失去我們的靈魂。 福音派一詞原指離開天主教的基督新教，特別是德語與西班牙語世界。18世紀大覺醒運動之後，凡受到大覺醒運動影響的第二、三、四代英國基督徒，都被稱為福音派（the Evangelical Party），如校園團契運動（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的先祖西面[4]，終生致力廢除黑奴制度的英國國會議員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等。在美國，南北戰爭（1861-65）之前，多數牧師都關注社會改革，與傳福音並不對立，如紐約市公理宗牧師，最著名講道家之一的Henry Ward Beecher 與惠敦大學的創辦人Jonathan Blanchard等。內戰時期，改革宗長老會（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領先經營“地下鐵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藏匿、運送逃離主人的黑奴。 從上述的簡介可看出，福音派絕不僅是着重讀經、禱告、傳福音、過聖潔生活的基督徒，更不能被社會學家約化為“任何喜歡葛培理的人”（anyone who likes Billy Graham）。福音派有聖經、神學、敬虔、復興、宣教、護教、社會服務與改革等豐富的傳統。 可是，1870年代起，自由派神學從歐洲打進美國神學院，美國教會受到嚴峻的挑戰。響應自由主義挑戰，從本着聖經從事護教的，首先有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賀治（Charles Hodge）與華爾非德（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直到1920年代該神學院及長老會總會被自由派人士壟斷。1898年，荷蘭首相、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校長、系統神學家凱波爾（Abraham Kuyper）到普林斯頓大學演講，向美國教會大聲疾呼，不要步歐洲教會的後塵；他指出，人類文明永遠是偶像敬拜和敬拜真神之間的鬥爭。1900年代，不同宗派、學派的福音派領袖在《基要》（The Fundamentals）系列書籍里都發表了正統信仰的講述，這樣一個跨宗派護教運動值得今天的我們回顧與效法，建立一個宗派、學派之間的見證，重申純正信仰，聯合眾宗派的信徒。 福音派教會有否把凱波爾的信息放在心上？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看見。1890年代是學生海外宣教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SVM）的黃金時期，慕迪（Dwight L. Moody）所宣講的簡單的福音[5]對英美大學生的影響到了高峰，該運動的靈魂人物慕特（John R. Mott）的口號是“在這一個我們的世代，把福音傳到全世界”（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our generation）。西方工業革命帶來社會上富裕和貧富懸殊；維多利亞時期是大英帝國的顛峰期，宣教運動在這時期把福音傳到中國、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角落。聖經學校紛紛在各城市成立。[6] 可是，雖然宣教士的人數日增，聖經學院在成長，教會的內部，特別在真理、教義上卻日趨腐爛。1870-1880年代，自由派神學首先進攻神學院，其影響到了 20世紀初已經在講台上看得出；1920年代是美國主流宗派與附屬的神學院被自由派神學壟斷的時期，普林斯頓神學院的保守派被逼離開，1929年創立威斯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1930 、1940 年代，不僅長老會，浸信會也有自由派與基要派之爭，1940年代末，保守浸信會（今“浸宣會”）離開美北浸信會（Northern Baptist）而成立。 面對自由派神學，福音派除了有一部分人士離開主流宗派另起爐灶以外，還有一些願意在主流宗派里進行改革，或與主流宗派對話。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是此“新福音派神學”的代表。他們在1940年代末的目標是令人敬佩的：西方社會正面對人類文明的危機，教會應成立一所“西岸福音派的哈佛大學”，建立符合時代需要的思想，發表一些被學術界尊重的著作。可是，進入1960年代，富勒神學院放棄聖經無誤的教義，在哈柏（David Hubbard）領導下，成為一個超宗派，對自由派神學友善的高等學府。[7] 1980年代起，其它福音派的神學院與神學家也效法富勒，努力在聖經研究和神學思想界上爭取發言權。結果，傳統的純正教義日益被忽略，連斯托得（John Stott）也提出論據來反對聖經無誤。[8]巴刻（J.I. Packer）說得對，目前全球神學家的共識是﹕聖經是一本人寫的書。[9]《洛桑信約》（The Lausanne Covenant, 1974）是代表全球福音派的信仰宣言，宣告聖經無誤是我們信仰的基石。1980年，福音派神學家蘭姆發表他的新正統神學宣言，全面接受巴特的思想，可以說是新福音派正面接納新正統神學的代表作。[10]1980-81年《今日華人教會》也有類似的文字，正面介紹現代（即自由派）神學，卻沒有提出批判。上述的也正是今天華人神學界的現象。 蘭姆的新正統信仰告白至今快三十年了。過去二十多年，教會被各樣的世俗思想侵蝕，茲列出一些典型的主張：市場學與廣告學（教會增長學），教牧輔導（以世俗心理學左右輔導中聖經的使用），新紀元的冥想（“內在醫治”等），對人類的樂觀[11], 不承認上帝全知的“神的開放性”神學[12]，和對罪的重新解釋[13]。而面對教會的極度世俗化，福音派人士做出了什麼響應？ 福音派的靈魂在哪裡？誰來建立護教的陣營，團結不同宗派與學派（包括浸信會，時代論，衛斯理宗，改革宗，宣道會，播道會，各種華人自立教會、宗派與差會等），聯繫所有相信聖經的默示與無誤的人士，向教會世俗化提出“另類”的聲音（其實是歷史上的正統、福音派信仰），重建福音派教會的講台與教育事工？ 現在是什麼時刻？是否我們醒過來的時刻？是否又一次宗教改革的前奏與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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