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解经错谬的重要性

卡森（Dr. D. A. Carson）
余德林、郭秀娟 译

研究解经错谬这个课题之所以重要，在于解经的错谬常常在我们中间发生──尤其发生在蒙神恩典，并肩负宣扬神话语重责大任的人当中。错误地解释莎士比亚的剧本，或分析错史宾瑟（Spenser）的某段诗体，并不会发生什么永恒性的效应；可是在解释圣经时，我们却不能容许类似的松懈或大意，我们处理的是关乎神的思想的作品，我们有必要下足工夫，为的是能确实地理解、讲解神的话。叫人惊叹的是，在所谓福音派的讲坛──圣经被公开尊崇的地方──常常发生歪曲正道的危险。当然，我们或多或少总会在解经上犯错：我也曾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缺失，但这要经过多少年更宽广的阅读，以及爱我的同事的指正，方能唤起我的留意。当一个传道者或教师充耳不闻自己在胡言瞎说，亦不警觉自己的言论如何摧残了神的教会时，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把矛头指向别人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先反求诸己。

　　批判性思考──一个被滥用的字眼──的精髓，在于提供证据。一个具批判性的解释需要就下列各项提出足够的证明理由：词汇、文法、文化、神学、历史、地理，或其它的项目。换言之，批判性的解经是为了能提供合理的抉择，以及充分说明何以某段经文必须作某种解释。批判性的解经反对追寻个人主观的臆测或高见，或盲目追随权威（诠释者或任何人所认为的解经偶像）独断的诠释和臆测的见解。这并不否认属灵的事情需要属灵的判断，或认为敬虔无关紧要；而是说，敬虔及有圣灵恩赐，并不能担保诠释不 出错。当两位同样敬虔的诠释者导出完全不兼容的解释时，不仅不同意经文有多重意义者（关于这点稍后我会多作说明）不会接受，即便是最属灵的人，也不能说上述二者同时皆对。如果上述两位诠释者不但属灵，而且成熟，我们或可期望他们能平心静气地探讨，何以他们会有如此不同的结论。只要他们不断地谨慎研究、谦虚讨论，以及真诚地检验自己的见解，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能为互相冲突的见解找到解决之道。或许其中一方是对的，而另一方是错的；或许两者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对错，都需要被纠正；或许因没有定论，而无法解决这项释经上的问题。无论如何，从我们的观点看来，重点在于这两位诠释者是否真的投身于批判性的解经，并为其所达成的结论和观点，找到或提供支撑其见解的充足理由。

　　批判性的解经若能提供站得住脚的理由，我们就有必要学习拒绝无理、专断的解释。这就是这课题为何重要的原因。将解经的错谬摊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将成为更成熟的批判性解经者。

　　谨慎地处理圣经，能使我们更多「听」懂其中的圣言。我们都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把在别处所领受到的传统解释读入圣经，甚至将我们的传统解释转化为圣经权威，几近偶像崇拜。然而，传统这东西是会随着时间而改头换面，不久之后，我们或许已经偏离神的话语；尤有甚者，我们还可能蒙昧地声称自己的神学观点是最合乎圣经、最正统的呢！事情若发展到如此田地，就说明我们没有好好地把圣经读懂，更不用说它是如何强化我们的错误了。如果我们坚信圣经的功能在于它不断更新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生活与我们所拥抱的教义──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尽所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聆听它，并且使用我们所知道的最好资源达此目的。

　　假使我们在意见分歧的解经课题上，希望谋求更一致的看法，这个课题就显得更加重要。我对那些极尊崇圣经的人表白：对我们之间仍有那么多分歧的解释，我感到非常难过。当然，真理的崇高合一性是不容丝毫减损的，但事实上，那些相信正典六十六卷书乃神不折不扣话语的人之间，竟充斥着许多纷扰、不能兼容并蓄的神学观点。京斯顿(Robert K. Johnston)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福音派的人皆声称自己拥有圣经的准则，但在许多关键课题上，却呈现神学陈述相互矛盾的窘态，暴露了当前他们在理解及诠释神学的本质上有问题。他们维护圣经的权威，却对圣经的教导无法达成一致的看法（即便同样是福音派背景的人），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但京斯顿这番话显然也有未经斟酌之处：「很难自圆其说」指的是释经及解经方面，与圣经的权威并无关联。但他确实帮助我们正视目前解经上的混乱现象。　
　
　　以下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目前的乱象：为什么同样是非常尊崇圣经的人，有的人认为方言是灵洗的明确记号，有的人则认为说方言并非是强制性的？甚至，有些人认为方言这恩赐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有所谓「时代主义」的看法？有的却持「盟约神学」的立论？何以加尔文主义有那么多的流派？何以亚米纽派、浸信派、重洗派又各自分了好些派系？为什么有些人在教会治理的理念上，悍卫长老治会的模式？有些人则强调会众制，或是主张自教父时期（或后使徒时代）起，就掌控了西方教会近一千五百年的神职阶级制度呢？容我大胆地质问：圣餐的意义是什么？关于末世论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见解？

　　当然，从某方面来看，这些理由不见得是理性的，也不见得会因为释义上得到改善，教派之间的歧见就会迎刃而解。许多褊狭的圣经教师和传道人，从来不曾认真考量另一种诠释的可能；因为如果他们在讲经的时候，允许自己的问题受到全面挑战，他们将会失去心理上的安全感。他们不可能抛弃传统。但是，本书的对象并不是这些人。本书是为有智慧、够成熟、经过严谨训练，又在各个岗位上尽心尽力的虔诚领袖而写的：这些人岂不能在各种教义的歧异上，朝一致迈进吗？

　　当然，从表面上看来，我们有许多实际障碍亟需克服。有些教会领袖也许觉得他们没有时间花在这种高水平、待突破的研讨上；也许有些人认为其它人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无法改变，相喁对谈的收效不大──他们觉得问题应该由对方提出，因为那些人理应承认自己的错误，改邪归正；有的人则可能碍于「身分」的缘故，觉得参与辩论过于冒险，会危及自己的地位。可是，如果排除这一切障碍，这些具有权威、不和的领袖，现在可能已经（在我们的想象中）谦卑地聚集在一起，寻求分裂的医治之道，并在导致他们教义分歧的课题上细论经文的意义，或讨论两段不同经文之间的关联。

　　开诚布公的辩论是可能的，或许一开始只是暴露各别见解的歧异，或是为这些歧异如何交织相连而纠缠不清。然而，一旦各派人马都能谦卑审慎地表述自己（宗派）在释义上的困难，剩下来的，只是解经及释经的辩论罢了。即使这些理论上的对手，最后基于解经证据不足，作出尚无定论的结语，双方还是能有所收获的。因为这是西方诚实面对难题的结果，任何一方都无法以圣经为据，来排斥对方。

　　长久以来，我经常置身于类似上述的辩论中；当然，某些时候是我主动出击。这类辩论有时候不太容易有什么进展：可能因为情感的包袱太沉重，或因为所需投入的时间过多。但是，只要建设性的对谈持续存在，双方就更能分辨出彼此论证的强弱、优劣。

　　从上述理由看来，研究解经的错谬就益发显得事关重大了。我们或许可以从保罗对腓立比信徒的勉励得到一些激励。当保罗劝勉该教会要「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时，这勉励超越了仅是相互包容的范围，它也强调我们在神的圣言上必须学习迈向一致，并以神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这当然也是我们尽心尽意爱神的一项操练。

　　像我们许多的神学观一样，我们的解经其来有自：我们的解经习惯得自师承，我们的老师又承袭他处。除非我们的师傅和我们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否则我们的解经工夫必定落伍。例如释经学、语言学、文学研究，或较复杂的文法研究和日新月异的计算机科技等，都在这时代联合成一股强大的趋势，要求我们在解释经文上有更多的自我批判。再加上一些已经波及我们基督徒范畴的发展（例如：新释经学对基督徒落实异地宣教的理解，就有很大的冲击）；因此，成熟的思考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在宗教改革时期，甚至上一个世纪，释经学并未臻至鼎盛地位，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向前辈（神学家）学习他们的精神；在面对本世纪最严苛的考验，怀旧或驼鸟心态，对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或转机）都无助益。

　　上述最后两项考量，提醒我正视费雪（D. H. Fischer）的观点，他对他的史学同仁曾严苛地说：

历史学家不仅需要为其本身的诠释发展出批判的测试准则，更要为如何达成此准则而建立测试……。在我的同事之中，有一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相信任何步骤都是可行的；只要时常发表的一些论述，不涉及任何重大错谬即可。现代编史学的乱象，正如士师记所记的以色列一般：「各人偏行己路，行各人眼中看为正的事；田里撒了盐巴，用小母牛耕种，全地都是饥荒。」

我不准备说解经学的景况会比上述编史学稳妥；但相同之处是无庸置疑的。

　　最后，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在于近三、四十年西方神学界的变化。前一代保守派所面临的对手认为，圣经其实是不足采信的，只有蒙昧无知的人才会信靠它。我们目前仍听得到相同的批判声；不过有更多声音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释经和解经两个层面上。有人认为保守派并没有好好把圣经读懂，他们硬将权威的概念加在圣经上，并在释经上牵强附会。对基要派攻击得最尖刻的要算是巴雅各布（James Barr）了。巴雅各布强调保守派人士并非真正明白圣经，认为他们使用的批判工具自相矛盾，甚至不诚实。在另一个层面上，甘德里（Robert H. Gundry）则在其近作《马太福音的文学及神学艺术》（Matthew: A Commentary on His Literary and Theological Art） 中声称，他探讨圣经的方法要比传统保守派注释者更忠于圣经。类似上述的挑战真是俯拾皆是。

　　这样说来，传统护教的方法已不适用，且在释经和解经的竞技场上被远远地抛在后头。当务之急是重新检讨我们在释经及解经上使用的工具，严正地揭露各项迂腐或禁不起考验的论证──包括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缺失。

（本文择自校园书房出版社《再思解经错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