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科学思潮与西学

作者: 一道闪电 2006年1月31日

　　

　　明末科学家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这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

　　总结了中国古代所有的科学技术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有邢云路天文历算的《古今律历考》，茅元仪汇集武备和火器制作的《武备志》，赵士祯的《神器谱》。

　　计成的古典园林的《园治》，方以智涵盖天文地理和医学的《物理小识》。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李时珍的集成中国医学草药学大成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汇总农业科学成就的《农政全书》、徐弘祖伟大地理学著作《徐霞客游记》。宋应星反映中国技术全貌的《天工开物》。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同时出现五位科学巨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这是古代生产技术发展推动科学前进的一个极好的历史见证。《朱载堉－明代科学和艺术巨星》。

　　这时科学思潮的涌起，是和明末“经世致用”实学的推动分不开的。另一原因是明中叶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批判以理学为本的“名儒”讽刺其夸夸其谈，不切实际。

　　明末实用性的数学非常欢迎，比如《算法统宗》一版再版。

　　明末的科学思潮有如下四个特点

　　坚持经世致用方向，批判空疏学风和迷信观念，抨击脱离实际的科举制度。

　　不论是徐光启还是宋应星所有的著作都是抱着富国强兵的目的，改造社会的目的。徐光启说科举制度“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宋应星、李时珍都对科学制度辛辣的讽刺。

　　第二 表现出突破思想禁锢，向往大自然的愉悦，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朱熹的理学看来：学问“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看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饮沙而欲其饭也。”把人牢牢禁锢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狭小范围。否认自然科学的社会价值。而明末科学家那里，关心的已经不是一草一木而是整个自然。突破理学束缚，以研究和探访自然为乐。以徐霞客最为典型。徐霞客显然不同于历史上儒家名士，不为了任何政治目的，宗教。就是纯粹以探访自然为乐，“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至废寝食，穷下上，高而为鸟，险而为猿，下而为鱼。”

　　这“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在资本主义萌芽来临之时迫切希望了解自然，研究社会的强烈愿望”《徐霞客游记前言》。这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人们研究和探访自然多么相似。同时促进了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第三 强调和重视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科技，重理轻量，模糊而不重细节和数量关系， 到明末的科学家开始纠正这个问题，朱载堉首创了十二平均律，提出了“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天工开物》具有“把数量关系详细记载下来”的特点。徐光启提出数学乃一切科学的基础。他竟然研究人口增长的问题，用数字得出三十年增加一倍人口。比马尔萨斯人口论还早二百年。《晚明思想文化史》。朱载堉提出“理由数出”。把数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这就彻底摆脱了理学的束缚。这种思想很容易和近代西方科学相结合。

　　第四 提倡观察、试验方法和验证手段，突出科学的实证精神

　　朱载堉、徐光启等人亲自动手，制作天文观测仪器，以数据说话。李时珍、宋应星、徐霞客同样如此。

　　总之明末的科学受东林学派实学的影响，注入了一种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精神和科学理念。使明末科学思潮的性质和内涵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同西方近代化类似有早期近代化因素。

　　明末科学的局限：仍然束缚在道家的“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学说之中，极度不相信理性和逻辑的力量。西学的来到，正是这一伟大的转折关头。

　　一、引进泰西水法、火器火炮、物理机械等实用科学。二、《几何原本》的翻译，严密逻辑论证和演绎推理思维方法的介绍。三、超越地域限制的世界地理知识的传播，破除了封闭落后的地理观念。四、宣扬以西洋历法修正中国历法。传教士参与编纂《崇祯历法》，利玛窦请罗马教会派遣精通天文学的神父。这一切都掀起了学习西学的热潮。

　　明末泰西文明普遍地成为士大夫中间的时髦学问，大致有四个方面

　　笃信西儒之学与儒家学说相契合。

　　阁老叶向高《赠西国诸子》诗：“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 第二推 崇传教士于名利声色不染，志学有礼、乐善好施。以及各方面的才艺。

　　明末士人认为，不仅是西方天文历算，而且诸如水利、音韵、机械、乃至西洋画法都有可取之处。见《泰西水法序》。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赞扬了西洋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