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五
杨爱程

一九六二年秋天以后，生活虽然仍很困难，秋粮不算丰盛，但毕竟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的饮食需要了。因为，「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毛泽东一度假意表示要「退居二线」，中央政府在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务实派主持下，对老百姓的疾苦略有了解，也作出了一点「解民于倒悬」的努力。「大跃进」中搅浮夸最厉害的省级领导，如甘肃省委书记和河南省委书记都被降职，以此化解民怨，为「伟大领袖」作了替罪的羔羊。

「生产队」里打下秋粮后，也可以多留一点口粮了。而且，在春末夏初「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还运来一些薯干、豆饼、陈年玉米、高粱之类，廉价卖给农民。当然，「贫下中农」是完全免费的。此外，他们还可以领到救济棉、救济布和救济金。「五类份子」和「中农」，「上中农」就得自己想办法拿钱去买。实际上，那时候大家都是一样饿着肚子的。可见，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政策，对人道原则的歪曲，已经达到了何等荒谬的程度。

那时候，我大哥考入高中，去百哩之外上学；大姐考入师范，半月回一次家。最重要的是，他俩有了国家为高中生和师范生配给的粮食定额。虽然都在长身体的年龄，定量一定不够，但他们心里想着父母和弟妹，总是尽量节约，把学校食堂发的馒头晾干，带回家给我们吃。每当我们收到这样的礼物时，全家如同过大年一般。母亲照例要祷告，感谢上帝，并分出一部分送给族中的老人、病人。

用今天的标准看，特别是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看，我们当时仍然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然而，我们在母亲信仰的支撑下，却有着完全的满足感。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政治上的控制也略微宽松一点。我母亲常常利用农闲时间出去聚会和传道，有时候带上我，有时候带上二姐或者三姐。基督徒们在一起读「圣经」，唱赞美诗，互相作见证，一起祷告，并抓住每一个适当的机会，向所有他们说得上话的人传讲福音。那时，我母亲似乎有着无限的欢乐和无穷的精力，在几年里走遍了家乡的村村寨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