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历史文献印证圣经的可靠性
4A．圣经的可靠性与可信性
1B．序言
这里我们要证实的乃是圣经在历史上的可靠性，而不是讨论圣经是否神的默示。
在查证圣经在历史上的可靠性时，我们必须采用考证一般历史文献时所用相同的衡量标准，这样才算公平。
森德斯（C.Sanders）在《英国文学史研究简介》(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in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一书中曾列举三种基本考验及编纂史料的原则：参考文献的测验（Bibliographical Test）、文内证据的测验（Internal Evidence Test）、及文外证据的测验（External Evidence Test）。
2B.新约圣经之可靠性──按其参考文献考验方式来衡量
所谓参考文献的测验乃是检察所留传下来的文件，看其中章节及文字的真伪。换句话说，在缺乏原本的情况下，抄本的可靠性如何？抄本的数目共有多少？又抄本与原本之间共相隔多少时间？34/26
1C.学者印证新约的可靠性
美国圣经校订委员会委员艾博特（Ezra Abbot）在其《批评文字》(Critical Essays)一书中论道：“经文具有各种不同的抄本，其数目之多令无心的读者咋舌，但我们要记这个数字通常只是一般不信基督教之作家们所提供的数字，说总计‘共有十五万种！’数目如此之大，这样看来岂不证明新约圣经确实不甚可靠，这会不会影响我们信仰的根基呢？
“其实不会，根据诺顿（Norton）先生的看法，在这15万种希腊新约抄本中，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不可靠的，可以将它删去。因为显然都是膺品，很少受到圣经权威人士的支持，也没有经文批评家会正式接受它们。这样一来，我们就只余下7500种待鉴的版本。然而再经细察之后，我们又发现，在这7500种抄本中，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抄本差异都是不足影响版本内容的，他们只涉及拼字法、字法结构、字句排列次序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对研究经文内容实无伤大雅。
“至于那些只注重辞句表达的方式，却不重经文含意的版本，我们亦可略去。这样一来，真正余下来值得考证的抄本只有四百种左右。但其中涉及真正不同经文含意的抄本并不太多，有些抄本在经文字句的增减上稍有出入，但能真正引起学者的好奇与兴趣的并不多，只有极少数的版本是真正算是有问题的。但如今圣经批判学家们人多势众，评审、鉴定抄本的工具充足，因此这些抄本中所谓较严重的问题都得以一一解决，被经学家们断定为真的经文均是相当可靠的。这与鉴定古代的文学作品有何其大的差别，许多文学古著我们不但不能完全肯定它的字句，连对那些用来解释原文的文字其可靠性，我们也都会有所怀疑，然而圣经内容的鉴定却没有这类的困难！”30/4
沙夫（Philip Schaff）在《希腊新约圣经版与今日英文版之比较》（Comparison to the Greek Testament and the English Version）中表示，在所有15万种抄本中，只有400种版本其中经文原意可能是有疑问的经文，然而在这四百本中仍只有五十种是真正值得待鉴的。但沙夫强调说，尽管有版本上的差异，它们“却不足以影响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及信徒的职守，因为有他处的经文，甚至他处已被证实的经文以及整本圣经中连贯的思想都能印证这些基要的教训，全书不会只因一两处不能确定的经文影响而动摇。”42/117
华费尔（Benjamin Warfield）在《新约文句批判》(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New Testament)之序在引用艾博特（Fzra Abbot）对十五万种抄本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差异都是不值得考证的看法说：“……。他们为数虽众，却极少受经文批评家的支持，这百分之九十五的差异实微不足道，无论采不采用，对经文本身之意义实不生影响。”54/14
盖司乐与尼克（Norman Geisler and Willian Nix）对取舍抄本中之差异有如下的建议：“若说从新约圣经抄本中，我们能找出20万处文稿的差异来，这种说法则未免太过含糊一些，事实上只能说新约中约有一万处左右的差异。因为如果一个错字在三千本抄本中出现，我们仍算是三千个差异。”14/361
何德（Fenton John Anthony Hort）曾毕生研究圣经抄本，因此一直被视为经卷考证的权威，他说：“圣经中有八分之七左右的部分，被专家们认为是可信的，至于其余的八分之一在经文批评学中看来，只限于文句排列的先后次序的不同，有些太过琐碎根本无足轻重。
“如果这个取舍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差异的范围就可大为缩减。如果我们手边有二、三种不同的抄本，而我们已下定决心，若非找到绝对的证据，将不轻易武断地决定经文的对错，然后我们姑且再略去抄本拼字法不同的差异不论，那么新约圣经中的字句真正值得我们怀疑的，大约只占全部新约全书的十六分之一。若以此计算，那么我们就知道一般所谓的差异都是极琐碎的，真正值得研讨的只占差异总数的极小部分，甚至不超出全部的千分之一。”22/2
盖司乐和尼克(Geisler and Nix)对何德的看法有如下的补充说：“其实只有八分之一的差异是真正算是有份量的，其他仅仅是拼字法和文体上的出入。就整体而论，只有十六分之一的差异是重要的，或算是为‘较严重的差异’。若用数字来统计，那么新约圣经中有百分之八十八点三三（88.33%）的部分都是纯正无误的。”14/365
华费尔（B.Warfield）大胆宣布说：“新约圣经留传至我们手中时，其中内容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无误的，即使是最差的版本亦不例外，我们可引用班德赖（Richard Bently）的话来证明：‘圣经的经文绝对真实、准确……其中的信条与道德教训均被完整保存着──无论你如何挑选版本，即使故意挑选最差的版本，其中内容依然不会改变’。”54/14；55/165
沙夫（Philip Schaff）分别引用崔格拉及史瑞挪（Tregelles and Scrivener）的话说：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圣经版本，又有这么多的考证工具，因此我们不必用凭空揣摩的方式，将版本中差误的部分除去。”摘自崔格拉所编之《希腊新约圣经一序言》(Greek New Testament,Prolegormena,P.X)
史瑞挪（Scrivener）说：
“虽然抄本数目太多，有时使真正学圣经的学生深感疑难、困惑，但这却也能同时引导他从这些差异中更进一步地体会出圣经的完整性。如果伊果齐鲁（Eschylus）的读者能同时拥有这许多伊氏作品的版本资料，使他们在欣赏伊氏升华性的诗篇时不必伤透脑力，费尽耐性，而能寻得诗句的准确性，他们将不知会有多喜乐呢！”42/182
布如斯（F.F.Bruce）在《经书与羊皮古卷》（The Books and the Parchments）一书中写道：“万一没有其他客观的文字证据能用来修正圣经抄本中显然的错误，经文批判家则须靠臆测的方式来修正此错误，但要使用臆测的方式则需要高度的律已精神，它不但要能说明修正时所选用的字是绝对正确的，它也必须能说明版本中原有的错误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换句话说，这种修正不但对‘原文来说是合理的’，在运用到‘不同抄本上时也一样合理’。然而各新约版本中需要使用这种臆测修正法来修改经文错误之处者，却几乎可以说没有。证明经文之准确性的证据为数甚众，可谓俯拾皆是。从成千的证据当中，至少总有某处的某一版本，能将真正原来的经文保存下来。”6/179，180
甘扬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乃当今最伟大的新约文字批评家，他一再强调经文的错误绝对不足影响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他说：
“我最后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并不建立在一句会引起争论的经文上。但如果我们一味只提及这些经文的错误和文句上的差异，必然使人对圣经的内容及文字产生怀疑，以为圣经是经不起审定的。
“我们强调圣经内容绝对可信，实非言过其实，特别新约圣经其经文内容尤其可靠。它除有多种抄本之外，又有早期的新约译本及教会早期作品中所引用的新约文字，可以用作勘校的参考资料。任何一处有问题的经节，都可以从这些参考资料中找出其正确的愿意来，世界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却没有这样的优点。
“世间学者对一些重要的希腊及罗马作家们，诸如：沙孚克理斯（Sophocles,古希腊悲剧作家）、苏西载得士（Thucydidus,希腊史学家）、西赛禄（Cicero,罗马政治家及演说家）、魏吉尔（Virgil,罗马诗人）这些人所遗留下来的作品甚觉满意，对这些作品的内容正确与否也从不怀疑。但这些作品只有少数抄本流传于世，至于新约圣经却有成百成千的抄本留存于世。”25/23
华费尔（Benjamin Warfield）说：
“我们若采目前新约圣经的经文，与古时的新约抄本相比，我们就……不得不为两者相近似的程度感到惊异。新约圣经是经人细心抄写才留传下来的，抄写的人之所以细心，完全是出于他们对上帝的话敬爱的缘故。这也是上帝格外的恩赐，使他的教会能在每个时代中保存一部全部无误的经书。若与其他世俗的古典文学相比较，所留传下来被世人一直使用的新约圣经远较任何古书数量为众。不仅如此，许多早期信徒所留传下来的其他著作及见证中，足供我们鉴定、修正新约版本中为数稀少的不准确部分，这些优点都远非其他古典作品所能及。”54/12f。
英语重订标准译本圣经（Revised Standard Version）的编者说：
“任何一位生于1946年的细心读者都会同意，基督教的信仰不会因出版重订标准译本的圣经受影响。他所信仰的内容正与1881年或1901年的信徒所信的完全相同。理由很简单，圣经在版本上虽有许多差异，但从没有一个差异大得足以让我们将基督教的教条提出加以修改的。”16/42
史垂特（Burnett H.Streeter）相信由于有大量的新约版本流传下来，“经文的可靠性应当是很高的。”46/33
甘扬爵士（Sir F.Kenyon）在《圣经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Bible,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出版）一书中又说：“经过多年来苦苦追寻经卷的底细，经过多年来的研究工作，我们终于印证圣经的准确性，也看出我们手中所拥有的这卷书诚然是可信的，它是上帝真实不变的话语。”26/113
耶鲁大学的鲍罗斯（Millar Burrows）在《石版的意义》(What Mean These Stones?Meridian Books,1956年出版)中写道：“再一次将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与古代纸草经卷比较的结果，能使我们对经文流传的正确性又增添不少信心。“68/52
鲍罗斯又说，经文“在流传时所保存的准确性实令人钦佩，人对其中所含之教训实不应再起任何的疑惑。”68/52
福斯（Howard Vos）在《我应否相信圣经》(Can I Trust My Bible,Moody Press,1963年出版)一书中宣称说：“单由考证文学证据的立场来评断，新约圣经的可靠性就已远较其他古书来得有力。”79/176
2C.抄本的数量印证圣经的可靠性
罗拔逊（A.T.Robertson）是新约希腊文最完整的文法编著家，他写道：“拉丁文通俗译本圣经（Latin Vulgate）共有八千种抄本，其他更早期的抄本约有一千本左右。再加上希腊文四千本手抄本（普林斯敦大学神学教授莫志杰Bruse Metzger则认为我们至今已找出五千本的手抄本。33/36），另有一万三千本不全的新约手抄本。除此之外，由早期的基督徒作品中，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作者所引用的经文。”39/29
莫志杰（Bruce Metzger）说：
“在这五千份希腊手抄本中……其中包括全部或部分的新约经文……”33/36
孟沃华（John Warwick Montgomery）说：“如果我们对新约圣经中的各书卷持怀疑的态度，也就等于贬低其他古典巨著的地位，因古代的文献中没有一部比新约圣经更可靠了。”34/29
甘扬爵士（Sir.Frederic G.Kenyon）是大英博物馆馆长兼图书馆馆长，也是一般学术界中首屈一指的圣经抄本权威人士。他说：“……除了数目庞多之外，新约圣经的手抄本与其他的古典作品还有一个迥异之处，这点对新约的考证工作十分有利。在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部文献写成的时间与其最早存在的手抄本相隔的时间，象新约圣经这样短的。新约各书卷是在公元第一世纪末期写成，但如今所存最早的手抄本则多来自第四世纪──其间只相隔250年至300年。
“ 这段时间听来似乎很长，但与多数古典作品相较则显得不然。我们相信现在我们已经收全古希腊作家沙孚克理斯（Sophocles）的七部悲剧作品，这些手抄本也是今日被用来编纂沙氏基本作品的蓝本，但都是在这位伟大的诗人死后一千四百年才抄写的。“24/4
甘扬爵士（Kenyon）在另一部《圣经与考古学》(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中又继续说：“由于新约写成的日期距离现存最早的手抄本，其相隔时间过于短暂，可见怀疑抄本与原著间会有出入这一点已被人视为毫无根据，而新约圣经中各卷书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也终于被学者们所确定。”56/288
3C.新约手抄本与其他古典文学著者与其作品的比较
近代伟大的英国学者布如斯（F.F.Bruce）在《新约文献》(The New Testment Document)一书中，曾极生动地描述新约圣经与其他古典文学的不同：“当我们把新约圣经的抄本与其他古代具有历史性的文学著作相比时，我们就更可以欣赏新约抄本资料是何其丰富！凯撒的‘高卢之战’（Gallic War）约写于公元前58年与50年间，但如今所存抄本无几，其中只有九十一本能算是较好的版本，而最早的抄本约在凯撒去世几百年后方才写成。而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后17年）曾著有罗马历史凡142册，却只有35册流传下来，手抄本的数目不超过二十本，其中仅一本包括第三至第六章的一片段史记，是在公元第四世纪写成，算是最早的一份抄本。罗马史学家塔西图（Tacitus）约在公元100年左右写成十四本史书，但只有四册半存留下来，塔西图另著有十六本年鉴，有十本被完整地保留，另二本只是部分的抄本。而如今我们所有塔西图的作品都是根据这两本不全的手抄本写成，一本来自第九世纪，另一本则来自十一世纪。
“今日我们所收集的罗马大将阿古可乐（Agricolo）的作品《论修辞学之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则来自第十世纪的一份手抄本。公元前460至400年间的雅典史学家苏西戴得士（Thucydides）所著的史记，则来自八本在公元900年完成的手抄本及一些与早期基督徒时代同期的纸草抄本。另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8至428年）的作品之来源亦如上述。然而却没有一位古典文学的学者会怀疑希罗多和苏西戴得士的作品，仅管这些抄本的时代与原著写成的时间差上1300年是时间。”7/16，17
何尔（F.W.Hall）在Oxford,Clarenden Press,1913年古典文学之良友丛书（Companion to Classical Text）中著有“古典文学作者与其作品之手抄本的权威性”（MS Authorities for the Text of the Chief Classical Writers），我们试将其中资料抄录如下：
著者 原著写成时间 最早版本 相隔年代 手抄本数目
罗马大帝凯撒
公元前100年至44年
公元后900年
1000年
10 本
罗马史学家李维 公元前59年至公元后17年 20 本
希腊哲人柏拉图（西联剧）
公元前427至347年
公元后900年
1200年
7 本
罗马史学家塔西图（年鉴）
公元100年
公元1100年
1000年
20本
（及其次要作品）
公元100年
公元1000年
900年
1 本
罗马巡抚小普利尼（史记）
公元61至113年
公元850年
750年
7 本
希腊史学家苏西戴得士（史记）
公元前460年至400年
公元900年
1300年
7 本
罗马史学家苏东尼亚
公元75年至160年
公元950年
800年
8 本
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史记）
公元前480至425年
公元900年
1300年
8 本
罗马诗人贺瑞斯
900年
希腊悲剧家沙孚克理斯
公元前496年至406年
公元1000年
1400年
100 本
罗马哲人陆克里帝亚士
死于公元前53或55年
1100年
2 本
罗马诗人加塔加斯
公元前54年
公元1550年
1600年
3 本
希腊悲剧作家尤里拔帝
公元前480至406年
公元1100年
1500年
9 本
希腊政治家狄摩西尼斯
公元前383至322年
公元1100年
1300年
200 本※
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
公元前384至322年
公元1100年
1400年
5 本+
希腊喜剧作家亚理思多芬
公元450至385年
公元900年
1200年
10 本
※均来自同一原著+来自该作者任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