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马所礼的年代（Massorectic Peiod，公元500至900年）

马所礼人（The Massorectic，来自Massora一字，即“传统”的意思）专门从事编辑、校订旧约经文的辛劳工作，他们的总部在犹太地的提比哩亚海（即加利利海）附近，他们所编成的旧约经卷称之为马所礼经卷（Massoretic text）。

这些精心劳苦所编成的经卷，加上母音的拼音符号，以便帮助读者能正确发音之用。马所礼经卷乃是今日标准的希伯来文经卷。

马所礼人纪律十分严谨，一向存着极虔敬的心抄写经文。他们设计出一套十分复杂的系统，防范文士抄录时所可能产生的差误。比方说，他们计算每部书中每个字母出现过的数字，并计算出摩西五经与整本希伯来文圣经全文中间的那个字母是何字。除此之外，他们又设计了更多、更精细的计算方法，以防抄写时可能发生的任何错误。陆平费（Wheeler Robinson）在《古版与英文版圣经》（Ancient and English Version of the Bible,1940年出版，第29页）中说道：“任何可以数算的，他们都予以数算。他们还设计一种背诵法，将各处数目的总和很容易地全部记下来。”6/117

甘扬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说：

“除了要记得手抄本的差异、传统与猜臆上的差异外，马所礼人还要着手于数字的计算，这些则是一般经文批判家们所不曾使用过的方法。他们记下每卷书中句数、字数及字母数目的总和各有多少，他们也计算出每卷书中间那个字和中间每个字母为何；他们知道那些经节包括有全部的希伯来字母，或只包括某些字母的经节等等。这些细节听来十分琐碎，但对抄写经文时，保持抄本的精确性却甚属必要。这些细节正表明人尊敬圣经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是理当受人颂赞的一本书。马所礼人唯一关心的乃是律法中的一点、一捺、一句、字母中的一小部分都不被抄漏。”25/38

3C.论及旧约可靠性的语录及其法

魏洛狄（Robert Dick Wilson）在《科学化的旧约研究》（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Moody Press出版）论及圣经的可靠性与可信性应可以回溯至旧约时代：“由一四四件自埃及文、亚述文、巴比伦文及摩押文音译成希伯来文的名字中，或由四十个由希伯来文译成以上各文字的名字（总共一八八件证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有2300年至3900年的时间，圣经中的专有名词从没有被译错过。最初的文士在音译这些名字时，必须使用最正确的语言学原则，使原名与译名极其接近，这充分证明他们的仔细与学术精神。更有甚者，希伯来人的作品能数世纪以来一直被抄经家不断抄写，也是在其他历史文献中所未有过的现象。”48/71

魏洛狄（Robert Wilson）又说：

“自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400年间共约有四十位君王存在，每位都按其朝代先后记载……‘其中不但记有同国的其他君王，又有其他国的君王史记可供核对……旧约圣经中有关各君王的记载，其正确性实超出人类的想像之外，’若这只是出于偶然，那它只有750，000，000，000，000，000，000，000分之一全对的机会。”48/70-71

根据这个证据，魏氏总结说：

“这个证据说明旧约的原版经文经过二千年的抄写后，仍能十分正确地留存给我们，这件事实不容我们忽略。这不但证明二千年前的原版圣经与二千年后的抄本几乎完全吻合是可能的，我们由巴比伦原本与二千年后之抄本文献所存的类似之处，又由相隔二千年的纸草经卷与现今版本的古典文学相较，只见少数内容上的出入，再看过去希伯来原文经卷中的犹太君王名，及外国名词如今仍很正确地被留传下来，我们实不得不佩服这种近乎科学的精确性，这个精确性更是有目共睹的。”48/85

布如斯（F.F.Bruce）相信“马所礼人所编纂的希伯来文子音经卷（最早的希伯来文圣经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直到马所礼时代，因不方便朗读才加入母音。）流传有近一千年的时间，但与原本相较时，却仍能保持惊人的信实程度。”6/178

葛威亨（William Green）总结说：

“世间没有任何其他的古典文献象旧约圣经这样正确、精细地被抄录流传下来的，这种说法真是一点不错。”18/181

论到希伯来文圣经能被如此正确地抄写、留传、英国剑桥大学图学馆副馆长艾肯孙(Atkinson)说：“这几乎就象是神迹一样。”

第二世纪的犹太教法师阿克巴（Rabbi Aquiba）一心视制造最正确的经书为己任，曾如此说：“马所礼人正确地抄写经卷，成为保存旧约圣经准确性的一道防护墙。”21/211

4C.希伯来文经卷

开罗版本（Cairo Codex）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约在公元前895年间问世，是由马所礼人阿学的儿子摩西一家人所抄成（Moses ben Asher），其中包括前后先知书在内。6/115-116

列宁格勒先知书版本（Codex of the Prophets of Leningrad）约在公元916年抄成，其中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及十二卷小先知书。

最早的整部旧约经卷应是巴比伦帕测巴力拿版本（Codex Babylonnicus Petropalitanus）约在公元1008年抄成，现存于列宁格勒。它是在公元1000年前左右由一位犹太教法师阿学的孙子摩西的儿子亚伦将古版修正抄写成的（Rabbi Aaron ben moses ben Asher）。14/250

阿里波版本（Aleppo Codex）乃是最有价值的一份旧约手抄本，约在公元900年左右完成的。有一度被人认为遗失了，后在1958年所复得，可惜已受损坏。

大英博物馆版本（British Museum Codex），包括部分的创世记直到申命记，约在公元950年完成。

乐奇灵的先知抄本（Reuchlin Codex of Prophets）是由拿弗他利之子一位马所礼人（Massorete ben Naphtali）所抄。

5C.死海经卷印证希伯来旧约圣经的可靠性

甘扬爵士是首先提出这个大问题的一位学者，他问道：“这些我们称之为马所礼经卷的希伯来文旧约经卷抄本，系抄自公元前1000年时的另一抄本，这个马所礼经卷与旧约各书的原版之间究竟有无出入？”25/47

后来所发现的死海经卷能对这个问题提供最有力的答案。

在发现死海古典前的问题是：“今日的旧约圣经与第一世纪的抄本间究竟有多少差别？”换句话说，这些旧约经卷被人腾抄过这么多次，我们是否还能相信它呢？

究竟什么是死海经卷呢？

死海经卷乃由四万个经卷的碎片所集成，有五百份经卷是由这些碎片中所重新拼凑起来的。

考古学家们另外发现许多圣经教训之外的书卷及碎片，使我们对昆兰（Qumran,死海西北方，是发现死海古卷的地方）宗教社会的情形增加了不少了解。《朱达开文献》（Zodakite Documents），《社会法则》（Rule of the Community）及《纪律手册》（Manual of Discipline）各书的发现使我们了解昆兰人民的日常生活及意义。在其他很多洞穴中，我们则另外发现许多有用的解经的资料。

死海经卷是如何发现的？

我愿引用尔勒（Ralph Earle）所著之《圣经是如何来的》(How We Got Our Bible,Baker Book House出版)中的记载，因尔勒对死海经卷的发现有极生动的描述：

“死海经卷发现的经过，可算是近代最精彩的一则故事。在1947年二、三月间，一个百岛因(Bedouin)的阿拉伯牧童，名叫莫罕默德，他出去寻找一只迷失的羊。为了试试羊是否藏在洞穴中，他用一块石子掷进死海西边的一个崖洞里，此洞穴距离耶利哥城之南约有八哩之遥。但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听见石子打破瓦罐的声音。走入洞穴细察之后，他却发一个令人惊讶的情景。在洞穴的地面上有好几个大瓦罐，内中藏着许多皮质经卷，均系用棉布包裹保存的。因为瓦罐妥善密封的缘故，这些经卷无损地保存在近1900年的时间（它们很显然是在公元68年左右存入此洞穴中的）。

“这些死海洞穴中所发现的经卷，其中五卷被耶路撒冷城叙利亚东正教修道院中的红衣主教所收购，另外三卷则由该地希伯来大学的萨肯尼教授(Sukenik)所收购。

“当这些死海古卷发现之初，新闻界对此毫无所知。1947年11月间，就在萨肯尼教授收购三卷经卷及两个大瓦罐的前两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如此写着：‘这很可能是巴勒斯坦一带最大的一项发现，是我们从未敢期待过的大发现。’然而这么重要的话却未在当时公开发表。

“直到1948年2月，幸好耶路撒冷城的红衣主教，因不识希伯来文的缘故，打电话给耶路撒冷城的美国东方学研究学会，询及有关这些经卷的事。当时东方学研究学会的代理会长是一位名叫查伟（John Trever）的年轻学者，他也是一位优秀的业余摄影家。他辛劳、谨慎的拍摄下以赛亚书皮质经卷的每一段，这些经卷每一卷均有十英寸高，二十四英寸长。在亲自冲洗出底片后，他以航空邮寄了一部分照片给美国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的亚布莱特教授（W.F.Albright），亚氏一向被认为美国圣经考古学的权威人士。在他的回信中，亚布莱特教授这样写道：‘我衷心恭贺本世纪最伟大的一项经卷发现！……多么令人难信的一项大发现！此乃最真实的一份旧约经卷，世人丝毫不必怀疑。’亚氏鉴定该书卷约是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所写成的。“11/48-49

查伟（John Trever）后又引用亚布莱特教授的话说：“我相信这些经卷要较纳西纸草古卷（Nash Papyrus）更为古老我估计它是在公元前100年左右……”24/260

死海经卷的价值

人类所拥有最早的旧约手抄本是出于公元900年左右，那么我们怎能确定自公元32年耶稣世代之后的抄本也是精确无误的呢？我们就该感谢考古学与现今发现的死海古卷了。在死海古卷中有一卷其中抄写的是全本希伯来文的以赛亚书，根据考古学家的鉴定，它是在公元前125年左右写成。这卷死海古卷，要较我们所知最早的旧约抄本尚早一千年以上。

其余的死海经卷则约写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68年各不等。

死海经卷发现所造成的最大影响，乃是印证以赛亚书经卷（写于公元前125年）

与一千年后马所礼人所抄写之以赛亚书（完成于公元916年）在比较之下，两者完全没有差别。这正证明了抄经家们精确的程度，历时千年却无疏漏。

“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中的166个字当中，只有十七个字是有疑问的。在这十七个字中有十个字是拼法有别，对书中意思并无影响。余下七字中，有四字是文体的改变，如连结词的增减等，其余的三字母可并成‘光’字，被加在11节中，但对全文意义亦无大影响。何况此字由希腊七十士译本（LXX）及一号昆兰山洞中所发现的以赛亚书样本中都可印证（IQIS）。这样看来，经过一千年后全章166字中，只有一字（包括三字母）是有疑问的，但此字对经文的意义却无甚影响。”14/263

布如斯（F.F.Bruce）说：

“在昆兰的石穴中，我们又发现一卷不全的以赛亚书，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之为‘以赛亚书B’，但它与马所礼经卷的以赛亚书却是如此相似。“6/123

亚契（Glason Archer）认为“将昆兰洞穴中的以赛亚抄本拿来，与我们标准的希伯来文圣经中的以赛亚书对照，字字相比，其相同者约占95%以上，其余5%的不同乃是出于失笔与拼法上的错误。”57/19

盖司乐及尼克（Geisler and Nix）曾引用鲍罗斯（Millar Burrows）在《死海经卷》（The Dead Sea Scroll,P.304）一书中的话说：“历经一千年的抄写工作，经卷的内容却无甚变动，这成为一件奇事。正如我论及死海经卷的首篇论著时说的：‘死海经卷最重要的地方，乃在它能印证马所礼传统旧约圣经的可靠性。’”14/261

6C.希腊七十士译本印证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真实性

犹太人离乡流浪时，他们极需要有一部用他们通俗语言所译成的一部旧约圣经，这就是“七十士译本”的由来，约在埃及王托勒密二世（King Ptolemy Philadelphia，公元前285至246年）在位期间所译成。

布如斯（F.F.Bruce）曾生动地描写此译本之名的来源。约在公元前250年左右（较实际地说，应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在埃及王托勒密二世的朝延中一位名叫亚里斯提亚（Aristeas）的官员致信给他的兄弟费罗克拉次（Philocrates）：

“埃及王托勒密二世是位爱好文学的人，亚历山大城中最伟大的图书馆就是他在位时所兴建的，此图书馆傲立世间，成为世界文化奇迹之一达九百年之久。此信中并记载法拉兰城的底马特亚斯（Demetrius of Phalerum）曾任托勒密王的图书馆员，导致埃及王对犹太律法书的兴趣。王令他差派一位代表去见犹太大祭司以利沙（Eleazar）。大祭司以利沙从犹太十二支派的每支派中选出六位译经的长老，携带着特别正确、美丽的旧约经卷，送至亚历山大城。这些长老受到皇家的礼遇，藉辩论显示出自己乃是博学渊源之辈。后来被送至法老的小岛中住下（该岛以其灯塔闻名），在七十二天中他们将摩西五经全部译成希腊文。经过开会及校勘研考后，他们将修好的译本呈献埃及王。“6/146-147

由于希腊七十士译本与现今我们拥有的最早马所礼旧约手抄本（公元916年）十分相近，使我们确定在1300年后，旧约依然保守着它的精确性。

我们由《伪经传理书》（Ecclesiasticus）及《安息年书》（Book of Jubilee）中发现七十士译本及旧约经文的经节，由此可见今日的希伯来经书与公元300年前的原文经卷实无大差异。

盖司乐及尼克（Geisler and Nix）在他们对人极有帮助的著作《圣经通介》（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Bible）一书中提出希腊七十士译本的四大贡献：

“1.此译本缩小了希伯来语与希腊语间人民的宗教鸿沟。

2.此译本缩短使用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犹太人与同时使用新、旧约圣经的希腊语基督徒间的距离。

3.它乃促使宣教士把圣经译成其他多种语言及方言的开路先锋。

4.藉希腊七十士译本与希伯来文圣经对旧约圣经内容相近的看法，得以缩小了经文批评的鸿沟。”14/308

布如斯(F.F.Bruce)提到后来犹太人对七十士译本丧失兴趣的原因：

“1.……因为自第一世纪以后，基督徒将它视为旧约圣经的蓝本，经常引用它来传布福音及卫道用。6/150

2.……约在公元100年左右，犹太学者另外编纂成一本希伯来文的圣经修订本，这也是促使犹太人对希腊七十士译本失去兴趣的原因……”6/151

7C.撒玛利亚版本（完成于公元前第五世世）

此版本包含摩西五经，对鉴定旧约经文内容甚有价值。布如斯（F.F.Bruce）说

“若将撒玛利亚版本中的摩西五经与马所礼旧约经卷版本（公元九一六年）相较，观察其间相同之处，其间相差之处则显得无足轻重了。”61/122

8C.泰根译本（The TargumsK，手抄本出现在公元500年左右）

泰根一字原为“传译”之意，相当于旧约的意译本。

自犹太人被迦勒底人（即巴比伦人）掳去后，巴比伦文字逐渐演变成犹太人通用的民间语言，犹太人需要有用他们通俗语言所译成的旧约圣经。

当时犹太人的主要泰根译本有两种：（1）翁凯拉斯的泰根译本（The Targum of Onkelas;有人说这是犹太名学者海洛[Hillel]的学生翁凯拉斯在公元前60年所译），其中包括摩西五经；（2）乌赛亚之子约拿单泰根译本（The Targum of Jonathon Ben Uzziel）可能是公元前30年左右译成，包括旧约所有史记及先知书。

布如斯（F.F.Bruce）曾解释泰根译本的由来：“……公元前一世纪将近尾声，犹太人在会堂中朗诵希伯来文圣经时，也开始同时以口传的方式，将旧约经文意译成一般犹太人能懂的亚兰语，朗诵给会众听。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当一般犹太人渐渐遗忘自己的希伯来文时，若还想明了旧约圣经，将它翻译成百姓能懂的文字就成了必要的事。会堂中意译经文的翻译员，犹太人称之为Methurgerman，他们所朗诵的亚兰语经文称之为泰根（Targum）。

“……意译翻译员……不可自经卷中朗读意译文句，恐怕会众误把他口译的经文视为出自圣经本文。为了能传译的准确，译者每次传译摩西五经时不可超过一节，传译先知书时，一次不可超过三节。

就在这种朗诵过程中，泰根译本遂得以一一完成。”6/133

泰根意译本的价值何在？

安德生（J.N.D.Anderson）在《圣经──神的话》（The bible,the Word of God）一书中论到它们的价值，说：“早期泰根译经的价值是因它能用来证明希伯来文圣经的真实性，证实无论是在泰根译经问世之时或是今天，希伯来文圣经都是一样的可信的。”4/17

9C.米示那口传经卷（The Mishnah,写于公元200年）

米示那一字即“解释、教导”之意。其中包括犹太人的传统习俗及对口授律法之注解。是以希伯来文写成，被称为摩西律法之下的第二律法。14/306

其中所引用之经节与马所礼经卷中的经文十分相近，可印证马所礼经卷的可靠性。

10C.吉马拉口传经卷（The Gemaras;巴勒斯坦版本写于公元200年；巴比伦版本写于公元500年）

这些用亚兰文写成的经卷注释，主要是用来注释米示那经卷的，也间接证实马所礼经卷的可靠性。

米示那口传经卷加上巴比伦版的吉马拉经卷，组合成巴比伦版的犹太遗传经。（Babylonian Talmud）

米示那口传经卷+巴比伦版的吉马拉口传经卷=巴比伦版的犹太遗传经（Mishna+Bab.Gemara=Babylonean Talmud）。

米示那口传经卷+巴勒斯坦版的吉马拉口传经卷=巴勒斯坦版的犹太遗传经（Mishna+Palest.Gemara=Palestinian Talmud）。

11C.米德拉西口传经卷（The Midrash，公元100至300年间写成）

这是收集希伯来文旧约经卷中的信条而写成，其中多处经文均引自马所礼旧约经卷。

12C.六重口传经卷（The Hexapla）

教会初期领袖俄利根（Origen ，公元185-254年）曾著有《四福音合参》（Harmony of the Gospels），分别列出六种不同版本之经文：希腊七十士译本、亚奎那抄本（Aquila）、喜欧戴仙抄本（Theodation）、谢梅起抄本（Symmachus）、希伯来文抄本及希腊文字译成的希伯来文抄本。

六种经卷中同时又包括犹太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的作品，费罗及朱达开文献（Philo and Zadokite Documents，即死海昆兰社区的文献）。“它印证在公元40年至100年间，的确有与马所礼旧约古卷相似的经卷存在。”55/148

4B.文内证据的测验印证旧约的可靠性

1C.允许怀疑精神的存在

孟沃华（John Warwick Montgomery）针对此项考验说，如今文学评论家们依然按照亚里斯多德的标准来评论文学作品：“怀疑之心应该用在考证之物本身，评论家们却不应该擅用它来阻挡真理。”34/29

“除非作者已知文字内容自相矛盾或与事实相违，吾人必须张耳静听被分析文件的自辩声，而不应存着偏见，事先假定文献的真伪对错。”

何恩（Robert M.Horn）针对此点强调说：“想将‘难题’转变为有力的证据，用以推翻教条实非易事，因为并非凡表面上看来是矛盾的道理都有是错的。第一，我们必须确定自己已经完全了解经文，其中的字句及数目的意义。第二，我们已拥有这一方面全部所需的知识。第三，更进一步的知识，经文的研究与考古学的新发现都有已不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判断经文的真伪。”

何恩又说：“……经文上的难题并不证明它们是不可信的；没有解决的问题也不一定必然就是错的。这不是要叫我们小视困难之处，而是希望我们能获得一种新眼光透视难题。难题能引起我们继续推敲的好奇心，面临问题容易使我们虚心追寻最清楚的亮光。但除非等到我们对经卷有了全盘的了解，我们实在不能迷信地说：‘这是个已经证实了的错误，证明圣经并非绝对无误。’人人都知道，自本世纪以来，过去的许多‘断案’如今都已一一被推翻了。”58/86-87

2C.直接见证的价值

这些见证都是看见的人自己写的，或是由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者的口述而来。

“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路加福音一章1-3节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彼得后书一章16节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约翰一书一章3节

“以色列人哪！请听我的话。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使徒行传二章２２节

“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

──约翰福间十九章３５节

“该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彼拉多作犹太巡抚，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腓力作以士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聂作亚比利尼分封的王……”

──路加福音三章１节

“保罗这样分诉，非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作的。”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24-26节

布如斯（F.F.Bruce）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赖兰教席（Ryland Professor）的圣经批判及翻译学教授，论到“新约圣经这些直接资料的价值”时，他这样说：

“最早期的传道人，知道自己见证的价值……因此总是重复地说：‘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他们得有把握才这样说。当时耶稣的门徒极多，他们记得那些是发生过，那些没有发生过。因此不象现今一些作者认为捏造耶稣的言行是件容易事，因见证人太多，当时写新约的人不容易随便假造。

“很显然，早期的基督徒对什么是耶稣的话，什么是自己的见解与判断一直很小心地予以分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中论到结婚、离婚这个复杂的问题时，很仔细地分辩何为他自己的建议，何为主耶稣所定决定性的原则，在某些地方他用：‘我说，不是主说。’有些地方，他用：‘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

“最早期的传道人所面临的不单是一群友善的见证人，见证人在也有对基督徒甚不友善的，但这些人一样熟悉耶稣的生平事迹与他的死。因此使徒们不可能说假话（更别说去捏造事实），因为这些不友善的见证人惟恐没有机会去揭穿他们的谎言。在早期使者的传道信息中，最大的特色是他们对自己所传的知识深具信心，他们不单只说：‘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他们还说：‘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使徒行传二章22节）如果他们所说的与事实相违，听众中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不会出来指出他们的错误么？”7/33，44-46

3C.有力的直接资料来源

新约圣经中的各书卷，被今日的圣经学者视为是第一世纪中最有力的直接资料来源。34/34-35

保罗书信公元50至66年

马可福音公元50至60年，58至65年

马太福音公元80至85年

路加福音60年早期

约翰福音公元80至100年

甘扬爵士（Sir Fredric Kenyon）说：

“我们找到可靠的证据证明约翰福音在第一世纪结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维廉弗克司亚布莱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曾是世间最出色的圣经考古学家，他说：

“我们可以强调，目前尚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新约圣经中任何一部书是在公元80年后写成的，虽然现今的新约批评家认为新约多半在公元130至150年间写成，比实际年代远了约六十年的时间。”65/136

孟沃华（John Warwick Montgomery）引用甘扬爵士在1963年1月18日的《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周刊上记者访问中的谈话，说：“按我个人的看法，新约圣经的每卷书都是由一位受过洗礼的犹太人所写，大约是在第一世纪的40至80年间写成，更可能是在公元50至75年间写成的。”34/35

5B.文外证据的测验印证圣经的可靠性

1C.其真实性能否被肯定？

“是否有其他的历史材料能肯定或否定圣经文内的证据呢？”34/31

换言之，除了经文本身所提供的证据，有否其他圣经之外的资料能肯定圣经的真实性？

2C.圣经外的作家们所提供的证据支持圣经的真实性

早期教会领袖优西比渥（Eusebius）在其所著之《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Ⅲ.39）中收有使徒约翰的学生帕皮亚──海拉波立教会的主教（公元130年），自约翰得来的资料：“长老（即使徒约翰）常如此说：‘马可是彼得的翻译员，曾精确地记下彼得所说一切有关耶稣的言行、事迹。因为马可既非亲耳听过，亦未亲自跟随过主耶稣，他乃是后起之秀，诚如我所说，是随伴彼得的。彼得见机运用主的话语，但非有心编纂主的话。所以马可并没有记错，只是将他（彼得）的口述一一记下而已。马可只留心一件事，就是绝不删除他所听见的，也不增添任何假话。’”

帕皮亚（Papias ）也提到马太福音，他说：“马太福音是有希伯来文（亚兰语）所写成的。”

爱任纽（Irenaeus）曾任里昂主教（公元180年），他是士每拿主教坡旅甲（Polycarp）的学生。（坡旅甲在公元156年时为主殉道，身为基督徒86年，是使徒约翰的学生）爱任纽写道：

“根据托尔斯地的葛理哥利（Gegory of Tours），他（爱任纽）曾将里昂的人全都带领归主，甚至还差遣宣道士到其他未信主的欧洲地区去。”

在“真道辩第三卷”（Against HeresiesⅢ）中，爱任纽写道：“四福音书的根基十分稳固，甚至连异端邪说也见证这福音的根基，因为每一种异端，都是从福音书中收集资料来另创新说的。”

四福音书在当日基督教所传到的地区中，早已为众人所接受，因此爱任纽的著作中经常提到这些被人公认的道理，正如罗盘针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一样无法为人所否定，他说：

“地球有四界，风有四向，当教会向全世界扩展时，福音就成了教会的栋梁与根基，也是人类生命气息之所系。它自然有四个栋梁，好像不朽的气息从每个角落点燃人的新生命，为向世人‘彰显’此道乃万物之建造者，坐在宝座之上，联系万物，并赐四福音将自己彰显给世人看。此四福音书虽分为四部，却同为一灵所联合。”

教会先父爱任纽（Irenaeus）继续说：

“马太在犹太人当中写成马太福音，而彼得与保罗则在罗马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根据传说，当彼得保罗于公元64年左右，死于尼罗王手下之后，彼得的学生马可，兼翻译，将彼得讲章的文稿留下给我们。保罗的学生路加，则在所写的福音书中加入他老师的讲章。约翰是耶稣的门徒，是曾靠在耶稣胸膛上的那一位（参阅约翰福音十三章25节及二十一章20节），则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现今土耳其境内）写成约翰福音。”

蓝赛爵士（Sir William M.Ramsay）说：“路加写成的历史，其可靠性是无人可比拟的。”95/81

罗马的克利门（Clement of Roman,公元95年）视圣经为可靠、真实的，经常应用。

伊格那丢（Ignatius），在公元70至110年间，曾任安提阿（今叙利亚境内）教会主教，后因其信仰殉道。他认识耶稣所有的门徒，也是坡旅甲（Polycarp）的门徒之一，坡旅甲则为使徒约翰的门生。59/209

毛耶（Elgin Moyer）在《教会历史名人录》（Who Was Who in Church History,Moody Press,1968年出版）中写道：“伊格那丢自己说‘我宁可为耶稣殉道，也不愿意统治世界，抛我入野兽群中，我好藉它们在神的事上有份’。据说他果真在罗马被掷入斗兽场的猛兽群中，他所遗留下来的书信，则是他从安提亚出发往罗马殉道途中写成的。”59/209

伊格那丢（Ignatius）相信圣经，以圣经之正确性为其信仰的根基，他拥有大量的资料与见证能证明圣经之可靠性。

坡旅甲（polycarp,公元70至156年）曾是使徒约翰的门徒，由于他对耶稣与圣经至死忠心，终于在八十六岁时为主殉道。坡旅甲的死证明他相信圣经是精确无误的一本书。“公元155年当罗马大帝庇亚斯Antoninus Pius(138至161年)在位时，在士每拿一带有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他所在的教会中许多教友因此殉道。他被检举为教会的领导人物，被提出处死。迫害他的人劝他放弃自己的信仰，即可保全性命，他一口拒绝说：‘我事奉他86年，他没有亏待过我，我怎能毁谤这位拯救我的君王呢？’最后他被捆在木柱上，活活被烧死了。他因自己的信仰成为英勇的殉道士。”59/337

坡旅甲认识许多信徒，他显然是一位明白真理的人。

约瑟夫（Flavius Josephus）是犹太的史学家。

约瑟夫所描写施洗约翰所施的洗礼与福音书中所记载的略有不同，约瑟夫说施洗约翰所行的洗礼不是悔改的洗，但马可福音一章4节中却说是如此；约瑟夫又说施洗约翰之所以被处死是因政治上的原因，并非他批评希律王娶自己兄弟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布如斯（F.F.Bruce）指出，很可能希律期望一箭双雕，才把约翰下在狱中。至于对施洗的解释有出入，布如斯说：福音书乃是根据“宗教──历史”这两个观点所写成，要比约瑟夫写成的史书时间为早，因此较为确实。除了这些细节外，一般来说，约瑟夫的记载与福音书的记载都颇能相合。7/107

约瑟夫在其《考古文献》十八卷5章2节（Antiquity Xv Ⅲ.5.2）提到施洗约翰，由于这段文字写成的方式，其中实在很难有基督徒在其中增添字句的余地，这段文字如此记道：

“现在有些犹太人以为希律的军队已被上帝摧毁了，这正是处死施洗约翰所应得的报应。他实在是个好人，但希律把他杀了。他曾吩咐犹太人行正当的事，彼此公平相待，虔诚敬拜上帝，并呼召犹太人前来受洗。他认为受洗是为上帝所接受的，这个仪式虽然不能洗去若干罪，但如果一个人的灵魂已经因自己公义的行为得以洁净，洗礼则有净化其身体的功能。当犹太人因听他的话受感动，开始拥护他时，希律王怕他的说服力，足以号召百姓起义叛变，因这时百姓似乎完全听他的指挥。于是希律王想最好是立刻捉拿他，乘他在造反之前将他处死，以免事情真发生后后悔不及。由于希律王的多疑，施洗约翰被下在前文所提及的马丘路（Machaerus）碉堡中，最后在那儿被处死。犹太人相信希律军队遇难，乃是上帝为施洗约翰报仇之故。”7/106

塔弟安（Tatian,公元170年）是亚述的基督徒，他曾将圣经编纂起来，写成第一部“四福音合参”，希腊文为Diatess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