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考古文献印证圣经的可靠性

3C.考古学上的证据

犹太名考古家学葛鲁克（Nelson Glueck）写道：“我可以很肯定的说，至今所有考古学上的发现，都没有一项是与圣经文献相抵触的。”葛鲁克又说：“圣经中有关历史记载的正确性是无可比拟的，尤其当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15/31

亚布莱特教授（Wiliam F.Albright）是世间闻名的考古学权威，他说：“无疑的，考古学已经证实旧约圣经传统具有绝对的历史性。”64/176

亚教授又说：“当十八、十九世纪期间，许多重要的历史学派都怀疑圣经的可靠性，虽然今天仍有一部分当时的学派偶然又重复地出现于学术界，但早期怀疑学派之说均已逐渐被否定了。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一再印证圣经中许许多多细枝末节的部分，使人们重新认识圣经乃是查考人类历史的一部最好资料。”2/127-128

孟沃华（John Warwick Montgomery）在“福音派人士与考古学”一文中（Evangelicals And Archaeology）讨论到今日学者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时，说：“美国圣地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Holy Land Studies）的研究员曹北拿（Thomas Drobena）提醒我们说，考古学家与圣经之间所起的最大争执，就是关于年代的鉴定问题，这也是今日考古学家们觉得最无把握的领域，这里科学的演绎说与自己的自圆其说往往取代实际实验上的分析。”64/4-48（上文摘自“今日基督教”杂志）

魏思曼（Donald F.Wiseman）在卡亨利（Carl Henry）所编的《启示录与圣经》（The Revelation and the Bible,Baker Book House,1969年出版）一书中引用罗列教授（H.H.Rowley）的话说：“今天的学者并不比前一代的学者持较保守的假定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他们也不见得比过去的学者对圣经中的故事持较尊敬的态度，只是因考古学证据俱在，使他们责无旁贷。”62/305

翁格（Merrill Unger）在《考古学与新约圣经》（Archaeosogy and the New Testament,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1962年出版）中说道：“新旧约圣经考古学的研究，其目的在加速科学上的新知识，平衡批判圣经的理论，说明、阐述、加强并鉴定圣经与世界历史及文化背景间的关连性，希望为未来圣经内容的批判上带来光明的一环。”88/25-26

耶鲁大学的鲍罗斯（Mollar Burrows）注意到：“考古学好些时候驳倒新派的圣经批判学说，证明他们的学说多是建立在不正确的假设之上，及一些不真实与人为的历史发展程序中，这些考古学上具体的贡献实不容我们忽视。”68/291

布如斯（F.F.Bruce）说：

“凡是别人猜疑路加所记为不属实的地方，考古学所掘出的碑文都证实它们是可靠的，由此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考古学可以证实新约的记载。”86/331

翁格（Merrill Unger）曾如此结论说：

“根据新约圣经的资料，考古学家们曾掘出好几座古代的城市，发现过去被人视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考古学以惊人的手法增添我们圣经知识的背景，也填补了历史上的空白部分。”88/15

亚布莱特教授（William F.Albright）继续说：

“圣经的批判研究深受近来大量自近东发掘的资料所影响，我们慢慢可以看见，今日仍为人忽视或渺视的新旧约经文，终有一天要被人视为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了。”2/81

鲍罗斯（Millar Brrows）论及不信者所以怀疑的原因：“许多自由派学者之所以怀疑圣经，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现存的考古资料作过任何仔细鉴定的工作，而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根本就反对任何超自然的事迹。”79/176

这位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继续补充说：“然而全面来说，考古学上的发现无疑地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许多考古学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而使自己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68/1

“一般来说，这些考古学上的证据，尤其是新近发现较古的圣经古卷，实在增强我们对圣经能历经辗转腾抄欲不失其真的信心。”68/42

甘扬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说：

“因此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说，十九世纪末叶那些企图破除旧约中某一部分经文的学说，如今已不能存在，考古学的证据重新肯定圣经的权威性。同时，由于考古学的证据能提供我们对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情况的完整知识，我们因此看出圣经的价值。考古学的工作至今尚未全部完成，但藉现在已挖掘出来的证据，我们看见它已经印证我们信心的确据──圣经的真实性能随着人类知识日增而更为彰显。”56/279

考古学也发掘出大量的证据，证实犹太人马所礼经卷的准确性。

兰姆（Bernard Ramm）在“耶利米的封印”（Jeremiah Seal）中写道：“考古学一直提供证据，证实我们的马所礼经卷的准确性。耶利米封印乃是印在一个酒罐的沥青封条上，估计是在公元第一或第二世纪时印上的，封条上印有旧约耶利米书四十八章十一节的经文，内容与马所礼经卷的经文完全相符。此‘封印证明抄写准确的程度，且没有因时间上的差距使内容有所改变。’除此之外，公元前第二世纪罗拔士纸草经卷（Rorerts Papyrus）与亚布莱特教授鉴定是出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纳西纸草经卷（Nash Papyrus）也都能与马所礼经卷相符合。”37/8-10

亚布莱特教授（William Albright）也肯定兰姆的发现说：

“我们可以很肯定地相信，希伯来文的子音经卷，虽然不能说是绝对无误的，但其所保存的精确性仍是任何其他远东古典文献所望尘莫及的……最近由叙利亚西方所挖掘出来的乌格里文献（Ugariticliterature）已经印证各时代的希伯来文圣经，其中的诗词不但能一直保存着原有的古色，抄写者的准确性也实在令人敬佩。“63/25

考古学家亚布莱特（William Albright）在《巴勒斯坦的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Pelican Books,1960年出版）一书中论及考古证据印证圣经之可靠性时，他说：

“摩西五经所叙述的内容远比摩西写完全经的日期早许多，考古学家所挖掘的证据一再印证其中内容及文体的真实性……只有假说能否定摩西时代的人物并不存在。”61/224

亚布莱特在《亚伯拉罕至以斯拉的圣经时代》（The Biblical Period form Abraham to Ezra,Harper,1960年出版）一书中继续说，圣经批判家常这样说：“直到不久以前，圣经历史家们常习惯视创世记的人物为这个分裂的以色列王国中文士们手创的故事，或是想象力丰富的狂士们，在侵占这个国家数百年后围着以色列人的营火所说的故事。许多鼎鼎大名的学者们都视创世记十一章至五十章为后为之产品，或是对早已消逝的王朝所编造出来的故事或情节。”67/1-2

亚布莱特教授说：“但如今一切都改变了，1925年以来，在考古学上的新发现推翻这一切的假设。除了少数较顽固的一些老学者外，几乎没有一位圣经历史学家不为与日俱增能用来支持以色列支派传统历史的证据所感动，根据创世记的记载，以色列民族的祖先，早在公元前二千年的末期及公元一千年前的头一世纪时代，已是外约旦──也就是叙利亚、幼发拉底河盆地及阿拉伯北方民族的近亲。”67/1-2

鲍罗斯（Millar Burrows）继续说：

“要想看清这件事实，我们应该明白这些考古资料可以肯定两种不同范围的事实：一般性的与特殊性的。所谓一般性的肯定是指事物大体能相合，而不求细节上的相应。以上我们所讨论的可以用在一般性的肯定上，等于图有了，框子也能配得上，音乐的旋律与伴奏均能和谐。这类的证据层出不穷，我们从圣经中找到的物件愈多，考古学上所能印证的也愈多，我们对圣经的真确性也能愈俱信心。若圣经仅来自传说或小说式的构想，无疑地，终久必要露出马脚来。”68/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