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恩牧师辞世二周年纪念
三化异象与廿一世纪的中国
曾劭恺

几个月前，我在中国福音会的月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已故的赵天恩牧师，题为《薪尽火传──持守、实践国度的异象》。我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三化异象」并非赵牧师个人的领受，也不是中国福音会的专利，而是神赐给历代圣徒的共同异象。

所谓「三化」就是「民族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太廿四14)、「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 (认信基督为永生上帝儿子的) 盘石上」(太十六18)、「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太五13-14)。这是基督赐给教会最重要的三个使命，用基督教的术语说，就是「福音使命」(evangelistic mandate) 或「大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神学使命」或「教会不断归正」(ecclesia catholica semper reformanda est)、以及「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

这三大使命皆建基于同一个事实：神的国近了。施洗约翰在犹太的旷野传道，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三2) 之后耶稣开始传道，根据马太的记载，「从那时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四17) 当耶稣教门徒祷告时，所求的第一件事就是「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愿祢的国降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六9-10)。

所谓「神的国度」就是神掌王权的地方。上帝在圣经中用许多的暗喻 (metaphors) 自我启示。圣经以父亲、丈夫、狮子、审判官等暗喻来描述上帝的属性以及祂与人类及受造界的关系。但圣经形容上帝最常用的意象乃是神圣的君王。神以君王的身份掌管整个受造界 (诗四十七1-9、但四25-26)。从这个广义的角度来说，上帝的国度遍及宇宙的每个角落，就连罪恶的权势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诗一零三19、一一三5、太五34、弗一20、西一16、来十二2、启七15)。

但 当耶稣说「天国近了」、「愿祢的国降临」时，祂对「神的国度」一词赋予了更狭义的定义。神在天上执掌王权，祂的荣耀在天上完全彰显，天上所有的受造物都自 发地俯伏在祂的王权之下。但是在地上，神却允许罪恶发生；罪恶的权势敌挡、否认神的王权。因此，现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与行在天上，是有一段差距的。这就 是为什么主祷文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知道，神的国近了。当国度降临的那日，神要在地上执掌祂的王权，如同在天上；主说：「万膝必 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赛四十五23、罗十四11)。天与地之间的差距，到那日将完全被除去 (代上十六31)。届时，神的国度将完全降临，万物将自发地顺服上帝，在地如在天 (代上十六31、诗九十七1-2)。这就是「天国近了」的意思。

而当圣经说到神的国时，提到三个所在：在信徒的「心里」(“within”，路十七21)，而这「心里」亦作「中间」(among)； 主祷文也提到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的国度要降临到人「心里」、信徒「中间」、还有「地上」。当神在人心中掌王权时，神的国度就进入 他「心里」；当有形教会顺服神的话语时，神的国度就来到人「中间」；当圣经的价值观在世界上作光作盐时，神的国度就在「地上」彰显。福音使命叫我们领人顺 服基督，使神的国进入人心中；神学使命叫我们教导人认识神、敬畏神、爱神、爱弟兄，使神无形的国度藉由有形教会彰显出来；文化使命叫我们以圣经世界观为前 提，在各文化领域中荣耀神，发展合乎圣经的科学、文学、哲学、艺术、音乐等，使神的国在地上彰显出来。神可以自己完成这伟大的计画，不需要人的帮忙，然而 祂乐意让祂的子民在这些事工上有份，所以祂呼召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后有众先知、使徒，还有教父、改教家，及历代圣徒。这些人都领受了「三化异象」。

然 而，我们虽然领受同样的异象，却因时代、环境的不同，而面临不同的挑战。摩西所面临的挑战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书亚所面临的挑战是带以色列人进迦南；马 丁路德所面临的挑战是带领教会重新进入圣经的光中；赵天恩所面临的挑战是向在共产主义教育下长大的中国人传福音、在深受传统文化及敬虔主义影响的华人教会 中建立纯正的神学信仰、在改革开放后急速转变的中国社会中实践文化使命。今天这些圣徒都带着信心离开这世界了；「他们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 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来十一39-40)。他们当跑的路已经跑完了，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但神的国还没降临，那三个伟大的异象还未实现。三化异象今天传给了我们每个人，然而我们这些廿一世纪的华人基督徒所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呢？在此我想分享我个人的一些领受与看见。

廿 一世纪的中国同时受到传统文化、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冲击，而辩证唯物论的余波亦尚未停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仍深植在人心中。中国实在不乏迷信科学 之人，但许多人在迷信科学的同时，又迷信相对主义及主观主义。这造成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混乱。八九民运及六四事件对中国人的影响甚巨，造成整个民族几十 年来的理想及信仰的幻灭。今天的中国人不知道该寻求什么，也不知道该信什么。我在海外遇到许多从中国来的新移民，都曾说过类似的话：「我什么都不信，我只 信我自己。」有一次我在欧洲遇到一群中国人，向他们传福音，他们的反应是：「我们什么都不信，只信欧元。」但他们其实也不是什么都信。事实上，当一个人失 去理想及信仰时，往往变得什么都要怀疑，却什么都信。在我的非基督徒中国朋友当中，十个里面几乎找不到一个不迷信命相、占星术的，甚至受骗上当好几次，还 执迷不悟。但他们同时又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怀疑主义者。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渐渐开始庙宇林立，香火甚盛，虽然基督教也看似十分复兴，但十个信徒里面难保没 有八九个是存着拜菩萨的心态来信的，为的只是趋吉避凶，但唯物论、拜金主义的阴影仍垄罩着他们的心。

今 天的教会如果只会利用这种「什么都信」现象来引人「入教」的话，那么教会中只不过是多了一群拜偶像的人，真正的信徒并不会增加。这并不是真正的「民族福音 化」。我们若要真的实践民族福音化的异象，我们必须先「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才能「将人所有的心 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十4-5)。传福音不只是领人敬拜真神，因为神不允许人又拜真神、又拜假神。这是十诫的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廿3)。耶稣也告诫我们：「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玛门：财利的意思)」(太六24)。 因此福音使命还包括攻破坚固的营垒、除去人心中的偶像。今天中国人有太多的偶像了。科学主义、唯物论、拜金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传统迷信 等。还有许多父母迷信教育，认为「上不了好的幼稚园，就上不了好的小学；上不了好的小学，就上不了好的中学；上不了好的中学，就上不了好的大学；上不了好 的大学，一生就完了。」许多人信了主以后，还在迷信这些偶像。

如 此我们看见，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是分不开的。堕落的文化拦阻人认识神，我们必须先攻破这些自高之事，才能真正领人信主。同时，我们若不领人认识永生上帝， 我们也一样无法实践文化使命。我们不可能叫人不要拜偶像，却不先向他们宣告三一真神的自我启示。十诫的前提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 家领出来」(出廿2)。 正因为三位一体的耶和华神是我们的主宰、我们的拯救者，所以我们除了祂之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若不先宣告三一真神的自我启示及救恩，我们就没有立场叫人 不要拜偶像。因此，不论我们从事的是学术性的护教，或是文化性的护教，甚至是生活性的护教，我们都必须以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福音为预设立场。

福 音使命与文化使命必须同时进行，而这两者皆须以圣经的教导为前提。我们不可能以中立的态度传福音。我们传福音时，必须预设基督是主。同样地，当我们想要破 除当今中国文化中的各种偶像时，我们也必须在一开始就指出基督是主。我认为，二十世纪护教学家范泰尔的「前设论护教学」(presuppositional apologetics) 能够在这方面带给我们相当大的启发。(我向读者推荐《护教学概论》一书，这是一本相当深刻却不难读的书，作者是范泰尔的学生John M. Frame，廖和美译，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出版)。

然 而，如果福音与文化使命皆须以圣经为前提，那么教会本身就必须先对圣经有正确的认识与解释。赵天恩牧师在《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本色化过程》一文中提到敬虔 主义以及传统文化在华人教会中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这隐忧仍然存在，而后现代主义的反智、反传统、反权威精神，以及解构主义思想，更助长了华人教会的私意解 经以及对正统神学的忽视及反感。

在 这同时，以巴特为首的新正统神学正虎视眈眈地望着华人教会。台湾、香港许多福音派的学者，都已深受巴特主义的影响，甚至牧者及平信徒也都开始不知不觉地接 受新正统派的思想。巴特主义将神的启示等同于神的行动，否认圣经是神全备无误的启示。巴特拒绝任何的绝对权威，包括圣经的权威，因为巴特认为只有神的「启 示」是绝对的，而神的启示又不能被任何属人的、属历史的事物 (包括圣经以及拿撒勒人耶稣) 所局限，所以神的「启示」最终只能用人的主观经验去领受。范泰尔将之称为「主观主义」(subjectivism)， 因为人可以用这个理由，凭着主观的私意来解经。此外，巴特借用正统神学的术语，却将每个专有名词赋予新的意义。巴特主义反教义、反理性的特色，以及重新定 义语言的手法，在华人教会所受的敬虔主义及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还有在后现代主义及解构主义的精神中，可说是如鱼得水。今天许多福音派基督徒认为圣经并没有 启示一套基要真理，圣经只是一篇叙事文学，因此人从圣经中反应出来的神学都是主观的。这种不合乎圣经的观念其实也是巴特主义的影响所导致的。
最 近有位弟兄来到我们教会，在自我介绍时声称，圣经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敬畏神的条规，我们只须在生活中认识神、经历神就足够了。这种说法在今天的福音派教会中 相当普遍，我在神学院中，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持这种看法。他们说：「神太大了，大到不能被圣经所局限，所以我们不可能光从圣经来认识神。」这意思是， 圣经太小了，小到不能完备而无误地将神启示给我们，因此我们要在圣经之外寻求别的启示。用新正统派神学家卜仁纳的话来说，就是要在圣经之外「与神相遇」。

我 们看见，新正统神学听起来似乎很敬虔，却完全否认了圣经的全备与无误。由于篇幅有限，我无法解释新正统神学如何否认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基督，而另外造出了一 个新的基督。但新正统派的基督论，在今天的福音派教会中也愈来愈盛行。我们如果想要传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保罗、彼得所传的那位基督，我们就必须先搞 清楚，今天在教会中所流行的那个「基督」是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基督。

我 的意思是，教会的守望者有责任好好研究、批判巴特主义及新正统神学，好好地去分辨什么才是符合圣经的神学。今天许多神学家接受新正统派的理论，把这些理论 带到神学院中，而神学生不知不觉地受了影响，就把新正统神学带进教会中，平信徒则不加分辨地接受了这些不合圣经的思想。许多福音派的书籍、刊物也都带有浓 厚的巴特主义色彩，但往往读者、出版社、甚至作者本身都并不知觉。但假如我们自己的布道、讲章、书籍、刊物都偏离了圣经，我们如何能够以圣经为前提来实践 福音及文化使命？

因此，我们有责任在教会中一面教导纯正的信仰，一面像竭力分辨不符合圣经的道理。保罗吩咐提多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多一9)。这也是使徒犹大写信的目的：「亲爱的弟兄阿，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一3)。我们「不可为言语争辩」，因为「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提后二14)； 但为真道而竭力争辩却非无益，正如使徒犹大所言，这种争辩在救恩上是必要的。假如我们没有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我们就无法保守纯正的福 音。这就是为什么亚他拿修、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教会史上最重要的教师所写的神学著作，都带有强烈的火药味。圣经本身从头到尾也都是争辩性的。 熟悉旧约神学的人就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就与古近东宗教针锋相对；出埃及记的十灾都是针对古埃及的神明所发出的。旧约圣经的这种争辩性质，并不是为了驳倒当 时的异教徒，而是位了除去以色列民中的迷信。换句话说，旧约的作者其实是在进行「教会内的争辩」。新约圣经更是如此。头三卷福音书都在驳斥当时教会中所流 行的柏拉图主义；约翰福音则与斯多亚派的「道」的哲学针锋相对。圣经是一本极具争辩性的书；基督教因此也必须是极具争辩性的信仰。教会不论是对外或对内， 都必须为真道竭力争辩。

廿一世纪的文化普遍接受相对主义，认为基督教这种争辩性的信仰是霸道的、落伍的。后现代主义告诉我们，像圣经这种「后设叙事」(metanarratives)是 不可信的。许多基督徒因此变得羞于传那全备的福音，把福音的绝对真理相对化，用各种软性的方法来领人归主，且在从事文化宣教的过程中妥协圣经的立场。但这 不是使徒、先知给我们的榜样；教父、改教家也不是这样。我们如果渴望在廿一世纪的中国看见民族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我们就必须在教会内及教会 外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必须与新正统神学争辩；我们必须与唯物论、共产主义、科学主义、拜金主义、异教、异端争辩。我们不可妥协圣经 本身所具有的争辩性；我们不可失去战斗精神。我们曾经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进行斗争、上山下乡，今天却不愿意为基督的名而争战，反而向我们的敌人妥协，这是 说不过去的。我们必须「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才能「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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