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基督教是一个有历史根基的宗教，神主动介入人类历史。不象别的宗教，所传的或是一套人生哲学，如佛教，或是无从证实的启示，如回教。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它可以从旧约先知的预言，使徒们亲眼目睹以及两千年来信徒经历等多方面来证实。使徒保罗说，假如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便比任何人都可怜。正因为复活事件如此重要，两千年来反基督教的人士不停地试图推翻这个事实，对新约的记载提出种种牵强附会的解释。甚至有被称为基督徒的，也加入这个大合唱，温情脉脉地宣称，基督的复活是指灵魂复活，不是肉体；或无论基督是否肉体复活，他在我心中已经复活了等多种论调。但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精神理疗法，不是心理安慰，不是云遮雾罩，而是实实在在的证据，实实在在的信心。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磐石之上，而不是建在沙上，基督自己就是这个磐石，复活就是确据。让我们更深地理解我们所持有的信心，它不是电视上讲的不可捉摸的信心，如同那些总统候选人所说的“一切都会好的”。我们的信心是有把握的信心，经得起推敲与分析的信心。

希伯来书讲：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没有看见如星辰般的子孙，只有以撒和他的两个孩子；也没有拥有整个迦南地，只有一块用高价买来的墓地。但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越老越相信，因为他亲身经历了神的带领；摩西没有在应许地住过一天，但他对以色列人夺取迦南地深信不疑，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的经历使他无法怀疑。从自然界到众先知到神的儿子，我们既然有这么多如云彩般的见证人，怎么还要怀疑呢？你应许了你会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你也应许了新天新地将要诞生，我们并没有看见，但我们知道那一定会实现，因为先知们所预言的基督确实复活了，使徒们看见了，我们也经历了。

学习历史使我对人生观进行了重定位。以前我的座佑铭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相信自己是个光明正大，忧国忧民的人。但有时又觉得不对劲，难道品德高尚的人有我内心的一些想法吗？及至看到东晋宰相桓温的一句话“为大丈夫者，若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我心里一怔，顿时恍然大悟。这不正是历史上一切大人物的写照吗？所谓英雄奸雄，只不是人们外在的评价，其实内心的本我，都是一样的。就如曹操所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只不过曹操和桓温说了大实话（按李宗吾的说法，叫作厚黑不彻底），其他人则较隐晦。这其实也是我自己内心的写照，我所谓忧国忧民的理想，说穿了不就是想出人头地，要么流芳千古，要么遗臭万年吗？国家，民族，正义等，只不过是块遮羞布罢了。如同小平同志对英明领袖华主席说的：我现在想出来，不是要当官，是想做点事，但要做事必须要当官。连我都被自己骗了，以为自己是高尚的。

于是，高大人物在我心中不再高大，那些光环都是后人加上去的。丑类在我心中也不那么丑陋，那些脏水都是后人泼的。抛开史家的价值评价，考察他们做事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同样的手段，好人用了是英明智慧，而坏人用了则是阴险犷。若说伟大，他们都同样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若说奸诈，他们内心都同样丑恶。正所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所以，历史上不存在天使或恶魔，关键是做天使还是做恶魔能让你掌握权力。

但另一方面，我对一些西西弗斯式的人物也充满了同情，比如出师未捷的诸葛亮，但那也是要权力作后盾才能让你让人同情。同时我也认为人民大众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有失公允，比如秦桧，他为宋金双方带来了和平，而南宋在文化，经济上的繁荣，政治上的宽容是历代少有的。现代史上，假如日本并不必然战败，做个汪精卫也是一种选择，起码可以保境安民。满清入关后，如果象汪精卫之类的大汉奸多一点，也许汉人所受的屠杀不会那么惨。有了这种认识，我后来一直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

明白这个道理后，我的人生观也作了重大转变，不择手段，谋取最大利益成了我的信条。而我对自己的发现颇为沾沾自喜。有一次对同学说：其实《论语》整本书都是讲权谋机变，不知为什么有些古人读成了书呆子，搞出杀身成仁这一套谬论来。

大学的后半断，我已经清楚地知道，推翻共产党政权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唯一的道路是投靠共产党，然后对其内部改造。我意识到，所谓民心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么大，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民心”只是一种宣传效果。中国历史上天怒人怨而长治久安的朝代不少，大明朝就是一例。真正被农民推翻的朝代只有两个，秦和元，秦是由封建进入集权的第一代，而元是外族，其他的全是为军阀或外族所取代。从唐开始，所有朝代的崩溃都是由对外战争引起的（元除外），不是因民怨。唐是安史之乱，但性质与外战类似。我因此得出结论，假如没有外战或党自己的内乱，共产党政权将持续下去。当前的红朝与历代相比，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外国势力不希望她倒台，别看西方国家平常不停地指摘中国，但一旦有政权危机，他们便要鼎力相助。党只要保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将可能的内乱消灭于萌芽状态，如同她一贯做的那样，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即使将来政权有变动，新上台的还是原来的权贵阶层。所以，我便开始靠拢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