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民主化，我当时充满了信心。我认为（当时流行的看法也是这样），首先，民主是大势所趋，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全世界的民主事业虽时有挫折，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世界大潮，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第二，中国在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与民主世界的交流更加频繁，会促使落后的政治制度发生改变；第三，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多元化民主体制，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会迫使政治的多元化，欧洲的民主化就是因市场经济产生了一批资产阶级；第四，党内干部爱西式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当老一辈退去，新一代上台，民主是顺理成章的。我同一位世行官员私下谈过中国政治，他说，在西方，有些人反对同共产主义中国接触。但主流思想认为，同中国的接触可以促进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改革。十几年来，中国的变化证明这是对的。我自己在政府部门工作，许多同学也散布在中央部委和其余的省市政论。我的印象是，党员干部中，认为西方制度比中国先进，中国迟早要民主的有七八成。所以，我天真地认为，民主的中国是我们这一代人就可以实现的目标。

主，我当时全错了，包括所有怀有此幻想的人。传道书中讲：日光之下无新事。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人类在历史中所学到的教训是，人永远不可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小时候天真地向往共产主义，同成人后天真地向往民主制度是一样的。小时候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是因为ABCD，后来相信民主制度，理由一二三四。影响我们思维主的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人类社会受制于一定的规律，往何处去是“必然”的。同生物界一样，它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社会会越来越美好。这种思维在很多“无千禧年派”基督徒中很普遍，只不过是将“共产主义”或“民主政治”换成“基督化社会”或“福音广传”。

主啊，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拒绝一切这个世上所能给的许诺，包括所谓社会大同的“共产主义”和“民主政治”。除了神国降临之外，在社会、政治、经济上，这个世界不存在一个终极的美好社会。对这种无神论的普世价值追求的结果，只能是水月镜花，南柯一梦。主啊，求你赐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你的道，因为认识耶和华则智慧的开端。求你让我们信心坚定，不随流行风潮飘泊流荡。也求你将荣耀显在地一，让万国，万民都看见，并顺服。

当我对中国民主前景满怀希望的时候，有三件事将这个梦想砸碎，让我认识到民主中国的难度极大。而且中国即使民主了，也未见得是好事。

一是96年的时候，李登辉提出两个中国的概念，引发了大陆的强烈反应。军演、试射导弹令眼花聊乱，再加上电视、报纸对李本人的大肆攻击，使人仿佛回到文革的批斗会。我本人是不希望台独的，盼望两岸统一。但从实际情况来讲，对方本来是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无论你承认与否。这是国共内战的结果，不是外国入侵或叛乱造成的独立王国。第二，既然讲民主，就应该尊重民意。我认为一个政治实体不能够代表另一个政治实体的民意，不能制定其国策，无论二者大小比例如何，就如马来西亚不能代表新加坡。另外，对李本人的人身攻击，如“民族败类”，“千古罪人”等言语，以及请出他大陆原籍，从未见过李本人的七大姑，八大叔之类的来骂他祖宗三代，已经是一种很低下的行为了。

但是在我所处的世界里，支持我这种想法的人是凤毛麟角，至少在当时我一个也没见到。无论在办公室、路上、餐厅、甚至家里，人们都在为台湾当局和美帝国主义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为解放军的飞机导弹欢呼雀跃。大澡盆人高声喊打，认为即使用核弹炸平台湾，与美国大打一气也在所不惜。不在其位的军事家、政治家们纷纷拿起低比例地图，研究登陆方式，轰炸目标和行军路线。当中央的军演和平结束后，大批民众为江总书记的软弱无能扼腕叹息。

从这件事开始，我对以前奉若神明的所谓“人民”二字发生了怀疑。我想，台湾想独立也好，大陆想开战也好，都是“人民”的意愿，但哪个“人民”更神圣呢？如果51%的人民投票，瓜分另外49%人民的财产，是不是符合公义的？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同情台独，而把自己放在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第二件事是科索沃战争：首先我声明，我并不支持北约的军事行动。我认为，一个国家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和主权完整，有时可以采取一些暴力行动，甚至是西方看起来不人道的行为。如果台湾不是国共内战而是叛乱的结果，我也赞成武力收复。总体上，我认为西方有时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以自己的国情度量别人，强行要求别人接受自己的立场。撇开这个不谈，轰炸开始后，我们的政府毫无保留地总在米罗舍维奇同志一方，将他描述成大义凛然，英勇无畏的塞族英雄。而北约则成了专门屠杀平民的侵略者和刽子手。我们并没有参战，但整个国家完全笼罩在战争气氛中。

令我难以忍受的是中国大使馆被炸后的一系列活动。我当时主管一个部门的工作，又是处机关党支部成员，处团委书记，建委团委副书记。炸馆的第二天，建委中层领导和党员干部开了会，布置了中央的任务，要求广泛动员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主动、深刻地表达中国人民对这种侵略行径的愤怒。会议并严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参加集会、游行、抗议，但要尽可能给人民群众，首先是大专院校学生的活动提供方便，比如接送车辆等，我们处的两辆依维柯便拨给前往法国领事馆示威的学生专用。会上并要求所有中层干部上台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谴责北约的野蛮行径。

委机关会刚开完，处机关又开全体会，要求年有副科以上干部上台表态。当天下午，建委团委又开会，我们又重新宣誓一遍。再接下来是各处支部成员、团支部、下级单位党团组织，包括工会等等，大大小小的会议重复了上十次，每次都是同样的内容，大家都重复同样的表态。到最后两次会时，我极不耐烦，始终沉着脸，发言时言不由衷，无精打采，以至我的领导问我是不是身体不适。在另一条战线，示威的学生们战果辉煌，据司机们讲，怒火中烧的学生们将法国领事馆砸了个鸡飞狗跳墙，那里的玻璃被砸了个稀烂，工作人员，包括汉奸们都抱头鼠窜，不知所终。在警察的劝阻下，学生们才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所理智，没有冲入馆中。这样过一段时间，中央又下了一个通知，说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已经表达够了，帝国主义已经知道中国人民不可辱，中国政府在向列强讨还公道中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建议停止示威活动。通知发出的第二天，街上的火热立刻退潮，到处平平静静，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许多年轻人依然心有不甘，大骂以江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卖国贼，哀叹敢于对抗美帝的毛泽东已经做古。不过，没有任何人出来集会，游行。

这个事件让我看到中国文革的土壤依然营养充足，党驾驭民意的能力依然强大。毛泽东时代，就是由有魅力，会煽动的领袖利用非理性的民意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力，从而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通过正常渠道讨还公道，我是双手赞成，但是利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可怕的。希特勒、毛泽东都是个中高手。所以，从那以后，我对中国民主的前途开始失望。中国是一个暴民的社会，暴民中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如果民主选举开始了，这种能量随时会释放出来，作用是好是坏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