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是继利玛窦之后来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他在中国生活了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他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现在沿用至今的农历就是由其编写并被用来指导农业生产的。汤若望在顺治年间所受的隆恩使得天主教当时在中国的传播较为顺利。但汤若望在顺治去世后失去了保护伞。中西由来已久的历法之争使他在康熙初年经历了一场历狱案。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张璐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天文学即是显著的例子。入清后，传教士汤若望凭借渊博的知识和高洁的品格获得了顺治帝的钦佩与崇敬，也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开展赢得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但是中西异质文化的差异，还是引起了部分士人的不满与反对。康熙初年，杨光先率先发难，掀起震动朝野的康熙历狱。

顺治驾崩，康熙即位为历狱案埋下伏笔

　　顺治元年(1644年)，汤若望开始掌管钦天监印信，成为实际负责人，直至康熙五年(1666年)去世，前后20余年。顺治帝时期，汤若望与清王室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汤若望曾经治好了孝庄皇太后的亲侄女、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病，太后认他作义父，顺治帝更是尊称他为“玛法”“玛法”在满语中是长者、爷爷的意思。顺治帝亲政后，赐予汤若望“通玄教师”称号，这一赐封在欧洲被翻译为“传授天堂秘密的人(TeacheroftheSecretsofHeaven)”。

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有建言。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曾征求汤若望意见。汤若望认为诸位皇子中只有皇三子玄烨出过天花，是最合适的继承人，这就是此后的康熙帝。除了获得皇室的优容外，汤若望在士人群体中也颇有声望。他在朝中交游很广，遇名公巨卿、部卿大宪吉庆之事，纷纷赠言相贺，地位超然，可见一斑。

与汤若望结交往来的士人一部分为前朝遗民，他们在降清之后出仕新朝，成为“贰臣”，如金之俊、魏裔介等。这些人明朝时大多是进士出身，或为同年或为同僚，彼此之间又往往缔结姻亲，由此生发出去，内联外结，形成一张几乎网罗清初汉族士人精英的庞大交际网络。

当然，跟所有的事物一样，有支持者必有反对者。朝中同样不乏抵制天主教的反教士人，其中以信奉喇嘛教的满蒙官员以及坚决维护儒家圣学道统地位的汉族官员最为突出，但是他们的反对在顺治帝时没有掀起太大波澜。

正当耶稣会士在这样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为进一步推进在华传教事业而不懈努力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被传教士寄予厚望的顺治帝驾崩。康熙帝幼年登基，四位满族辅政大臣开始把持朝政。这对耶稣会士及天主教传教事业而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骤雨悄然而近。

杨光先发难汤若望及耶稣会

　　在耶稣会士鲁日满的记录中，历狱案被称作“仇教”，仇教的主角是不信神的官员、异教徒、巫师、骗子，还有“妖魔的祭祀”和尚。而这群人的头目则是一个“邪恶的老家伙”。这个“邪恶的老家伙”名叫杨光先，字长公，江南徽州府歙县人。

杨光先性格暴烈，直爽敢言，具有抗争性。按杨光先自述，他顺治十三年(1656年)来京，十五年见到钉着钉子的耶稣画像，始知天主教便是耶稣教，从此即有了弹劾之念。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杨光先撰写了数篇文章先后上表朝廷，矛头直指天主教及西洋历法，但是这些弹劾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应。杨光先毫不气馁，伺机而动，终于在康熙初年抓住了一次机会。

康熙二年(1663年)冬，汤若望下属、钦天监奉教士人李祖白做《天学传概》。《天学传概》全文2500余字，大致介绍天主教之起源、天主教如何传入中国以及传教士来华后所做的功绩。

李祖白在文中提到，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本是犹太人，自西向东来到中国，并且带来了天主教。国人应当“生长子孙，家传户习，此时此学之在中国，必倍昌明于今之世”。

杨光先看到这篇文章后，对李祖白有辱先圣的说法大为不满，于康熙三年(1664年)7月底做《请诛邪教状》投书礼部，以“为职官谋叛本国”和“造传妖书惑众”两个罪名控告汤若望等耶稣会士以及李祖白等奉教士人，掀起“历狱”风暴。

礼吏二部三审汤若望

　　朝廷的反应非常迅速，康熙三年8月初，朝廷密旨审理历狱一案。因为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李祖白等人供职于钦天监，钦天监属礼部管辖。且5人都有官职，尤其汤若望，官至一品，亦属吏部管辖，所以朝廷下令由礼、吏二部会同审理。

在审讯过程中，汤若望因患病口舌结塞，不能清晰发言，只好用拉丁文和德文与南怀仁交谈，再由南怀仁当堂翻译成中文以备讯问。

杨光先控告的第一项罪名是“谋叛”。讯问大多集中在与教会、教堂和传教士相关的问题上。官员们认为不论省城要地还是乡邑僻壤，都能看到传教士的足迹，对“翼期天下人皆入尔之异教”大惑不解，认为这无论如何难逃“起异心者”、“朋比协某”的怀疑。在审理过程中，官员提出大量问题，而被问及最多的就是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何在。

在第一项罪名审理结束之后，进入第二项罪名的审理造妖书惑众。其审理核心在于，基督教究竟是不是不正当的宗教。承审官员认为念经、修建教堂、施以洗礼、以赦免罪孽为名哄骗男女入教都是邪教所为，并非正当宗教。

传教士们根据《教要》详细解释，指出天主教只是“尽行教诲教徒虔诚改过行善，以释己罪”。承审官员最不可理解的是，凡入教之人均不得为祖先烧纸这一条教规，认为“仅就不准教徒为祖先烧纸一事而言，确为邪教无疑”。

综合之前审讯的结果，11月11日，礼、吏二部总结了汤若望包括“欺人惑众”、“状如邪教”在内的14条可疑之处及罪状，决定将汤若望等人革职并交刑部议处。

康熙三年11月20日，汤若望、李祖白等被押入刑部监狱。这时，5人都被革职，不再享有官职身份，被戴上枷锁等候宣判。

康熙三年12月间，刑部针对谋叛和邪教的指控提出如下处理意见：汤若望为首犯，拟以立绞；李祖白等人为行邪教之从犯，拟杖四十，流放宁古塔。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杨光先又提出来针对汤若望等人的第三项指控荣亲王葬期一事。此案涉及皇家子嗣，事关重大，其他罪名的审理都被这一指控所掩盖。荣亲王是顺冶帝第四子，母亲董鄂妃。四皇子生下数月即夭折，未及起名，后追封为荣亲王。

杨光先指责汤若望等人在选择荣亲王葬期时，使用洪范五行，与风水多有冲撞，十分不吉。杨光先还引用了一位“谙熟地理”之士的说法：李祖白等人在选择葬期时使用的是《蛮灭经》，这部书本是中国人编写，期望传至外藩，外藩人使用后可断根绝后。

李祖白等人在选择荣亲王下葬时间和地点的时候，不采用惯常使用的《历法通书》和《选择丹书》，而专门采用《蛮灭经》，其罪戾重大，用意不言自明。

这是一项十分严重的指控，按照杨光先所提供的证据，李祖白等人简直是在借传播宗教之名，行灭绝华夏之实。

刑部采信了杨光先的说法，将汤若望等人的罪名定为大逆之罪，并根据刑律提出拟处理方案：将汤若望、李祖白等钦天监官员凌迟处死；相关人员之子斩立决；不及岁之子、妻室、家人、地亩、财物等严查入官。

历狱案平反昭雪

　　《汤若望传》提到这一判决的语气充满遗憾：“先前已经拟定的死刑，现在愈加加重，而判汤若望以斩首之刑，代以先前所判决的绞刑。对于其他7位官吏之判决，亦是与汤若望相同……连肢解分尸的刑罚，他们都还认为不足。他们决断，汤若望等应受中国刑罚上最残暴刑罚，就是受凌迟的处置。照这样看来，汤若望和他的7位属员，竟不得不身受至可怕的死亡方式，因为一种他们完全不负责任的错误。这是各辅政大臣与各审判的官员们俱皆明知明晓的，所以这真可谓丧尽天良的一个大冤狱了。”

正是这个时候，北京接连出现异象：天空出现彗星。这在古人看来是极大的不祥之兆；3天之后，京城出现大地震，皇上及太后逃至屋外，露宿于帐篷之中；之后还有多次余震。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观念，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被看做是上天对人们的一种警示和训诫。按照惯例，朝廷颁布全国大赦。但是一些严重罪名不在赦免之列，比如谋叛、大逆之罪，所以汤若望只获得减一等的处理。但是紧接着，皇帝与太后居住的宫殿发生火灾，40余间房屋被毁。一系列异象之后，圣旨决定免除汤若望死罪。

四辅臣之首索尼为避免康熙帝亲政后的追议，提议将汤若望案奏请太皇太后懿旨定夺。四辅臣共同觐见，太皇太后读过奏折，“殊形不悦，掷还原折，并申饬曰：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岂俱已忘却，而欲置之死耶”？

康熙四年(1665年)汤若望出狱，启封先前被查之寓所，回到馆舍。至此，历狱案告一段落，有关人员俱已处理完毕，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终结。

康熙五年(1666年)，身患沉疴、久卧病榻的汤若望于7月15日在京病故。

康熙六年(1667年)6月，四大辅臣之首索尼病逝。7月初七，太和殿举行的仪式宣告康熙帝正式亲政。苏克萨哈上奏乞守先帝陵寝，想保全余生，后遭鳌拜罗织罪状24款，拟处凌迟。皇上不准。鳌拜强奏累日，最终将苏克萨哈以绞刑处死，其子查克旦被处凌迟，叔弟侄斩立决。鳌拜权势滔天。

康熙八年(1669年)5月，康熙帝以结党擅权、弗思悛改，命议政王大臣等逮治鳌拜，遏必隆同时下狱。四大辅臣全部退出了权力核心。在传教士看来，是“上帝开始为奴仆的无辜受害报仇雪恨了”。康熙帝下谕旨，凡受大臣之冤枉者，俱可到官府反控鸣冤。尚在北京居留之3位传教士登时便提出关于汤若望与基督教昭雪之问题。这一次已经亲政的康熙帝作出了与历狱案中完全不同的判决。

康熙八年9月，皇帝下旨，将“通玄教师”之名复还汤若望，照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印钦天监印务的品级赐予恩恤，并额外赐一品致祭银两。10月，皇帝下旨重修汤若望坟茔，并表立墓碑6个石兽。11月16日，康熙帝亲自为汤若望撰写祭文。至此，康熙历狱一案方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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