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良知：中国知识分子曾经的光辉时刻 |
| 送交者: 范学德 2005年12月13日06:31:45 于 [彩虹之约]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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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良知: 中国知识分子有过那样的时刻
1926年，震惊中外的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摹毒┍ā罚笃亓⒈硐⒑推缆郏惴憾钊氲乇ǖ肌叭话瞬野浮闭嫦啵诓野阜⑸蟮?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在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的大会上，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1个月，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看了这几篇文章后，我非常震惊，在所谓的北洋军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竟然有过那样的光辉时刻。 但是，它太短了。 从那以后，尤其是二十多年以后，中国就几乎没有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死了！ 连高喊出我要说真话的巴金，也在他的书出版后，虽然还活着，其实已经死了。 2005.12.11夜最深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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