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崇武：寻找拜金陷阱的对立面
文/黄芳
转载自上海经理人杂志

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放上一个生理时钟，没人逃得过中年危机。

　　 过去的苏崇武表面上是人们认为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爸爸。四十岁出头时，事业如日中天，不料在那年春节前短短的一个星期内经历了圣诞夜肾结石、大年夜痛风发作。看医生后更检查出脂肪肝、血糖过高、胆固醇超标，简直是万病齐发，一站起来就头晕、穿越马路就流汗。此外，读中学的女儿跟自己的关系不好，因为平时出差太多没空关心她，一回到家就要批评她，自己常常发脾气，夫妻关系也冷淡。没想到春风得意的事业，却要以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为代价。
　　
掉头逃出“陷阱”
　　
　　 当时，苏崇武感觉“人走到了一个尽头”。尽管拥有高薪厚禄，身为营业额几十亿的跨国公司高管，领导着上千员工，管理着好几个工厂，但他感觉到自己正走着一条错路上，来到危险的平交道、十字路口，必须停、看、听一下，于是选择离开职场一段时间，开始了所谓“掉头”的旅程。这种发现陷阱，掉头逃出的人生智慧，在没有遇到重大人生疾难或者宗教信仰时，是不太可能的，他也不例外，只是庆幸自己并没有走到不可救药的极端地步。“当时妻子已经受不了我了，她已经想要离婚了，在她开口之前，我还以为自己是个标准丈夫。”这对他的打击很大。后来妻子信了基督教，他也跟着去听了两三年，促使他彻底地掉头，不再以追求自己的金钱、成就、与地位为人生唯一的意义。物质的满足固然重要，也确实很有吸引力，但人生还有一些更宝贵的“金不换”：“我很幸运，在母亲去世前的几年更多地陪伴了她；在女儿读大学离开家之前，有机会跟她多相处；跟妻子关系破裂前，抓住了亡羊补牢的机会，现在夫妻间的关系也好了很多。”。
　　 在中国，苏崇武发现受害于拜金主义陷阱的人比比皆是。他身边的许多经理人朋友等到“空巢期”（孩子独立后）就离婚了，其实家庭早已破裂，只是为了孩子而维持。能够悬崖勒马，“及时”掉头的人大多是经历了大的变故：比如得了癌症、双亲去世、婚姻遇到有外遇、儿女吸毒或者离家出走等等。“如果全都是这样，商业岂不就是‘万劫不复’、‘万恶不赦’？”。
　　 他离开商界的几年沉思里，到华东师范大学读教育学博士，研究如何在商学院里教MBA健康的商业人生观，也就是要提醒商界打拼的朋友们，在爱钱之上，人生还可以有其他更有价值的追求。够用的金钱是快乐人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过多的金钱，往往反而可能有害，掉入拜金主义的陷阱。我们需要这些其他价值观作为金钱的对立面，以便在人生重大关键时刻，作出正确选择。
商学院有责任提供对立面

　　 苏崇武曾经在复旦大学客座讲课时，对MBA学生们做了调查。总的来说，最困扰我国当前中层管理人才的两个问题是：“工作和生活无法兼顾”，以及“如何处理行贿的压力”。MBA学生们很兴奋地发现一个不同的人生视角：作为新兴起的高级白领阶层，他们早已不再是在为五斗米折腰求生存的光景中，反而是“良禽择木而栖”，自己是有选择余地的。尤其是看到别人的好榜样，就更有信心选择有智慧地“有所为，有所不为”，愿意负起维护社会风气的中流砥柱责任。可惜，目前商学院的课程并未对这些困惑和需要提供帮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责任的缺失。“商学院确实有责任帮助学生找到更高薪水的工作、帮助公司找到好的人才，可是现在却忽略了教育更重要的本质：教育的首要目的应该是帮助个人人格的健全发展。我们与西方不同，没有浓厚的宗教信仰作为商业道德的基础，因此我们更有责任提供一个拉力，一个精神领域的拉力。我国商学院的教育家肩上应该要担起对MBA学生进行商业道德教育的社会责任。”
　　 “美国式的MBA教育有一个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将追求个人高薪高职作为唯一目标是他们不成文的价值观。尽管他们有基督教精神的约束力，又努力在MBA课程里推动商业道德教育近五十年，结果仍然被商业道德丑闻搞得焦头烂额。中国的商学院在相对更薄弱的法律、道德与制度约束力的环境里，各种课程都热衷地学习西方MBA，却反而不如他们重视商业道德教育。估计10年之内，中国MBA的破坏力，恐怕会比美国今天的状况更糟糕、糟糕的速度更快，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宗教信仰，什么都不怕，美国至少还有个宗教的力量在那里拉着。中国MBA办到现在只有15年时间，今天，大多数MBA校友们还没有到升迁到高位，而且多半在外企工作。恐怕等国内企业经营规模大了，MBA校友们权利大了，就要出大事了。”
　　 苏崇武认为商学院要做的是提供一个选项、一个价值观的对立面，比如家人亲友、比如自己的健康、比如名誉良心、比如死了之后要面对历史（或上帝）的审判等等。商学院有义务要为MBA学生提出对立面，供他们选择。还要找到一些真实的“样板”给他们看见，经常提供一些中外商场上普遍的正派个人和企业。举例来说，自私拜金的第一个最有可能的对立面就是家人。中国人是一个重视家庭的民族，商学院要帮助MBA直面行贿诱惑，不要推拖说大环境如此，为求生存没有办法。反而要鼓励经理人先想想他的太太、儿女、父母，提供他们自私拜金陷阱的价值观对立面。中国人普遍缺乏宗教信仰，所以一个人的逃生拉力很大程度上就要来自“家人”。在方法上，不能再用道德说教洗脑灌输，也不要高举商场上的特殊英雄人物，而是要把商场普遍存在的道德底线介绍给MBA学生们：大多数正派企业都选择提升稳重可靠，守信用、有道德的人，这一个事实应该强调给MBA学生知道。商学院应该多做一般事实的正面教育，不要只谈丑闻特殊案例；“无奸不商”不是事实，没有一个企业会被骗一次后，还与信用不好的同行往来。守信用才是硬道理。

在行贿的问题上，经理人是有选择的

贪污行贿是MBA学生在工作上最常遇到的商业道德难题之一，往往人们以为大环境就是如此，若要做生意就只能同流合污，个人是没有选择的。美国亨兹曼公司的总裁最近在中欧工商学院的演讲会，一开始就恭喜在座的MBA学生们都是成功的人，否则不会被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录取。听众的经济条件肯定也是好的，否则不能负担昂贵的学费；就算是公司补贴，肯定也是很有前途的明日之星，前途一片大好，因此是有选择的人。MBA毕业的人通常有许多的工作选择，可以选择在怎样风气的公司工作，也可以选择怎样做人，可以选择不去做不道德的事。
　　 有一次，苏崇武在一所商学院的MBA课堂上问学生们，如果不贿赂就不能做生意，要怎么办？大部分同学说没有办法，只能随波逐流。但也有几位同学举手说如果真的非行贿不可，否则生意就做不成，那就撤出这个市场呗，不在这儿做生意了。言下之意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种答案是有选择的人的答案：“我们另有市场，不在这儿做生意，我们公司不会倒闭的。”这些举手的同学大多数是在外资的跨国公司工作。可以简单地解读为外国公司的道德水平比较高，但不要忽略他们有实力可以做出不同选择，那是经济发达阶段的优势，他们面对的不是公司生死攸关的抉择。
　　 有实力的人就有选择，实力包括技术实力与财务实力。一方面他们的产品有实力，物美价廉或者独一无二，客户非买不可。即或不然，他们可以承担得起不在某个市场做生意的损失，不过更重要的可能是他们承担不起道德丑闻在股票市场的破坏力，这也和经济实力到了一定规模有关。总之，有实力的公司(和个人)就有选择，要有选择就必须有实力，产品好技术高，就不愁无出路。实力是我们要追求的，不过行贿培养的不是实力，而是行贿的能力，恰恰相反地消磨了培养实力的必要。决心不行贿，就只好追求实力，追求别人不得不尊重自己的优势。
　　 中国MBA学生面对工作上的道德困境走不出来，有一部分是因为误以为自己没有选择。听到下一个故事就会豁然开朗了。有一位房地产界领袖人物问一位经济学家说，“在中国坚持不行贿的原则，还能不能做房地产业？因为社会上都认为房地产业是十分败坏的。”经济学家说，“如果你能生存，就千万不要行贿，因为你的竞争者要不东窗事发，要不就是公司内部腐化，因为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贿赂。你如果能熬得住，就迟早会胜出。”房地产企业家承认可以生存，只是不行贿得不到最大利润。
　　 原来，能生存就不必要行贿，选择行贿是为了贪心。他们发现了自己原来是已经过了求生存的地步，是有选择的人。这是人生关键的选择时机，经理人的事业与职业生涯，要选择建立在行贿的能力上，还是选择建立在对客户有价值的实力上？
　　 可惜这位经济学家又进一步说，如果你不能生存，那就行贿吧！ 对于MBA学生来说，实在是不能说自己是除此以外别无出路，不能说为了生存必须要行贿。因此行贿对MBA来说，不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不得已，反而更像一个贪心的借口。“若能够生存，就不要选择行贿，因为最终的胜利，必然是你的！” MBA需要知道他们是有选择的，那就是商业道德教育要做的事情。
　　 MBA可以选择要求公司将自己换个市场、换个产品线、换个职务、甚至换个公司工作等等，同意行贿只是众多选择之一。商业道德教育的目的不是要个别的MBA去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而是要帮助个别学生如何能够在现实社会中，选择不去做不道德的事情。若能够成功地减少一个参与同流合污的人，也就是对社会道德风尚的改进发挥作用了。何况一个真实生活中与我们性情相似普通人的榜样，而不是特别的英雄人物才能做得到的事情，能给许多普通人带来激励。

苏崇武，1956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生（2003-2006），研究方向：商业德育原理。美国芝加哥大学MBA，美国公证会计师CPA，宾州大学沃顿Wharton管理学院高级班毕业，任职跨国企业高阶主管逾20年，经他的手在中国投资超过1亿美元。现任集团公司董事及筹备上市的监事会主席。

http://www.shmanager.com/200601/商学院.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