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 提出向西人学习的口号， 郭子章在《山海地舆全图序》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个口号在明末士人中相当流行。方以智发展为:"借远西为剡子，伸禹周之短积。"

　　李之藻《同文算指》强调 一切事物离不开数。“六艺而数居其一，数于艺犹土于五行，无处不寓，耳目所接，已然之迹，非数莫纪”数就是实学。对西学应该兼容并蓄

　　明末出现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士人，拥有世界人文主义观念，相信整个世界可以产生不同的文化，逐渐走向融合交流。这人就是瞿太素。《职方外纪小言》批判旧的夷夏之辨。提出新人文主义标准：“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说得好！）

　　把西人视为同类，可见明末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程度。满清能比吗？

　　冯西京主张引进《天主实义》说是病人就是中国，这是回世之方。从西方的伦理、哲学、科技、文化去寻找救世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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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廷筠认为西儒恢复自秦以来的隐没的儒家正统。“惟我西方天学乃始一切扫除，可与吾儒相辅而行耳”，二倡实学。用基督教修养和自省方法提高儒士道德。

　　徐光启提出的中西会通方针，第一是翻译，第二是融合，第三是超胜。这反应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比洋务运动，只引进洋人的实物不同，这时的西学要引进的是宗教、道德、哲学和科技。

　　利玛窦建立在先秦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传教路线，证明儒学有进行西化的能力，也就是现代化改造的能力。在论述基督教信条时，利玛窦用儒家思想和术语阐述。西学补充儒家天堂、地狱说。道德领域和基督教教义的互补，天堂地狱与现实圣人结合。

　　徐光启认为引入西方基督教义的必要性有三条：

　　第一 东西方道理相通。西方学说和中国圣贤如出一辙。《徐光启集》“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而且在行王道、重实教即推己及人的问题上，东西方也是暗合的。

　　第二 引入西学，返本求实，改掉儒家学风的浮躁习气。他说科举制如同爬了一辈子的烂路。耗尽士大夫的精神，而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

　　第三 引入西学，批判佛学。易佛补儒。补充儒家的临终关怀和未来报应的漏洞。儒家的个人反省，道德修炼和基督教的神操结合。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

　　(1)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2)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3)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4)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5)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6)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7)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8)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9)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在短短的67年中(1578一1644年)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