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六
杨爱程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暴发了。毛泽东不甘于大权旁落，也耐不住「退居二线」的寂寞。他想把自己的「钦定」接班人刘少奇及其主要支持者邓小平、彭真对人赶下台。他一方面设法取得了周恩来的合作，另一方面着力扶持林彪，并借助于军队的力量，图谋夺回以往唯我独尊的权力。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动机。

当然，那时候在党政干部中已经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风气，也是引起毛泽东不满的一个原因。他和历代的君王一样，认为自己「贵为天子」，享受一点不同于常人的特权完全是理所当然。但是，手下的人如果搞得太过份，「龙颜」难免要「大怒」。尤其是当他感到臣下对自己不够顺服时，更要借题发挥，寻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收拾他们。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公开理由是「反修防修」，因为他看到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史大林死后马上就推行「非史大林化」。他担心自己死后刘少奇他们也会那样作。他觉得，现在他们已经有点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样子了，更何况在他「驾崩」之后呢！所以，他影射刘少奇他们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就睡在我们身边。」

为了把贵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赶下台，毛泽东、江青和林彪等人，鼓动不明世事的青年学生组织成「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制造了二十世纪人类社会上最残酷、最无耻、最伤天害理的大灾难。单就「文革」中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一项罪行，毛泽东就远远超过了他的「天才」先辈希特勒和史大林。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一简单的事实并未在中国以外的国际社会中引起广泛的注意。甚至于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仍然不乏为「伟大领袖」歌功颂德的人，足见人心不可信靠，唯有上帝才能真正主持公道。

「文化革命」夺取了几千万人的性命，这在一些麻木不仁的学者专家心目中，只是一个无关宏旨的统计数字而已。但是，对于我来讲，这却是个浸透着鲜血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也夺去了我亲爱的母亲。

「文革」刚开始时，那场运动还似乎只是城市里知识阶层的事，无非是开开会、写写「大字报」、唱唱「革命歌曲」而已。没想到后来学生们连课都不上了，大家都去「串联」，都去北京「朝见」毛主席，去延安，去井冈山参观「革命根据地」，去湖南韶山冲看「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去重新走一遍「长征路」，等等。还有动刀动枪的「武斗」，接管各级政府的「夺权」，破坏一切传统文化遗产的「破四旧」，最后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迫害。神州大地上，没有一处是可以藏身的世外桃源，没有一个人可以持置身事外的超然态度。

从一九六七年夏天开始，农村里也同样被闹得鸡犬不宁。我的父母亲都多次被拉去陪斗、游街、多次被打，家也多次被抄。我母亲在长期辛劳下，种下了很多病患，特别是心脏越来越弱，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和治疗，虽然有坚强的信心支持，还是经不住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野蛮摧残，终于难以撑持，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级台风运动」（林彪创造的术语，意思是要像刮台风那样无情地打击一切「牛鬼蛇神」）前夕悴然逝世，终年五十四岁。

当时，我只有十几岁，正是需要母亲呵护的年龄。我从来没有想过，母亲会突然离我而去。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许多年都感觉麻木，完全失掉了少年人应该有的欢乐愉快，无忧无虑的心情。

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族中的人们便匆匆埋葬了她的遗体，没有哀乐，没有诗班，没有牧师或基督徒为她祈祷。

母亲去了，她播在我心中的种籽未能及时发芽，成长。但是，它仍然深深地埋在我的心田里，虽然受到恶劣环境和气候的压抑，却未曾完全枯萎。它在我内心的深层精神活动里，始终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暗暗地支配着我的心思意念和行为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