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九
杨爱程

我小学毕业时，正好赶上「文化革命」，中学暂不招生。我们留在小学里，参加了一个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天到农村去给「公社社员」们演节目，念「语录」。几个月后，学校让我们回家，我成了「小社员」，每天下地干活。过了一年以后才接到通知，要我去「临潭县第一中学」上学。可是，刚刚上到第二学期，我母亲就去世了，我父亲又被关在县公安局里，说他对历史问题还有交待不清楚的地方，还说他在「三年困难时期」摆地摊卖旧货的行为是「投机倒把」，也是「现行」的违法犯罪活动。我去县里看他时，他对我说：「算了，不要上学了吧。我弄到这个田地，都是上学读书的过。你还是在家劳动吧」。

所以，我回去以后，就又下地干活了。那时候，我们搬运东西全靠人背。十三、四岁的孩子，常常背着沉重的粪肥爬山，累得双腿直打颤。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因而那时我长得很瘦弱。看一看我那时的照片，真像一篇描写「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小学课文里说的那样：「你那时候饿得像瘦猴，三根筋支着一个头。」一天劳动十二到十四个小时，只能挣到「六分工」（成年人「十分工」）。而一个「十分工」到秋后算帐时，顶多只值一毛多钱，年景不好时就只有几分钱。

其实，「社员」们从来就拿不到现金，只能用实物来顶替，如粮食、油料、洋芋、草料等等。我们那时的饮食主要是洋芋和杂粮，麦面只有很少的一点，逢年过节才可以吃到。油料、鸡蛋等都得卖掉，换些钱买衣料、灯油和咸盐之类。每顿饭只能用很少的几滴菜油炒点「葱花」调味，绝少有吃到蛋、肉和炒菜的机会。就这样，到五六月间还有许多人断粮。断了粮就得向生产队借粮，第二年再从该分配的口粮中扣除。这样一来，有许多人年年借，年年扣，欠的越来越多，劳动一年只有半年粮，还常常欠生产队现金。因为，欠的粮中有一部分可以折合成现金还给生产队。

现在回想起来，所谓「人民公社」只不过是一种「奴隶制」而已。「公社社员」成了货真价实的「农奴」，每天天不亮，生产队干部就开始对着广播喇叭叫人起床，接着便有干部和民兵挨家挨户摧人下地。如果有人迟到，轻则挨一顿训斥，重则扣工分，甚至体罚也是常有的。本村的干部还好一点，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不会做事太绝。正因为这样，县里、「公社」里，经常派干部到各生产队「蹲点」，监督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们。

有些干部表现得文雅一点，每天念「毛语录」、念报纸、「武装思想」，要求大家「提高革命觉悟」。谁要是干活不卖力，就会来个「批评教育」，直到他再也不敢偷懒为止。有些干部的表现，就完全像美国蓄奴时代的「奴隶监工」，虽然不拿鞭子赶人，所用的手段比用鞭打更凶狠。他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揪出一个「阶级敌人」，或者他们的子女，开批斗会，杀鸡给猴看。有一次，我们村里一户「富农」家庭的儿子侄子四人，挨个儿让民兵用绳索捆起来游斗，硬说他们「破坏生产」。

那时，生产队里存有「战备粮」和为第二年留的种籽。生产队干部和民兵要在夜里看守。其实，他们经常利用夜里值劝贪污粮食。可是，一到上面有人来查，就诬赖「阶级敌人」和他们的子弟。「黑五类」和他们的亲属中无缘无故受到抄家和批斗的事，真是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