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十一
杨爱程

在那时的学校里，「阶级敌人」的子女是被打入另册的。入学报到时要填一张表，其中最重要的栏目不是「学习成绩」，也不是「操行品德」，而是「家庭出身」。如果「家庭出身」不好，或者像我一样父母亲有「政治问题」，这个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就惨了。学校里有许多歧视性的政策，如不能参加「红卫兵」组织，不能担任「班长」、「排长」、「连长」之类的职务（因为那时学生们是按军队的样式组织起来的）。要随时向学生干部和老师「汇报思想」，其它的学生有权监督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并向有关当局报告。

上初中时，和我同班的有一个同学，他比我年长好几岁，当时大概已经有十八、九岁了，并且已结了婚。他的家庭出身是「贫农」，父亲是一个共产党员，管理一个粮食供应站。那时，粮食非常缺乏，管粮食的人自然要比别的人更显得高人一等。因为，认识他的人，去买定量供应的粮食时，可以拿到质量较好的面粉，份量也会足一点。不认识他的人就麻烦了。这位仁兄虽然比我年长，写批判稿呀，思想汇报呀，学习「毛选」的心得体会呀，等等之类的东西时，还得让我帮他斟酌字句，润色修改。所以，他对我一直很友善，偶然还敢称我这个「阶级敌人」的儿子为「朋友」。

然而，在我们快要从初中毕业，要升高中的时候，他把两年多来监视我的一言一行所记下的材料，详细的写成报告，交给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说我「思想反动」，不热爱社会主义，对贫下中农「怀着刻骨仇恨」。写完了，还自鸣得意地告诉许多同学，说我这个人从此再别想上高中了。那时候，决定一个学生能不能升学，不是看学习成绩，而是看「政治表现」，并且不是由老师们做决定，而是由同班同学讨论，提出意见，最后由包括没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革命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军管小组」（革命军人管理学校领导小组）或「贫管小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领导小组）共同组成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做出最后决定。

我得知被「朋友」出卖的消息后，心里非常痛苦，心想这下再也不能上学了。我二姐和三姐已经因为「出身」的缘故失学了，二姐那时已经远嫁到内蒙古，在那里当农民。三姐还在老家，和大嫂一道在「生产队」劳动。看来，我也得重新回到「生产队」里去，继续作「奴工」了。这一次，就不是几个月或几年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了。

一九七零年年底，我初中毕业又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那时，我的父亲又因为「解放」前参加过的一项活动被他们「内查外调」，挖掘出来了。他们说他「隐瞒历史」，过去没有「老实交待」。其实是他自己忘记了，他的某个老同事想起来就「交待」出去后，人家又来找他查证。他这才隐约记起有那么一回事。他说大概是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派他去陇东办「合作社」，他曾在靠近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的庆阳地区工作过几个月时间，按后来公安人员的说法，他去那里是为了「刺探」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

在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间，我父亲为了活命，曾经搜集了一些旧东西去摆地摊卖。这件事也成了他的「现行反革命罪行」。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他于一九六九年被加判有期徒刑五年，「交贫下中农监督执行」。

那时的父亲，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一切做为父亲、做为人的权利和尊严，被「改造」成了地地道道的「会说话的工具」。他每天不等「生产队」干部叫就早早起床，去指定的地方干活。什么活最苦最累，他就去干什么活。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不休息。就是天下雨，大家都在家，他也不敢在家，总要出去修修这里的小沟，补补那里的地垄，或者看管「生产队」的牲口。冬天每当下雪下霜，他天不亮就去给村党支部打扫屋顶，院落。他整天拼命干活，从不多说一句话，就是回到家里，也很少说话。他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多干活，少说话，像他一样自觉地奉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训示。

过了两个多月，学校已经开学多日。正当我开始安下心来，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作一辈子「奴工」之时，突然收到了「入学通知」，叫我回到临潭一中去上高中。那种意外的惊喜，真是无法形容。我当时只知感谢我哥哥的两个同学，也是我的中学老师张老师和吴老师。不知他们用什么办法叫学校「文革小组」网开一面，不理会「朋友」的恶意诬陷，而准许我继续升学的。现在想起来，真是要感谢上帝的恩典才对。

升了高中以后，「户口」可以转到学校里，政府每月发给三十三斤粮食和四两菜油定量，其中百分之六十是细粮（即麦面），其余是粗粮，如玉米粉、豆粉、青稞粉之类。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在农村，终年只有杂粮，细粮极少，油、肉更是难以见到。我们家里虽然是「阶级敌人」家庭，但由于我哥哥和大姐是教师，有政府定量供应的粮食，他们常常会节省一点带回家。现在，再加上我的定量，我们的食品反而比其它「社员」要好一些。

我从家拿一点杂粮、洋芋、烧柴，学校里有为学生准备的小炉灶。我自己煮一点简单的饭食，以不饿肚子为满足。省下细粮再带回家给父亲、嫂嫂和三姐。

哥哥远在几百哩外工作，嫂子却必须留在生产队劳动。因为，那时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要比母鸡变凤凰还难。哥哥只有在寒暑假期间才能回家。他每次回家，总能带一点藏地的牛羊肉、酥油和节省下来的粮票(合用来买面粉)。在假期结束前，他总是要把家里的屋子修理一番，把半年的烧柴都准备好，这才回去教书。

当我有了「城市户口」之后，哥哥开始想把我转到他所任教的玛曲县中学去。这样，他一则可以就近照顾我，二则也可以使我远离「阶级敌人」家庭的阴影，能够有一点点自由的空气。如果没有「城市户口」，这件事就无法办到。一来没有「户口」，在那边也上不了学，二来没有「粮食关系」，哥哥一个人的定量也不够我们两个人用。

一九七一年春天，我在临潭一中上了一学期的学。（那时候，因为「文化革命」把一切旧制度都破除了，学校改为二月开始，十二月毕业，而不是秋季开始，夏季毕业。）第二学期，我哥哥终于设法把我转到他自己的学校－玛曲县中学。一九七一年八月，我乘着长途汽车，第一次远离家乡，去一个遥远的、陌生的、藏族人聚居的地区去生活。从此，我总算摆脱了那块带着魔咒般威力的黑牌子：「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