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馬所禮的年代（Massorectic Peiod，公元500至900年）

馬所禮人（The Massorectic，來自Massora一字，即“傳統”的意思）專門從事編輯、校訂舊約經文的辛勞工作，他們的總部在猶太地的提比哩亞海（即加利利海）附近，他們所編成的舊約經卷稱之為馬所禮經卷（Massoretic text）。

這些精心勞苦所編成的經卷，加上母音的拼音符號，以便幫助讀者能正確發音之用。馬所禮經卷乃是今日標準的希伯來文經卷。

馬所禮人紀律十分嚴謹，一向存着極虔敬的心抄寫經文。他們設計出一套十分複雜的系統，防範文士抄錄時所可能產生的差誤。比方說，他們計算每部書中每個字母出現過的數字，並計算出摩西五經與整本希伯來文聖經全文中間的那個字母是何字。除此之外，他們又設計了更多、更精細的計算方法，以防抄寫時可能發生的任何錯誤。陸平費（Wheeler Robinson）在《古版與英文版聖經》（Ancient and English Version of the Bible,1940年出版，第29頁）中說道：“任何可以數算的，他們都予以數算。他們還設計一種背誦法，將各處數目的總和很容易地全部記下來。”6/117

甘揚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說：

“除了要記得手抄本的差異、傳統與猜臆上的差異外，馬所禮人還要着手於數字的計算，這些則是一般經文批判家們所不曾使用過的方法。他們記下每卷書中句數、字數及字母數目的總和各有多少，他們也計算出每卷書中間那個字和中間每個字母為何；他們知道那些經節包括有全部的希伯來字母，或只包括某些字母的經節等等。這些細節聽來十分瑣碎，但對抄寫經文時，保持抄本的精確性卻甚屬必要。這些細節正表明人尊敬聖經乃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它是理當受人頌讚的一本書。馬所禮人唯一關心的乃是律法中的一點、一捺、一句、字母中的一小部分都不被抄漏。”25/38

3C.論及舊約可靠性的語錄及其法

魏洛狄（Robert Dick Wilson）在《科學化的舊約研究》（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Moody Press出版）論及聖經的可靠性與可信性應可以回溯至舊約時代：“由一四四件自埃及文、亞述文、巴比倫文及摩押文音譯成希伯來文的名字中，或由四十個由希伯來文譯成以上各文字的名字（總共一八八件證據）中，我們可以看出有2300年至3900年的時間，聖經中的專有名詞從沒有被譯錯過。最初的文士在音譯這些名字時，必須使用最正確的語言學原則，使原名與譯名極其接近，這充分證明他們的仔細與學術精神。更有甚者，希伯來人的作品能數世紀以來一直被抄經家不斷抄寫，也是在其他歷史文獻中所未有過的現象。”48/71

魏洛狄（Robert Wilson）又說：

“自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400年間共約有四十位君王存在，每位都按其朝代先後記載……‘其中不但記有同國的其他君王，又有其他國的君王史記可供核對……舊約聖經中有關各君王的記載，其正確性實超出人類的想像之外，’若這只是出於偶然，那它只有750，000，000，000，000，000，000，000分之一全對的機會。”48/70-71

根據這個證據，魏氏總結說：

“這個證據說明舊約的原版經文經過二千年的抄寫後，仍能十分正確地留存給我們，這件事實不容我們忽略。這不但證明二千年前的原版聖經與二千年後的抄本幾乎完全吻合是可能的，我們由巴比倫原本與二千年後之抄本文獻所存的類似之處，又由相隔二千年的紙草經卷與現今版本的古典文學相較，只見少數內容上的出入，再看過去希伯來原文經卷中的猶太君王名，及外國名詞如今仍很正確地被留傳下來，我們實不得不佩服這種近乎科學的精確性，這個精確性更是有目共睹的。”48/85

布如斯（F.F.Bruce）相信“馬所禮人所編纂的希伯來文子音經卷（最早的希伯來文聖經只有子音，沒有母音，直到馬所禮時代，因不方便朗讀才加入母音。）流傳有近一千年的時間，但與原本相較時，卻仍能保持驚人的信實程度。”6/178

葛威亨（William Green）總結說：

“世間沒有任何其他的古典文獻象舊約聖經這樣正確、精細地被抄錄流傳下來的，這種說法真是一點不錯。”18/181

論到希伯來文聖經能被如此正確地抄寫、留傳、英國劍橋大學圖學館副館長艾肯孫(Atkinson)說：“這幾乎就象是神跡一樣。”

第二世紀的猶太教法師阿克巴（Rabbi Aquiba）一心視製造最正確的經書為己任，曾如此說：“馬所禮人正確地抄寫經卷，成為保存舊約聖經準確性的一道防護牆。”21/211

4C.希伯來文經卷

開羅版本（Cairo Codex）現存於大英博物館，約在公元前895年間問世，是由馬所禮人阿學的兒子摩西一家人所抄成（Moses ben Asher），其中包括前後先知書在內。6/115-116

列寧格勒先知書版本（Codex of the Prophets of Leningrad）約在公元916年抄成，其中包括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及十二卷小先知書。

最早的整部舊約經卷應是巴比倫帕測巴力拿版本（Codex Babylonnicus Petropalitanus）約在公元1008年抄成，現存於列寧格勒。它是在公元1000年前左右由一位猶太教法師阿學的孫子摩西的兒子亞倫將古版修正抄寫成的（Rabbi Aaron ben moses ben Asher）。14/250

阿里波版本（Aleppo Codex）乃是最有價值的一份舊約手抄本，約在公元900年左右完成的。有一度被人認為遺失了，後在1958年所復得，可惜已受損壞。

大英博物館版本（British Museum Codex），包括部分的創世記直到申命記，約在公元950年完成。

樂奇靈的先知抄本（Reuchlin Codex of Prophets）是由拿弗他利之子一位馬所禮人（Massorete ben Naphtali）所抄。

5C.死海經卷印證希伯來舊約聖經的可靠性

甘揚爵士是首先提出這個大問題的一位學者，他問道：“這些我們稱之為馬所禮經卷的希伯來文舊約經卷抄本，系抄自公元前1000年時的另一抄本，這個馬所禮經卷與舊約各書的原版之間究竟有無出入？”25/47

後來所發現的死海經卷能對這個問題提供最有力的答案。

在發現死海古典前的問題是：“今日的舊約聖經與第一世紀的抄本間究竟有多少差別？”換句話說，這些舊約經卷被人騰抄過這麼多次，我們是否還能相信它呢？

究竟什麼是死海經卷呢？

死海經卷乃由四萬個經卷的碎片所集成，有五百份經卷是由這些碎片中所重新拼湊起來的。

考古學家們另外發現許多聖經教訓之外的書卷及碎片，使我們對昆蘭（Qumran,死海西北方，是發現死海古卷的地方）宗教社會的情形增加了不少了解。《朱達開文獻》（Zodakite Documents），《社會法則》（Rule of the Community）及《紀律手冊》（Manual of Discipline）各書的發現使我們了解昆蘭人民的日常生活及意義。在其他很多洞穴中，我們則另外發現許多有用的解經的資料。

死海經卷是如何發現的？

我願引用爾勒（Ralph Earle）所著之《聖經是如何來的》(How We Got Our Bible,Baker Book House出版)中的記載，因爾勒對死海經卷的發現有極生動的描述：

“死海經卷發現的經過，可算是近代最精彩的一則故事。在1947年二、三月間，一個百島因(Bedouin)的阿拉伯牧童，名叫莫罕默德，他出去尋找一隻迷失的羊。為了試試羊是否藏在洞穴中，他用一塊石子擲進死海西邊的一個崖洞裡，此洞穴距離耶利哥城之南約有八哩之遙。但出乎意料之外的，他聽見石子打破瓦罐的聲音。走入洞穴細察之後，他卻發一個令人驚訝的情景。在洞穴的地面上有好幾個大瓦罐，內中藏着許多皮質經卷，均系用棉布包裹保存的。因為瓦罐妥善密封的緣故，這些經卷無損地保存在近1900年的時間（它們很顯然是在公元68年左右存入此洞穴中的）。

“這些死海洞穴中所發現的經卷，其中五卷被耶路撒冷城敘利亞東正教修道院中的紅衣主教所收購，另外三卷則由該地希伯來大學的薩肯尼教授(Sukenik)所收購。

“當這些死海古卷發現之初，新聞界對此毫無所知。1947年11月間，就在薩肯尼教授收購三卷經卷及兩個大瓦罐的前兩天，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如此寫着：‘這很可能是巴勒斯坦一帶最大的一項發現，是我們從未敢期待過的大發現。’然而這麼重要的話卻未在當時公開發表。

“直到1948年2月，幸好耶路撒冷城的紅衣主教，因不識希伯來文的緣故，打電話給耶路撒冷城的美國東方學研究學會，詢及有關這些經卷的事。當時東方學研究學會的代理會長是一位名叫查偉（John Trever）的年輕學者，他也是一位優秀的業餘攝影家。他辛勞、謹慎的拍攝下以賽亞書皮質經卷的每一段，這些經卷每一卷均有十英寸高，二十四英寸長。在親自沖洗出底片後，他以航空郵寄了一部分照片給美國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的亞布萊特教授（W.F.Albright），亞氏一向被認為美國聖經考古學的權威人士。在他的回信中，亞布萊特教授這樣寫道：‘我衷心恭賀本世紀最偉大的一項經卷發現！……多麼令人難信的一項大發現！此乃最真實的一份舊約經卷，世人絲毫不必懷疑。’亞氏鑑定該書卷約是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所寫成的。“11/48-49

查偉（John Trever）後又引用亞布萊特教授的話說：“我相信這些經卷要較納西紙草古卷（Nash Papyrus）更為古老我估計它是在公元前100年左右……”24/260

死海經卷的價值

人類所擁有最早的舊約手抄本是出於公元900年左右，那麼我們怎能確定自公元32年耶穌世代之後的抄本也是精確無誤的呢？我們就該感謝考古學與現今發現的死海古卷了。在死海古卷中有一卷其中抄寫的是全本希伯來文的以賽亞書，根據考古學家的鑑定，它是在公元前125年左右寫成。這卷死海古卷，要較我們所知最早的舊約抄本尚早一千年以上。

其餘的死海經卷則約寫於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後68年各不等。

死海經卷發現所造成的最大影響，乃是印證以賽亞書經卷（寫於公元前125年）

與一千年後馬所禮人所抄寫之以賽亞書（完成於公元916年）在比較之下，兩者完全沒有差別。這正證明了抄經家們精確的程度，歷時千年卻無疏漏。

“在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中的166個字當中，只有十七個字是有疑問的。在這十七個字中有十個字是拼法有別，對書中意思並無影響。餘下七字中，有四字是文體的改變，如連結詞的增減等，其餘的三字母可並成‘光’字，被加在11節中，但對全文意義亦無大影響。何況此字由希臘七十士譯本（LXX）及一號昆蘭山洞中所發現的以賽亞書樣本中都可印證（IQIS）。這樣看來，經過一千年後全章166字中，只有一字（包括三字母）是有疑問的，但此字對經文的意義卻無甚影響。”14/263

布如斯（F.F.Bruce）說：

“在昆蘭的石穴中，我們又發現一卷不全的以賽亞書，為了方便起見我們稱之為‘以賽亞書B’，但它與馬所禮經卷的以賽亞書卻是如此相似。“6/123

亞契（Glason Archer）認為“將昆蘭洞穴中的以賽亞抄本拿來，與我們標準的希伯來文聖經中的以賽亞書對照，字字相比，其相同者約占95%以上，其餘5%的不同乃是出於失筆與拼法上的錯誤。”57/19

蓋司樂及尼克（Geisler and Nix）曾引用鮑羅斯（Millar Burrows）在《死海經卷》（The Dead Sea Scroll,P.304）一書中的話說：“歷經一千年的抄寫工作，經卷的內容卻無甚變動，這成為一件奇事。正如我論及死海經卷的首篇論著時說的：‘死海經卷最重要的地方，乃在它能印證馬所禮傳統舊約聖經的可靠性。’”14/261

6C.希臘七十士譯本印證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的真實性

猶太人離鄉流浪時，他們極需要有一部用他們通俗語言所譯成的一部舊約聖經，這就是“七十士譯本”的由來，約在埃及王托勒密二世（King Ptolemy Philadelphia，公元前285至246年）在位期間所譯成。

布如斯（F.F.Bruce）曾生動地描寫此譯本之名的來源。約在公元前250年左右（較實際地說，應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在埃及王托勒密二世的朝延中一位名叫亞里斯提亞（Aristeas）的官員致信給他的兄弟費羅克拉次（Philocrates）：

“埃及王托勒密二世是位愛好文學的人，亞歷山大城中最偉大的圖書館就是他在位時所興建的，此圖書館傲立世間，成為世界文化奇蹟之一達九百年之久。此信中並記載法拉蘭城的底馬特亞斯（Demetrius of Phalerum）曾任托勒密王的圖書館員，導致埃及王對猶太律法書的興趣。王令他差派一位代表去見猶太大祭司以利沙（Eleazar）。大祭司以利沙從猶太十二支派的每支派中選出六位譯經的長老，攜帶着特別正確、美麗的舊約經卷，送至亞歷山大城。這些長老受到皇家的禮遇，藉辯論顯示出自己乃是博學淵源之輩。後來被送至法老的小島中住下（該島以其燈塔聞名），在七十二天中他們將摩西五經全部譯成希臘文。經過開會及校勘研考後，他們將修好的譯本呈獻埃及王。“6/146-147

由於希臘七十士譯本與現今我們擁有的最早馬所禮舊約手抄本（公元916年）十分相近，使我們確定在1300年後，舊約依然保守着它的精確性。

我們由《偽經傳理書》（Ecclesiasticus）及《安息年書》（Book of Jubilee）中發現七十士譯本及舊約經文的經節，由此可見今日的希伯來經書與公元300年前的原文經卷實無大差異。

蓋司樂及尼克（Geisler and Nix）在他們對人極有幫助的著作《聖經通介》（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Bible）一書中提出希臘七十士譯本的四大貢獻：

“1.此譯本縮小了希伯來語與希臘語間人民的宗教鴻溝。

2.此譯本縮短使用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的猶太人與同時使用新、舊約聖經的希臘語基督徒間的距離。

3.它乃促使宣教士把聖經譯成其他多種語言及方言的開路先鋒。

4.藉希臘七十士譯本與希伯來文聖經對舊約聖經內容相近的看法，得以縮小了經文批評的鴻溝。”14/308

布如斯(F.F.Bruce)提到後來猶太人對七十士譯本喪失興趣的原因：

“1.……因為自第一世紀以後，基督徒將它視為舊約聖經的藍本，經常引用它來傳布福音及衛道用。6/150

2.……約在公元100年左右，猶太學者另外編纂成一本希伯來文的聖經修訂本，這也是促使猶太人對希臘七十士譯本失去興趣的原因……”6/151

7C.撒瑪利亞版本（完成於公元前第五世世）

此版本包含摩西五經，對鑑定舊約經文內容甚有價值。布如斯（F.F.Bruce）說

“若將撒瑪利亞版本中的摩西五經與馬所禮舊約經卷版本（公元九一六年）相較，觀察其間相同之處，其間相差之處則顯得無足輕重了。”61/122

8C.泰根譯本（The TargumsK，手抄本出現在公元500年左右）

泰根一字原為“傳譯”之意，相當於舊約的意譯本。

自猶太人被迦勒底人（即巴比倫人）擄去後，巴比倫文字逐漸演變成猶太人通用的民間語言，猶太人需要有用他們通俗語言所譯成的舊約聖經。

當時猶太人的主要泰根譯本有兩種：（1）翁凱拉斯的泰根譯本（The Targum of Onkelas;有人說這是猶太名學者海洛[Hillel]的學生翁凱拉斯在公元前60年所譯），其中包括摩西五經；（2）烏賽亞之子約拿單泰根譯本（The Targum of Jonathon Ben Uzziel）可能是公元前30年左右譯成，包括舊約所有史記及先知書。

布如斯（F.F.Bruce）曾解釋泰根譯本的由來：“……公元前一世紀將近尾聲，猶太人在會堂中朗誦希伯來文聖經時，也開始同時以口傳的方式，將舊約經文意譯成一般猶太人能懂的亞蘭語，朗誦給會眾聽。這是很自然的現象，當一般猶太人漸漸遺忘自己的希伯來文時，若還想明了舊約聖經，將它翻譯成百姓能懂的文字就成了必要的事。會堂中意譯經文的翻譯員，猶太人稱之為Methurgerman，他們所朗誦的亞蘭語經文稱之為泰根（Targum）。

“……意譯翻譯員……不可自經卷中朗讀意譯文句，恐怕會眾誤把他口譯的經文視為出自聖經本文。為了能傳譯的準確，譯者每次傳譯摩西五經時不可超過一節，傳譯先知書時，一次不可超過三節。

就在這種朗誦過程中，泰根譯本遂得以一一完成。”6/133

泰根意譯本的價值何在？

安德生（J.N.D.Anderson）在《聖經──神的話》（The bible,the Word of God）一書中論到它們的價值，說：“早期泰根譯經的價值是因它能用來證明希伯來文聖經的真實性，證實無論是在泰根譯經問世之時或是今天，希伯來文聖經都是一樣的可信的。”4/17

9C.米示那口傳經卷（The Mishnah,寫於公元200年）

米示那一字即“解釋、教導”之意。其中包括猶太人的傳統習俗及對口授律法之註解。是以希伯來文寫成，被稱為摩西律法之下的第二律法。14/306

其中所引用之經節與馬所禮經卷中的經文十分相近，可印證馬所禮經卷的可靠性。

10C.吉馬拉口傳經卷（The Gemaras;巴勒斯坦版本寫於公元200年；巴比倫版本寫於公元500年）

這些用亞蘭文寫成的經卷注釋，主要是用來注釋米示那經卷的，也間接證實馬所禮經卷的可靠性。

米示那口傳經卷加上巴比倫版的吉馬拉經卷，組合成巴比倫版的猶太遺傳經。（Babylonian Talmud）

米示那口傳經卷+巴比倫版的吉馬拉口傳經卷=巴比倫版的猶太遺傳經（Mishna+Bab.Gemara=Babylonean Talmud）。

米示那口傳經卷+巴勒斯坦版的吉馬拉口傳經卷=巴勒斯坦版的猶太遺傳經（Mishna+Palest.Gemara=Palestinian Talmud）。

11C.米德拉西口傳經卷（The Midrash，公元100至300年間寫成）

這是收集希伯來文舊約經卷中的信條而寫成，其中多處經文均引自馬所禮舊約經卷。

12C.六重口傳經卷（The Hexapla）

教會初期領袖俄利根（Origen ，公元185-254年）曾著有《四福音合參》（Harmony of the Gospels），分別列出六種不同版本之經文：希臘七十士譯本、亞奎那抄本（Aquila）、喜歐戴仙抄本（Theodation）、謝梅起抄本（Symmachus）、希伯來文抄本及希臘文字譯成的希伯來文抄本。

六種經卷中同時又包括猶太史學家約瑟夫（Josephus）的作品，費羅及朱達開文獻（Philo and Zadokite Documents，即死海昆蘭社區的文獻）。“它印證在公元40年至100年間，的確有與馬所禮舊約古卷相似的經卷存在。”55/148

4B.文內證據的測驗印證舊約的可靠性

1C.允許懷疑精神的存在

孟沃華（John Warwick Montgomery）針對此項考驗說，如今文學評論家們依然按照亞里斯多德的標準來評論文學作品：“懷疑之心應該用在考證之物本身，評論家們卻不應該擅用它來阻擋真理。”34/29

“除非作者已知文字內容自相矛盾或與事實相違，吾人必須張耳靜聽被分析文件的自辯聲，而不應存着偏見，事先假定文獻的真偽對錯。”

何恩（Robert M.Horn）針對此點強調說：“想將‘難題’轉變為有力的證據，用以推翻教條實非易事，因為並非凡表面上看來是矛盾的道理都有是錯的。第一，我們必須確定自己已經完全了解經文，其中的字句及數目的意義。第二，我們已擁有這一方面全部所需的知識。第三，更進一步的知識，經文的研究與考古學的新發現都有已不再能幫助我們進一步判斷經文的真偽。”

何恩又說：“……經文上的難題並不證明它們是不可信的；沒有解決的問題也不一定必然就是錯的。這不是要叫我們小視困難之處，而是希望我們能獲得一種新眼光透視難題。難題能引起我們繼續推敲的好奇心，面臨問題容易使我們虛心追尋最清楚的亮光。但除非等到我們對經卷有了全盤的了解，我們實在不能迷信地說：‘這是個已經證實了的錯誤，證明聖經並非絕對無誤。’人人都知道，自本世紀以來，過去的許多‘斷案’如今都已一一被推翻了。”58/86-87

2C.直接見證的價值

這些見證都是看見的人自己寫的，或是由親眼目睹或親身經歷者的口述而來。

“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寫給你。”

──路加福音一章1-3節

“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降臨的事告訴你們，並不是隨從乖巧捏造的虛言，乃是親眼見過他的威榮。”

──彼得後書一章16節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

──約翰一書一章3節

“以色列人哪！請聽我的話。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神跡，將他證明出來，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使徒行傳二章２２節

“看見這事的那人就作見證，他的見證也是真的；並且他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真的，叫你們也可以信。”

──約翰福間十九章３５節

“該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丟彼拉多作猶太巡撫，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腓力作以士利亞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呂撒聶作亞比利尼分封的王……”

──路加福音三章１節

“保羅這樣分訴，非斯都大聲說，保羅，你癲狂了吧！你的學問太大，反叫你癲狂了。保羅說，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癲狂，我說的乃是真實明白話。王也曉得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膽直言。我深信這些事沒有一件向王隱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裡作的。”

──使徒行傳二十六章24-26節

布如斯（F.F.Bruce）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賴蘭教席（Ryland Professor）的聖經批判及翻譯學教授，論到“新約聖經這些直接資料的價值”時，他這樣說：

“最早期的傳道人，知道自己見證的價值……因此總是重複地說：‘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們得有把握才這樣說。當時耶穌的門徒極多，他們記得那些是發生過，那些沒有發生過。因此不象現今一些作者認為捏造耶穌的言行是件容易事，因見證人太多，當時寫新約的人不容易隨便假造。

“很顯然，早期的基督徒對什麼是耶穌的話，什麼是自己的見解與判斷一直很小心地予以分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七章中論到結婚、離婚這個複雜的問題時，很仔細地分辯何為他自己的建議，何為主耶穌所定決定性的原則，在某些地方他用：‘我說，不是主說。’有些地方，他用：‘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說。’

“最早期的傳道人所面臨的不單是一群友善的見證人，見證人在也有對基督徒甚不友善的，但這些人一樣熟悉耶穌的生平事跡與他的死。因此使徒們不可能說假話（更別說去捏造事實），因為這些不友善的見證人惟恐沒有機會去揭穿他們的謊言。在早期使者的傳道信息中，最大的特色是他們對自己所傳的知識深具信心，他們不單只說：‘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們還說：‘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使徒行傳二章22節）如果他們所說的與事實相違，聽眾中那些反對基督教的人不會出來指出他們的錯誤麼？”7/33，44-46

3C.有力的直接資料來源

新約聖經中的各書卷，被今日的聖經學者視為是第一世紀中最有力的直接資料來源。34/34-35

保羅書信公元50至66年

馬可福音公元50至60年，58至65年

馬太福音公元80至85年

路加福音60年早期

約翰福音公元80至100年

甘揚爵士（Sir Fredric Kenyon）說：

“我們找到可靠的證據證明約翰福音在第一世紀結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維廉弗克司亞布萊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曾是世間最出色的聖經考古學家，他說：

“我們可以強調，目前尚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新約聖經中任何一部書是在公元80年後寫成的，雖然現今的新約批評家認為新約多半在公元130至150年間寫成，比實際年代遠了約六十年的時間。”65/136

孟沃華（John Warwick Montgomery）引用甘揚爵士在1963年1月18日的《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周刊上記者訪問中的談話，說：“按我個人的看法，新約聖經的每卷書都是由一位受過洗禮的猶太人所寫，大約是在第一世紀的40至80年間寫成，更可能是在公元50至75年間寫成的。”34/35

5B.文外證據的測驗印證聖經的可靠性

1C.其真實性能否被肯定？

“是否有其他的歷史材料能肯定或否定聖經文內的證據呢？”34/31

換言之，除了經文本身所提供的證據，有否其他聖經之外的資料能肯定聖經的真實性？

2C.聖經外的作家們所提供的證據支持聖經的真實性

早期教會領袖優西比渥（Eusebius）在其所著之《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Ⅲ.39）中收有使徒約翰的學生帕皮亞──海拉波立教會的主教（公元130年），自約翰得來的資料：“長老（即使徒約翰）常如此說：‘馬可是彼得的翻譯員，曾精確地記下彼得所說一切有關耶穌的言行、事跡。因為馬可既非親耳聽過，亦未親自跟隨過主耶穌，他乃是後起之秀，誠如我所說，是隨伴彼得的。彼得見機運用主的話語，但非有心編纂主的話。所以馬可並沒有記錯，只是將他（彼得）的口述一一記下而已。馬可只留心一件事，就是絕不刪除他所聽見的，也不增添任何假話。’”

帕皮亞（Papias ）也提到馬太福音，他說：“馬太福音是有希伯來文（亞蘭語）所寫成的。”

愛任紐（Irenaeus）曾任里昂主教（公元180年），他是士每拿主教坡旅甲（Polycarp）的學生。（坡旅甲在公元156年時為主殉道，身為基督徒86年，是使徒約翰的學生）愛任紐寫道：

“根據托爾斯地的葛理哥利（Gegory of Tours），他（愛任紐）曾將里昂的人全都帶領歸主，甚至還差遣宣道士到其他未信主的歐洲地區去。”

在“真道辯第三卷”（Against HeresiesⅢ）中，愛任紐寫道：“四福音書的根基十分穩固，甚至連異端邪說也見證這福音的根基，因為每一種異端，都是從福音書中收集資料來另創新說的。”

四福音書在當日基督教所傳到的地區中，早已為眾人所接受，因此愛任紐的著作中經常提到這些被人公認的道理，正如羅盤針上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一樣無法為人所否定，他說：

“地球有四界，風有四向，當教會向全世界擴展時，福音就成了教會的棟梁與根基，也是人類生命氣息之所系。它自然有四個棟梁，好像不朽的氣息從每個角落點燃人的新生命，為向世人‘彰顯’此道乃萬物之建造者，坐在寶座之上，聯繫萬物，並賜四福音將自己彰顯給世人看。此四福音書雖分為四部，卻同為一靈所聯合。”

教會先父愛任紐（Irenaeus）繼續說：

“馬太在猶太人當中寫成馬太福音，而彼得與保羅則在羅馬各地傳福音、建立教會。根據傳說，當彼得保羅於公元64年左右，死於尼羅王手下之後，彼得的學生馬可，兼翻譯，將彼得講章的文稿留下給我們。保羅的學生路加，則在所寫的福音書中加入他老師的講章。約翰是耶穌的門徒，是曾靠在耶穌胸膛上的那一位（參閱約翰福音十三章25節及二十一章20節），則在小亞細亞的以弗所（現今土耳其境內）寫成約翰福音。”

藍賽爵士（Sir William M.Ramsay）說：“路加寫成的歷史，其可靠性是無人可比擬的。”95/81

羅馬的克利門（Clement of Roman,公元95年）視聖經為可靠、真實的，經常應用。

伊格那丟（Ignatius），在公元70至110年間，曾任安提阿（今敘利亞境內）教會主教，後因其信仰殉道。他認識耶穌所有的門徒，也是坡旅甲（Polycarp）的門徒之一，坡旅甲則為使徒約翰的門生。59/209

毛耶（Elgin Moyer）在《教會歷史名人錄》（Who Was Who in Church History,Moody Press,1968年出版）中寫道：“伊格那丟自己說‘我寧可為耶穌殉道，也不願意統治世界，拋我入野獸群中，我好藉它們在神的事上有份’。據說他果真在羅馬被擲入鬥獸場的猛獸群中，他所遺留下來的書信，則是他從安提亞出發往羅馬殉道途中寫成的。”59/209

伊格那丟（Ignatius）相信聖經，以聖經之正確性為其信仰的根基，他擁有大量的資料與見證能證明聖經之可靠性。

坡旅甲（polycarp,公元70至156年）曾是使徒約翰的門徒，由於他對耶穌與聖經至死忠心，終於在八十六歲時為主殉道。坡旅甲的死證明他相信聖經是精確無誤的一本書。“公元155年當羅馬大帝庇亞斯Antoninus Pius(138至161年)在位時，在士每拿一帶有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他所在的教會中許多教友因此殉道。他被檢舉為教會的領導人物，被提出處死。迫害他的人勸他放棄自己的信仰，即可保全性命，他一口拒絕說：‘我事奉他86年，他沒有虧待過我，我怎能毀謗這位拯救我的君王呢？’最後他被捆在木柱上，活活被燒死了。他因自己的信仰成為英勇的殉道士。”59/337

坡旅甲認識許多信徒，他顯然是一位明白真理的人。

約瑟夫（Flavius Josephus）是猶太的史學家。

約瑟夫所描寫施洗約翰所施的洗禮與福音書中所記載的略有不同，約瑟夫說施洗約翰所行的洗禮不是悔改的洗，但馬可福音一章4節中卻說是如此；約瑟夫又說施洗約翰之所以被處死是因政治上的原因，並非他批評希律王娶自己兄弟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布如斯（F.F.Bruce）指出，很可能希律期望一箭雙鵰，才把約翰下在獄中。至於對施洗的解釋有出入，布如斯說：福音書乃是根據“宗教──歷史”這兩個觀點所寫成，要比約瑟夫寫成的史書時間為早，因此較為確實。除了這些細節外，一般來說，約瑟夫的記載與福音書的記載都頗能相合。7/107

約瑟夫在其《考古文獻》十八卷5章2節（Antiquity Xv Ⅲ.5.2）提到施洗約翰，由於這段文字寫成的方式，其中實在很難有基督徒在其中增添字句的餘地，這段文字如此記道：

“現在有些猶太人以為希律的軍隊已被上帝摧毀了，這正是處死施洗約翰所應得的報應。他實在是個好人，但希律把他殺了。他曾吩咐猶太人行正當的事，彼此公平相待，虔誠敬拜上帝，並呼召猶太人前來受洗。他認為受洗是為上帝所接受的，這個儀式雖然不能洗去若干罪，但如果一個人的靈魂已經因自己公義的行為得以潔淨，洗禮則有淨化其身體的功能。當猶太人因聽他的話受感動，開始擁護他時，希律王怕他的說服力，足以號召百姓起義叛變，因這時百姓似乎完全聽他的指揮。於是希律王想最好是立刻捉拿他，乘他在造反之前將他處死，以免事情真發生後後悔不及。由於希律王的多疑，施洗約翰被下在前文所提及的馬丘路（Machaerus）碉堡中，最後在那兒被處死。猶太人相信希律軍隊遇難，乃是上帝為施洗約翰報仇之故。”7/106

塔弟安（Tatian,公元170年）是亞述的基督徒，他曾將聖經編纂起來，寫成第一部“四福音合參”，希臘文為Diatess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