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D.舊約中被考古資料證實的實例

1E.創世記中記載以色列人的祖先是來自米索不達亞一帶，這點與考古學上的發現完全吻合。亞布萊特（W.F.Albright）說：“希伯來人原來是來自米索不達米亞西北方的白立克山谷（Balikh Vslley），這點是無法否認的。”考古學家曾返溯希伯來人的歷史，發現他們果真是自米索不達米亞一帶遷移出來的。67/2

2E.按照舊約聖經的說法，“在建造巴塔之前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創世記十一章1節），後來上帝毀壞該塔、變亂天下人的言語（創世記十一章9節）。而今天許多語言學家也同意，世界的語言很可能是同出於一源。龔百地（Alfredo Trombeti）說，他已經追溯出世間所有語言均出於一源。莫勒（Max Mueller）也證明語言之同源說。傑斯波生（Otta Jesperson）更進一步地說，是上帝把語言賜給第一代的人。72/47

3E.在以掃的家譜中，提到何利人（創世記三十六章20節）。曾有一段時期，何利人被視為“居住在洞穴中的人”，因為希伯來文中何利與洞穴二字十分相近。但如今考古學家證實在早期以色列歷史時代，確有何利人居住在近東一帶，他們都是能戰的武士。72/72

4E.考古學家賈時譚(John Garstang)在1930年至1936年挖掘耶利哥城的時候，發現一件驚人的證據，他甚至與其他兩位考古學家聯合簽字，記下他們的新發現。賈時譚這樣寫道：“我們對主要的一件事現已毫無異議：耶利哥城的城牆確實是向外倒的，因此城外的兵士可以爬過倒牆，進攻城內。”這點又有何特別呢？特別的地方是，一般的城牆多不向外倒，卻是向里倒的。但約書亞記六章20節中卻說“……城牆就塌陷，百姓便上去進城，各人往前直上，將城奪取。”耶利哥的城牆是上帝使它向外倒的。90/146

5E.我們又發現亞伯拉罕的家譜具有絕對的歷史性。我們不明白的是，這些名字究竟是代表人呢？還是代表不同的城市？我們唯一能肯定的是亞伯拉罕是個人，他確實存在過。鮑羅斯（Millar Burrows）說：“考古學的證據處處指出亞伯拉罕是位歷史人物，在已知的考古文件中沒有提及此人，但是與他同時的巴比倫文獻中有他的名字出現過。”68/258-259

早先有人想把亞伯拉罕的時代挪至公元前十四或十五世紀，這與他存在的時期相比要遠得太多。但是亞布萊特（W.F.Albright）指出，“以上巴比倫的資料以及一些其他的資料，使我們擁有大量的人名與地名的證據，印證更改亞伯拉罕存在的時期實無必要。”67/9

6E.雖然至今考古學家們尚找不出早期以色列族系統治國的證據，但我們所找到的社會、風俗文獻與當初以色列國的故事頗能吻合。68/278-279

一些有關民情風俗的資料來自挖掘拿佐（Nuzu）與馬利（Mary）兩城。烏格里（Ugarit）的挖掘工作使我們對希伯來人的詩歌與文字有進一步的了解。摩西的律法我們可以自古敘利亞帶的赫提特（Hittite）、亞述，幼發拉底河下游的薩姆里及以修納（Eshunna）法典中看出來。從這些文獻中，我們可以看見希伯來人與其周圍的民族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誠如亞布萊特教授所說的：“這個發現實為考古學上的一大貢獻，使其餘的都顯得微不足道了。”63/28

無論這些考古學家們宗教信仰如何，他們均一致承認這些早期的希伯來人祖先都是可以證實的一些歷史人物。

7E.魏豪生（Julius Wellhaussen）是十九世紀一位有名的聖經批判家，他覺得摩西頒布的大祭司條例中，論到用圓銅鏡制洗濯盆很可能是後人加入的資料，為配合他的這種看法，他不得不把記載帳幕的時間挪得再後些。只是當時我們沒有肯定的資料，證明魏豪生所定的時期（公元前500年）不對。但後來我們發現從埃及歷史的帝國時代中確實找到有關銅鏡的記載（時間約在公元前1500年至1200年間），由此我們推出摩西與出埃及記亦屬此時代的事跡，即公元前1500年至1400年間的事。72/108

8E.亨利莫理斯（Henry Morris）在《聖經與現代科學》（The Bible and Moden Science,Moody Press,1956年出版）一書中如此注意到：“我們不能否認，考古學所發覺的資料與聖經上的記載仍有不能完全吻合的地方，但其中的差異並不嚴重，只要我們肯繼續下功夫，問題總有解決的一日。值得我們欣慰的是，考古學家挖掘出許多與聖經背景有關的證據，然而直到今天，其中尚沒有一件能證明聖經是錯的。”

2D.新約中被考古資料證實的實例

1E.路加所記載的歷史，其可靠性已不足懷疑。翁格（Merrill Unger）告訴我們考古學家已充分證實福音書的記載，尤其是路加作品的真實性。翁格這樣說“現在學術界均一致同意，使徒行傳為路加所著，大約是在第一世紀前寫成，路加以一個史學家的工作態度從事寫作，且曾正確地使用各式可靠的參考資料。”88/24

藍賽爵士（Sir William Ramsay）被人視為世間最偉大的一位考古學家。他在十九世紀的德國歷史學校中受教，在校期間他從學習中知道使徒行傳乃屬公元第二世紀中葉的作品，他不僅深信此說，並且決心要證明此說。然而經過他的努力，收集來無數的證據之後，他反而推翻了自己以往的信念，他這樣解釋：“當我最初開始從事此項研究工作時，絲毫沒有想到路加的作品應屬第一世紀。相反的我反對這種說法，別出心裁與聽起來完善的托賓根（Tubingen）理論完全把我說服，我已沒有興趣對使徒行傳寫成的時間再去仔細研究。直到近來因研究小亞細亞一帶的地勢、古蹟及社區情況，我才再度有機會詳讀使徒行傳，無意中卻發現其中的記載竟是出人意料的真實。事實上，我一直視此書為公元第二世紀的作品，根本不信其中所包含的證據能印證第一世紀時的實況，但我卻慢慢發現這本書實在是研究費解難題的良友。”（上文引自藍賽爵士所著之《羅馬公民與旅行家──保羅》（St.Paul the Traveler and Roman Citizen,Baker Book House,1962年出版。）94/7-8

藍賽也對路加寫作歷史的能力甚為佩服：

“路加是一位第一流的史學家，他所寫的資料不但真實可考，他也擁有史學家應有的歷史感。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控制歷史演進的一些理想和計劃上，又能適當的處理每一件重要的歷史事跡。他能掌握住重要的事件，據實長談，對不足輕重的史跡，他則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有些則完全刪除不記。總之，路加的名字應與世間偉大的史學家同列。”91/222

有一度史學家們認為路加在描繪耶穌誕生前的情形時（路加福音二章1至3節）離譜太遠。他們找不出歷史上有申報戶口的事，居里扭未曾作過敘利亞的巡撫，當時百姓也沒有要各歸各鄉的事。70/159，160；29/185

但是考古學家們以後發現，在羅馬帝國中每隔離十四年，均有一次人口調查，確實有要求付稅人報名上冊的事。這條法令是在羅馬大帝亞古士督在任時開始的，首次或在公元前23至22年，或在公元前9至8年時舉行的。路加所指的可能即後者。

其次，我們找到居里扭在公元前7年左右，任敘利亞巡撫的證據。考古學家們根據在安提阿找到的一塊碑文，其中刻有差派居里扭任巡撫職位的記載。我們依此證據相信居里扭曾倆度任敘利亞巡撫，一次是在公元前7年，一次是在公元後6年（約瑟夫的估計）。70/160

最後，有關報名上冊一事，我們在埃及的紙草卷上發現載有戶口登記的規條。

其上寫道：“由於報名上冊之時已近，凡因故遠離家鄉，遠居各地之人都應準備回鄉，以便完成全家戶口登記的手續，才可保留屬他們的耕地。”70/159-160；72/185

考古學一度認為路加在使徒行傳十四章6節中的記載有誤。因為路加說路司得和特庇二城屬呂高尼，但以哥念不在呂高尼地。而羅馬其他作家如西賽祿等的作品中則提到以哥念城確實在呂高尼，因此考古學斷定路加的記載不實。在1910年時，藍賽爵士（Sir William Ramsay）卻找到一個紀念碑，其中說到以哥念乃是小亞細亞的一座古城，以後考古學上的發現也印證路加的記載原是正確的。72/317

另在路加福音三章1節中，路加提到當施洗約翰開始傳道之時，時間大約是公元27年，是“呂撒聶作亞比利尼分封的王”的時候。但史學家唯一能找到的呂撒聶王卻在公元前36年時已被人暗殺而死。以後考古學家在大馬色城附近發現一塊碑銘，其上列有“呂撒聶分封之王所釋放的奴隸”等字樣，根據考證，此碑文是刻於公元14至29年間。89/321

當保羅在哥林多城寫羅馬書時，他提到哥林多城的司庫以拉都。1929年當哥林多古城被發現時，考古學家們掘出一條馬路，其上刻有“ERASTVS PRO：AED：S：P：STRAVIT”的字樣，譯出來即是（“以拉都，公共建築物的監護人，出私款鋪成此路”）根據鮑羅斯（Millar Burrows）的考察，此路可能是在公元第一世紀時所築成，出資築路之人與保羅所提及的司庫，很可能同屬一人。7/95；79/185

另外在哥林多古城中，考古學家們掘出一塊碑銘的殘片，經拼湊後，很可能是“希伯來人的會堂”幾個字，也許是來自食堂大門上的匾額，保羅曾在其中辯論勸人信仰真道（使徒行傳十八章4-7節）。此外他們還發現另一碑文殘片，其上列有“肉市場”字樣，很可能即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章25節中所提及的地方。

感謝考古學家的辛勞，新約聖經中提及許多城市得以一一被證實。保羅三次的傳道旅程，如今也可由考古學資料中很正確地追溯出來。7/95；65/118

路加曾提及以弗所城的暴動，及人們在一家戲院聚集的情形（參閱使徒行傳十九章29節），由所發現的銘刻文字上，考古學家們發現，確實在一次大聚集時有人將銀刻亞底米雕像（即希臘的戴安娜月神）“抬入戲院中”，證明保羅之話非假。隨後所掘出的戲院，證實可容納二萬五千人。89/326

路加又記載耶路撒冷城中暴動的情形，因為以色列誤以為保羅將一個外邦人帶進聖殿當中（使徒行傳二十一章28節）。同樣考古學家發現有一片碑銘其上同時用希臘及拉丁文寫道：“外邦人不可進入神殿外的欄柵，違者一律處死。”這又證明路加是對的！89/326

過去有些人懷疑路加的用字是否正確，因為他稱腓立比是馬其頓“這一方”或作“這一區”中的一座城（使徒行傳十六章11節），路加選用希臘字meris，可譯作“區”也可譯作“一帶”。何德（F.J.A.Hort）認為路加的用法欠妥，因為meris在希臘文中是“部分”的意思，而非“區”的意思，然而考古學上卻發現meris一字確實是指按區劃分的地界。可見考古學再度證明路加記載的正確性。72/320

又有人批評路加稱腓立比的統治階級為“民政官”（Praetors），“聖經學者”則認為當時的腓立比採用二頭共治的政體。然而路加還是對的，從考古學的發現中，我們得知羅馬屬地的長官均稱民政官。72/321

至於他稱迦流為“亞該亞的方伯（地方長官）”（使徒行傳十八章12節）也是對的，因後來掘得的戴費碑銘（Delphi In????ion），其上有記：“至於我們朋友迦流，則是亞該地方方伯……”79/180

公元52年刻成的戴碑銘（Delphi In????ion）又幫助我們肯定，保羅在哥林多布道一年半確為屬實，其他資料中也印證這是事實。因為迦流是在7月1日上任的，他的官期僅一年，正與保羅在哥林多工作的一部分時間相合。89/324

使徒行傳二十八章七節中，保羅稱米利大島（即今日地中海西西里島南方的馬耳他島）的統治者部百流為“島長”。考古學家所發掘的碑文亦稱他為“島長”。89/325

另外路加在使徒行傳十七章6節中稱帖撒羅尼迦的官員為“地方官”（Politarch），因古典文獻中從未有這字出現，學者們就結論路加是錯的，但以後有十九塊碑文上列有“地方官”Politarch這個官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五個特別是指帖撒羅尼迦城而言。89/325

1945年在耶路撒冷城郊外，考古學家薩肯尼教授（Eleazer L.Sukenik）發現兩個“骨瓮”（盛放遺骨之器），其上刻有字畫，薩氏認為這可能是有關“基督教的最早記錄”。這兩個骨瓮是在公元50年的一座墳墓中找到的，其上寫着lesous iou 及lesous aloth幾個字並刻着四個十字架。頭一句看來是向耶穌求助的禱詞，第二句則是為骨瓮中此人之復活所獻的禱告。89/327-328

無怪乎奧克蘭大學(Auckland University)的古典文學教授柏萊洛克（E.M.Blaidklock）這樣總結說：“路加是位徹底的史學家，他的獨特之處使他可與世間其他希臘作家齊名。”12/89

2E.碎紋石小道（The Pavement），希伯來語叫厄巴大（Gabbatha,約翰十九章13節）。許久以來，人們一直找不出這個耶穌受披拉多審判的地方究竟何在，因此有人說：“看吧！聖經不過是神話，並沒有任何歷史根據。”

亞布萊特教授（William F.Albright）在“巴勒斯坦的考古學”（The Archaelogy of Palestine）一書中卻指出此處就是耶路撒冷的羅馬軍事總部所在地，乃是一座稱為安東尼之塔的公堂。該地在公元66至70年間當耶路撒冷城被毀時同時遭毀。以後羅國大帝哈德里安（Hadrian）（137至138年）在位時曾重建耶路撒冷城，卻將該公堂埋在地下，直到近來始為人所發現。2/41

3E.畢士大池，這是新約聖經上另一處史無稽考的地名（約翰福音五章2節），現在考古學家們已頗有把握地相信，“此池大約座落在第一世紀時耶路撒冷古城的東北部（此區稱為畢士沙，乃‘新草地’的意思。1888年左右考古學家們在聖安娜教會附近，挖掘時找到它的遺蹟。”89/329

結 論

我個人原企圖粉碎聖經的歷史性及可靠性，結果卻因此認識聖經在歷史性上是絕對正確可靠的。如果一個人認為聖經是不可信的一本書，必須將之拋棄的話，那麼除了聖經外，他恐怕要連所有的古典文學作品都要擲棄不用了。

我個人所面臨最大的試探，我相信也是大多數人最易犯的一項錯誤，就是用一種標準來衡量通俗文學，卻用另一種標準來衡量聖經。其實我們該用同一尺度來衡量所有的文學作品，不論它們是通俗性的，還是宗教性的。

當我們這樣做了以後，我們才有資格把聖經拿在手中，說：“聖經是可信的，是具有歷史性的。”

瓦爾特司考特爵士的詩句可以說是恰當的概括了對聖經的評價：

“那威嚴的書卷里展現着

一切奧妙的奧妙

人類歷程中最福氣的珍寶

上帝賜予的恩惠和教導

學習，敬畏，盼望和祈禱

卸掉門閂，向上帝的道路奮力奔跑；

最好是對那奧妙從來不懷疑或者輕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