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les H. Dunahoo, Making Kingdom Disciples: A New Framework
诚之译

第二章 知识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如何知道
What and How We Know

为什么需要在这本书这么早的地方就有关于认识论的一章呢？薛华说：“认识论是我们这个世代最主要的问题。这的确是真的，所谓的代沟，其实是认识论的鸿沟，只因为现代人和前几代人对知识的看法有根本的不同。” 认识论是对知识的研究或理论，特别是关于认识过程中我们如何（how）认识，和我们认识的是什么（what）。上帝所关切的包括我们的知识中的如何和什么。

在这章中，我们会把焦点放在帮助接受门徒训练的人。有两方面：第一、他们需要有一个扎实的根基，知道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也要知道为什么相信。第二、他们必须明白，上帝的真理是在我们里面的（God’s truth is to be personalized “within us”）（约壹1：8）；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让上帝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能忠心而持续地加以实践。（约壹1：6）

一个门徒不仅只是靠信心生活的人，也要靠知识和领悟力。思想不是多余的，是我们的一部分，因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知识论离开这个根基，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永远无法肯定我们知道的是什么，或我们是怎么知道的。这正是对今天后现代文化的简单评述，真理就是人要它是怎样，它就是怎样。谈到真理，好像尝试拿起果冻。如果真理只是我们要它怎样，它就怎样，或只有对我来说才是真的，那么，真理就和其它事物没有两样。身为信徒，只因我们以上帝的客观真理为起点，不表示我们的主观经验不会偏离轨道，然而，我们如果以上帝为起点，我们成功的机会会大得多。

当彼拉多问耶稣，“真理是什么？”（约18：38），他的问题揭露了一个基本的错误，是一个一再被重复的错误。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此地模糊不清，以致于后现代主义者倾向认为，那个问题已不再具有意义。耶稣对彼拉多所说，挑起他的问题的部份，经常被忽略了。故此，真理被当作一些抽象的命题，只存在于一些含糊的领域，我们称之为“客观”。“我就是真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耶稣的话，我们将会看到，真理，也就是知识，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概念，而是与耶稣基督的人（位格）有关的。

如果我所知道的，和我以为我所知道的，与基督无关，那就是偏离了根基。彼拉多的问题是在约翰福音中出现的，也就是以“太初有道（Word），这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约1：1-2） 这几句话起头的福音书。这些经文使用的“道”（Word），是从希腊文的 logos 翻译而来的。大部份的解经家倾向于把重点放在这个词逻辑、理性的一面（其内涵是知识），而未给予其位格（person）的一面同等的重视。我们尝试把知识当作是在关系之外，或除了关系以外的事物，这是错误的。约翰不仅说道就是神，也在14节说，道成了肉身。这个“位格”（person），被称为道，是上帝，上帝成为肉身。

当我们想到认识论，很基本的是我们要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来思想。在祂以外没有真理和知识。我们不是神。祂在我们以外，超乎祂的被造物之上。我们称之为祂的超越性。然而，身为圣经中的神，祂也具体地在我们当中，就是祂的临在性。这就是我们的认识为何有主观和客观的层面，但永远不会是没有位格的（impersonal）。

廿世纪前半叶的新正统派神学家的观念是正确的，他们只是走过了头，停在认识过程主观、存在的层面，而把真理视为要依赖人和他的经验。然而，我们不要像一些矫揉造作的学者的样式，把认识过程中的主观和客观分开来。因为上帝是真理，和所有真知识的来源。

要认识上帝，即真理，需要一个人信心的委身。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所有我们所制造的神的言说都是空洞的。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看法，假设，和描述，是来自我们个人的框架和滤网。我们如何理解一段经文，经常受到我们个人的框架所局限，以致于我们可能不得要领。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是错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确定我们个人的框架或滤网要切实地忠于圣经的启示。

当我要教导这个观念时，我会在我的讲道中使用“知识论自觉的”（epistemologically self-conscious）。我一般不会用专业术语，除非在说明要点时有其必要。不过当我必须使用它们时，会马上下定义。我把“知识论自觉的”定义为“清楚知道我们知道什么，以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知道的。”（being aware of what we know and how we know what we know）

W. Jay Wood关于知识论的本质的话值得在这里引用：

如果我们要好好思考，仔细监护我们的知性生活就是十分必要的。优质的思考是活得好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根据这个传统，只有照管我们认知的生活（按这个方式，例如，在一些重要的事上，我们塑造、护卫、维持、修正、放弃和遵照我们的信仰来行事），我们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思想者，最终也成为杰出的人。

有两个原因，我希望上帝的门徒是“知识论自觉”（epistemologically self-conscious）的。一是圣经的教导，“因为他心里怎样计算，他的为人就是怎样”（箴23：7）在马太福音12：34和15：18，耶稣同样指出从心里出来的，会对人有什么影响。第二个理由是，我们非常容易、且不自觉地会受骗，特别被在我们的流行文化氛围中，因此，会拥抱一些错误和致命的观念。

在罗马书12章，保罗要我们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个体。我喜欢罗马书12章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他要求我们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个体，他也说思考不只是一个学术上的行动，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事奉。所以，当我们在理智上放松，用 Wood的话说，我们的生活马上就会反映出来。结果是我们的信心会没有多少深度，使我们处于一个很容易受骗的局面。

薛华指出，所谓的代沟，其实是认识论上的分歧。我们在X世代和千禧年世代身上观察到一个知识论的代模转移。

我们可以将历史分成三个世代，以便于讨论。
首先是前现代（premodern period），是起于16世纪新教改革之前，直到该时期稍后。其次是现代时期，是从18世纪直到廿世纪中叶。第三个时期是后现代时期，从廿世纪中叶到廿一世纪。如此分类的原因与真理、权威和知识有关。知识论在这三个时期各有不同。

前现代：知识、真理和权威的条件是上帝的启示，以及对上帝的信心。信心和信仰是知识的起点。认识者和被认识者间有关系存在。理性、逻辑和经验被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这也是一个迷信和相信魔法的世代。然而，人们相信普遍真理的存在，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在这个时期，上帝作为创造者和人作为被造物，有一个清楚的界限。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而上帝在他的被造物之上，但是与被造物有位格（个人）的关系。

现代：这个时期被称为启蒙时期，或理性年代，人们仍认同上帝的存在和启示，注意的焦点从启示转移到理性。人成为最后的参照点。不像前现代的人，是按照上帝的思想来思想，人开始假设自己扮演原始思想者（original thinker）的角色，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反照的思考者（reflective thinker）。这是个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时代。理性、逻辑和经验科学的调查方法成为君王，人们把信心放在这些事情上面。

这时期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焦点是客观：知识是存在的，是在认识者之外的。在上帝和知识间，产生了一道鸿沟。任何知识的范畴都必须是根据事实的。它必须符合理性逻辑的定律，可以被人理解和解释。虽然包括了观察和小程度上的经验，但是重点是在人所发现的客观知识上。虽然人是最后的仲裁者，但是他所认识的是在他以外的。

（很凑巧的，我们福音派和改革宗研究圣经、解释经文和神学本身所反映的科学方法的代模，是在这个时代发展出来的。这个明显的事实反映于神学被称为科学的皇后，18，19，20世纪的神学是用观察的方法，经过科学式的调查，而发展成的。我们许多信心的先祖都曾使用这些文化的工具。我有时感到困惑，当我听到或读到人们说我们在神学上不应该使用文化的工具，但是转身就引用伟大的神学家的话，这些神学家却是经常使用文化工具的。很显然地，文化色彩是我们的认识论的一部分。）

后现代：廿世纪开始有个很大的转变，特别从1950年代开始。这个转变从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出现可以看出大概。他们转向人的内心，重点是人，他的存在，以及他的经验成为真理和知识的标准。现代主义者如休谟和笛卡儿的事实、逻辑、理性、科学观察实验都被拒绝了。知识越来越被局限在认识者，他自己，和个人的经验上。因此，这不是过于简化的说法，真理和知识成为我们要他们变成什么就是什么，总是要根据我们的经验，也当然包括我们的选择。在这个文化中，人可以很自在地操纵或解构历史，然后重塑历史，好让它说出我们要它说的，或者在使用文字时，他要这些文字表达什么意义，就表达什么意义。

如同现代主义者，后现代的人是舞台的中心，也是知识的参考点。但是不同于现代人把客观知识和真理作为焦点，这些理性、逻辑的层面成为老太太的裹脚布。后现代的人已选择要单纯地依以下的原则来生活：真理是我们要它是怎样或我们希望它是怎样就怎样，无论在何种特殊的情况。真理可以因人而异，因处境而异，因时间而异。这就是我为什么把后现代认识论比作果冻的原因，很难切实地把握其实质，因为在这个代模中没有普遍或绝对的真理。马克思的陈述：“所有实质的东西都在空中消融了”，正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正确描述。启示，如果仍然被接受，也是非常主观地被决定着，上帝可以随我们自己的喜好成为那个样子，甚至如果我们选择要祂不存在，祂也会消失。

过去四百年发展出来的悲剧，尤其在西方，是真理和知识已经与上帝的位格仳离了。这个分离是微妙而明显的。但是要说真理是在我们里面的东西，与我们外在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却是大错特错地，也和说真理是完全客观而在我们之外的，是同等的错误。

当N. T. Wright说知识永远不可能独立于认识者之外，他似乎是走在正确的路上。认识一件事情就是与我们所知道的对象维持某种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提到有关知识的位格的那一面。我们的所知，有其客观的依据，是在我们之外的，但是我们一旦说“我”或“我们”知道，我们就与这等式的位格和主观的一面牵连在一起了。这不是暗示说我们所谓的知识不存在于我们的认识之外，而是说我们能真切地、有位格地认识它（we can know it personally）。

今天的世代之所以对权威有很大的疑问，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权威不是与上帝分离了，就是与比圣经启示的上帝要小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了。或者它只是与传统观念有关，对今天的世代并没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因为它与人没有什么关系（so impersonal）。

以上帝为中心的思维（God-Interpreted Thinking）

唯一前后一致且令人满意的知识论和全部的知识理论的方法，来自有位格的上帝这个起点，祂是真理和真理的启示者，向祂的子民说话。其它的立场在联系到实际时都会有所欠缺。唯有以上帝为起点，才会满足我们认识真理的需要。

诗人说，“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那里逃、躲避你的面？”（诗139：7）因为我们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即使在罪中，我们努力去压抑真理，也不得不思想到上帝。即使我们尝试否认祂，如无神论者宣称的，我们也必须先承认祂，才能否定祂。

我们对上帝的思想不一定都是宝贵的，因为它们不总是对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圣经非常无知的时代。许多人已经清楚地证实了。要以宝贵的思想来思想上帝，即真切和对的思想，我们不可以只以我们的思想来思想。我们要跟随上帝来思想祂的思想（We must think his thoughts after him）。我们必须以上帝为起点，以祂在我们周围的世界所启示的祂自己来思想祂，特别是以祂所写下来的道。我们所思想和所知道的上帝，必须符合祂的知识和祂所启示的，否则我们就会偏离了轨道。

还记得我们开头所引用的薛华的话吗？如果我们在知识论上偏离了轨道，所有的事也会脱轨。上帝是我们所知和如何知道的根基。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上帝的知识，也要在这个根基上知道如何去促进这个认识的过程。这终将会满足我们生活更深的需要。

上帝已经采取了主动，为我们揭开了帕子，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祂就是真理。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绝对真理和主观位格或认识者分开的原因。我们不能只客观地认识上帝，因为祂是有位格的三位一体真神。要获得有关祂的知识需要与祂有一个关系。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观念：今日基督徒最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创造。我们是上帝创造的，还是我们是机率演化过程的产物？我们是从原始的黏液经过不同阶段的存在演化而来，直到我们终于变成直立的、会思考的、能感觉的个体吗？当然，圣经不是作为一本科学教科书被赐下的，它的作用是要沟通真理。因此，如果我们相信任何与圣经相反的，那么，我们所相信的，和我们宣称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在错误当中。创世记第一章说上帝在六天中完成了创造。在这里我们不必叉开话题，尝试为圣经中的“天”下定义，但如果我们下的结论是上帝在四天或12天内创造了世界，我们就是在错误之中，因为那并不符合上帝在圣经中所说的。

上帝已经在两本书中将祂的真理传递给我们，一本是大自然（创造），一本是圣经，有时也称为祂的工作的书，和祂的话的书，我们通常称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我们必须忠心地负起我们原来的责任：“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这需要我们成为这两本书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以使这两本书成为上帝没有要他们变成的，和要教导的。在自然之书中，我们研究、观察、实验，然后在我们寻找真理中获得证据。但是为了保持我们的研究和结论在正确目标上，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在那些领域中学到的，与上帝在祂的话中所说的联系起来，以检验我们的结论。祂已经赐下祂的话语和圣灵，来帮助我们保持方向。这两本书并没有矛盾。虽然上帝的真理有许多面向，但却是统一的整体，没有零碎。所有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而真理并不会自相矛盾。

我们能认识上帝有许多含意。例如，因为祂是创造者上帝，而我们是祂的被造物，我们永远不能知道上帝所知道的所有的事。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透知所有的事（we can never know anything exhaustively）。想象一下这会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基督徒不像希腊人，他们主张为了认识任何事，我们必须认识所有的事。基督徒说，即使我们不能知道所有可以知道的事，因为我们是透过一个幽暗的镜片，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也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识真理。

上帝知道所有的事，原原本本地，也真切地知道﹔而我们能知道祂。因此，我们能认识事物，是以一个模拟、衍生的方式。但是什么是模拟式的认识呢？Robert Reymond是这样解释的：
关于知识，有三种可能性……我们可以清楚明确地（univocally）认识事情（完全相同），或模棱两可地（equivocally）认识事情（有所不同），或模拟式地（analogically）（部份相似，部份不相似）认识。如果我声称在苹果和橘子间可以找到一个模拟的关系，难道我不是说苹果和橘子，虽然有许多明显不同的方面，但至少在某一方面是相同的吗？

模拟式的认识，最能解释且保留创造主╱被造物间的区别。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上帝已选择把“真正的真理”（true truth）启示给我们。祂身为真理的本身，选择以拟人化的方式来向人传达真理，也就是用人类的语言，好让我们能研究，理解，也解释实在界。只要我们所知道的，符合祂所知道的，我们能在我们所认识的事上有一个充份的信心，虽然我们只认识一部分，如保罗在林前13章所讲的。

在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折衷式的方法，当他们想获得真理和知识，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参照点，已被证明是全然混乱的。后现代主义没有一个统一的元素，因此，真理是如此地相对，而现实和真理“比他们以往更诡异”。后现代主义者总是想用我称为“短暂的、飞逝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这当然是不存在的），来填满没有普遍性的这个空白。他们的所见、经验和对事情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的框架是错误的。他们无法确定他们真按照真实的面貌来看它。然而，我们的偏见和滤网为我们的判断上了色。因此，我们不总是可以清楚地看事情。一个夏威夷的先知曾经这样说：“你可以借着感觉创造一个宇宙。”

一个可靠的方法：权与衡
A Reliable Checks-and-Balances Approach

真理，虽然是主观的经验，牵涉的不只是我们的诠释。我们必须努力、尽人事地尝试去除我们个人的偏见。我们所知道的，或我们宣称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相信的结果。我们的知识是如此依靠我们的感官、我们的经验和传统，以致于很难，虽非不可能，在没有一个可靠的参照点的情况下，评估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需要一个权╱衡的方法来看我们所认识的，和为何要认识。当我开始阅读薛华时，我怀疑为什么他会用“真正的真理”这个词句。我后来明白到，在我们的后现代世界中，我们倾向于奥秘地使用文字，而这些文字在沟通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真理只是我们要他们是怎样就怎样，那么文字也能代表任何我们要他们表达的意思。薛华用“真实的真理”（true truth）来提醒我们，真理必须与和上帝有关。不管我们所谓的真理是什么，如果它与上帝的真理不吻合，它就不是真正的真理。

如果后现代的世代想谈论经验、利益和生命的好处，认识神和真理是达到这个目的最大的好处。祂不仅是一个朋友，比一个兄弟与我们更紧密，祂也是我们定义真实、真理、和生活的参照点。那么，这是怎么进行的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主要和次要的探测线，一个标准的真理准则。这个主要的探测线就是祂所写下来的话。因此当祂在圣经中借着祂的圣灵说话时，我们说祂是我们最终的参照点。圣经成为我们衡量真理的标准。它是我们信仰和实践的准则，如同威敏斯特的神学家提醒我们的一样。上帝在我们认识的过程，也给了我们另一个权╱衡，就是我们彼此。虽然有些福音派圈中的人对我们认识的过程要把群体包括进来感到犹疑，我们不要犯这个错误。除了祂的话和祂的灵，上帝也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作为次要的方法。在信仰团体中，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共同努力，学习传统和其它所有的，来帮助我们认识真理。彼后1：20说：“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是先知自己的见解。“

与此同时，上帝虽然向我们启示了客观真理，我们不能纯粹地客观地来加以认识。上帝也从来没有意思要我们这样作。或者如康德之后的哲学家说的，我们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身，但是我们能知道，因为主权的上帝已经将祂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了。认识者和被知物必然不可分离。要记得，如同我们说过的，所有的认识都牵涉到主观的个人（位格）的认知﹔因此，是会牵涉到人的。实际上，相信认识者和被知物可以分开是一种假象。因此，在使用上帝的权╱衡上，我们必须努力让自己确认我们的过滤器没有扭曲上帝的知识和真理。真实的知识不能与上帝分离，也不能在我们认识它的过程外被认识（True knowledg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God, nor can it be known apart from our knowing it）。这不是要暗指除非我们认识它，真理就不是真理。但这的确指出，我们无法纯粹客观地认识真理。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主要和次要的权╱衡在认识的过程是必要的。

在前现代过渡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过程，我们已经看到每个代模如何引到下一个代模。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所谓的命题（thesis）。如果一件事是真的，它的反面就是假的。这个认识论的方法是前现代和现代惯用的。然而，在现代时期的晚期，引入了一个新的架构，被德国理想主义者黑格尔（W. F. Hegel）推广了。综合（synthesis）基本上是命题和反命题冲撞所产生的。在引入这个综合理论后，我们不再能说如果一件事是真的，那么它的反面就不是真的。但是如果一件事是真的，而其反面不是真的，就可能在这个比较过程中产生一个新的真理，称为“综合”。这会开始一个新的过程。从这个综合中，一个新命题以及一个新的反命题会产生。所以，真理是不断在演进中的。举例来说，拿白的是白的这个命题来看。反命题的陈述是，白的是黑的。综合的说法就是灰的，是白色和黑色碰撞后所导致的。然后灰色再与任何与之抵触的碰撞，再产生不同的颜色。

Thesis + Antithesis = Synthesis = Thesis + Antithesis = Synthesis

这个辩证法与后现代主义只有一小步之遥。后现代主义省略了命题和反命题的步骤（直接跳到综合），它所拥抱的态度是：真理只是权宜之计，或者说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在发现没有人或文化是中立或客观的，也没有办法超越主观主义，他们只好满足于互相矛盾的宣称（因为“没有介于之间的叙述”），后现代主义者把自己委托给一个认识的过程，此认识过程相对之下是因时间而异、因地点而异的。

这说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在知识和真理，以及认识过程的范畴内，上帝必须是最后的参照点。如果祂不是最后的参照点，我们就只能没有一个标准，来认识实在界。在我们的所知，以及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这件事上，我们必须以有位格的三位一体神为起点。我们要明白认识过程个人（位格）的层面，也要了解为什么真确地认识神是所有真知识所必要的。

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在1930年代，曾为“旗帜”（Banner）写过一系列科学的文章。在其中的一个文章中，他运用了以下的例子来说明上帝在真知识中的必要性：

我看到一头牛，我说牠是个动物。但什么是动物？为了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能回答什么是生命，因为一头牛是一个活生生的物件。我观察到牛在吃草。草是不是也有生命？是的，草是从地上长出来的。那么，土地是否也有生命？没有，因为它不会生长。但是有人说它会生长。无论如何，我看到的是没有生气是活着的事物不可或缺的（lifeless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living）。因此我不能说牛到底是什么，除非我能分辨整个物理实在界（physical reality）是什么。但是接下来就会碰到一个更大的困难了。我们自己是这个实在界的一部分。初看之下，这会给我们一点优势，我们可以从里面观察。但是这也当然会有不利之处，因为如果我们只能从里面观察……假设有上帝的存在。祂对我们会有最佳的“外来”的视角。

范泰尔接着展开我们对上帝的知识，及祂对我们的知识，不可或缺的这个观念。他坚称，我们对自己的知识如果与上帝对我们的知识不一致的话，就是全然错误的。然后范泰尔证明，这类的上帝与人之间的知识，在认识上帝创造的任何事物上也是最基本的。虽然，我不必知道一头牛是什么，就能从牛奶的副产品受益，这件事是真的，但是为了认识你，我必须认识上帝，我也必须认识自己。他们之间是彼此相关的。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也必须明白我不可能透彻地认识一头牛是什么。如果有一个领域我们可以没有神而认识所有的事，那么，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如果我宣称我认识任何一件事，却不符合上帝所知道的，那么我就需要校正我的方向了。

认识论上的普遍恩典
Common Grace in Epistemology

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不能认识任何事，那么，一个不信神的人如何能认识任何一件事呢？这是个有效的问题。上帝是完全智慧而掌管万事的，以致于祂知道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在认识论的过程中帮助人。祂使用如凯柏、巴文克、范泰尔这样的人，以及其它人来帮助我们明白“普遍恩典”（common grace）这个教义。这个教义是建立在上帝按照祂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这个真理上的。虽然人在罪中堕落，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个形象；虽然罪剥夺了上帝所已经赐给人的真理，但是他在堕落中并没有完全失去神的样式。因此，这个形象仍然是上帝（造物主）和人（被造物）之间的一个接触点。这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点。

经常有人引述加尔文所说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对神的知觉。虽然人能够、而且的确压抑这个知觉，却是它仍然每天在我们心里运行。否则不信的人就无法工作或完成任何事。范泰尔解释到，“为了不要认识神，人必须摧毁他自己。但是他办不到。人不可能偷偷溜进一个不存在的领域好逃避上帝的面和上帝的声音。” 众山不能遮盖，阴间无法藏匿。没有东西能使他不面对上帝，就是那位我们必须与他有关系的上帝。” 这也解释了信徒如何能与非信徒合作，试图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文化使命。靠着上帝的普遍恩典在我们心中运行，虽然我们不是永远都有这个自我意识，但这却是因为有上帝，我们才有真知识的前提。我们可以理解，非信徒对于他知道什么，并没有这个自我意识，但一个信徒会忘记上帝的恩典而高举人的知识就是不可原谅的了。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上帝是我们认识过程最终的参照点。

事实是上帝的普遍恩典给了信徒和非信徒﹔但因为堕落陷于罪的人无法完全否定上帝以及他与上帝的关系，他仍然是上帝的真理的受益者，至少是在一个普遍意义上。根据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9-32所说的，非信徒虽然没有关于上帝救赎的知识，但在创造上知道上帝。他知道关于上帝的一些事，但是这个知识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也由上帝的恩典来决定。举个例子说明：人是在堕落中的罪人，但是由于上帝的恩典，他没有坏到极点。其结果是非信徒能与信徒一起完成上帝原来的在创造中的设计。Henry Meeter作了以下的总结：“从圣经的写作和加尔文的教导，我们学到，上帝的确有一个善意的态度，或者说，恩典，给那些未受拣选的人，而这个普遍恩典有一天会加到他们的刑罚上，因为此恩典没有让他悔改，没有为上帝而活。”

普遍恩典对知识论的意义是它提醒我们，一个非信徒虽然决心否认三位一体神，仍然需要完全依靠祂才能认识事物。如同耶稣在马太福音5：45告诉我们的，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祂能、而且也将真理启示给不信的人。上帝是真理的来源与作者。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因此，人能认识真理，虽然不是透知或无所不包的，但却是真实的，是因为上帝恩典的自我启示。虽然堕落使得在人里面的上帝形象受到毁损（impaired），也触及他生命的每一部份，但是却没有完全破坏（destroy）这个形象，也没有使上帝退缩或停止向所有的人启示祂自己。虽然有罪的人坚持否认和压抑这个真理，上帝仍然在祂恩典的良善中继续向全人类启示祂自己。因为祂的普遍恩典，即使非信徒运用这个“借来的原则”（borrowed principles），仍然能不时地学习到一些有关上帝的事和真理，他们所学到的，并不会威胁到信徒，反而是帮助信徒（例如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这个普遍的知识也是信徒和非信徒之间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接触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爱我们的仇敌，耐心而小心地与他们合作，因为他们也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

结论
当我们反思从创世以来的历史，特别是伊甸园时，直到今天，我们会发现有两种实际的认识论学派。虽然有些变异，但说到底只有两种。第一种学派认为知识始于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全部的知识是根据祂和祂的启示。在我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我们是以这样的理解来运用我们的理性能力或感官经验的：我们的思想和观察要倚靠上帝的启示。这是创世开始时原有的立场。当罪进入世界后，上帝的恩典改变了罪对人的影响。祂透过旧约和新约，开始了一个传奇，一直持续到今天，使我们拥有如奥古斯丁、阿奎那、加尔文、凯柏、范泰尔，弗兰姆、邦森以及许多其它的基督徒思想者。

第二个学派始于创世记的开头，在乐园中，当亚当和夏娃受到蛇的诱惑，接受了第二种主题思想，就是：人不需要完全（或只是有一点）依赖上帝就能获得知识和真理。因而，人离开上帝，也能获得真知识。上帝的启示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不是绝对必要的。人可以运用他的理性和逻辑能力，以及感官经验，来认识真理。人其实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思制造真理。这个传统始于在乐园中撒但的引诱，然后很明显地透过新约和旧约和历史上的人物，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洛克、康德、尼采以及后现代主义者。

除非上帝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否则知识、真理和权威就没有确实的根基。如果祂是，我们也相信祂是，那么，我们的知识就必须来自祂，我们所知道的，也要符合祂所知的。靠着祂的话和圣灵，以及基督徒团体的忠心，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更多而更确实地明白真理。

当我们尝试去明白且进一步澄清我们服事上帝的角色时，我相信，后现代时期，虽然其有关真理、知识和权威的意识形态是离了根基的，但是，它迫使我们在所有的领域能更理性、更有经验地思考。认识论是在更古典或传统的启蒙主义模式后，钟摆荡得过了头的另一个范畴。关系和经验在学习的过程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在认识论上要保持我们对圣经的专注，这会使我们更加了解，知识与真理是有位格的（personal）。他们是需要我们相信、练习，和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的。知识和真理是上帝为我们准备的，使我们在思想、生活，和与他的关系、与我们周遭世界的关系和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中，有所不同。这是年轻一代在他们的寻索中所追求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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