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基督教第五波”在当今中国的意义 洪予健(《真理报》加西版2008年8月号) 为纪念首位基督教宣教士马礼逊牧师来华200周年，自去年起，信友堂与温哥华短宣中心联合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基督信仰在中国的讲座。笔者不揣浅陋，自告奋勇担当这系列讲座的讲员，其中部分原因是希望能藉此机会，逼自己花一点功夫，在这重大的信仰与文化课题上有所了解，在华人教会的中国福音事工上尽一份微薄的心力。 在今年的夏季讲座中，笔者提到：虽然中国教会历史可以追溯至二百年前马礼逊的传教事工，但基督福音在当今中国的传布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相比，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显然我们不能将这一切视之为基督教因马礼逊的传教、第四度来华的简单延续。为了方便?述与比较，更为凸显中国现时期福音宣教中的种种不同特点，引进在此课题上新的认识，笔者冒昧提议，将基督信仰自文革以来在中国的复兴，以“基督福音第五波”称之（以下简称第五波）。以下略述其中的一些理由，盼望起到?砖引玉之效。 提起“第五波”，无论是信徒或非信徒都会有一立即反应：为何以第五波称之？如此一来，我们就有机会厘清基督信仰来华的历史。原来，基督教并不是因近代鸦片战争时才来到中国的洋教。其实，证诸史载，基督信仰曾有四次来华叩门：（一）景教在唐朝，（二）也里可温教在元朝，（三）天主教在明清之际，（四）基督（更正）教在晚清与民国。相较之下，福音这四次来华，就其信仰的纯正及传教的果效而论，以第四波为最佳。而当前基督信仰的第五波，乃是在第四波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回顾历史，基督教前四波来华，从起始的形式与被迫结束的原因来看，都有其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每一次都因有外族人带着基督教的信息入华作起始，直到当时的中国统治当局下禁止或逐客令，赶走那些外国人为结束。景教灭在唐朝武宗时期；也里可温教随元朝的被推翻而亡；天主教被康熙、雍正禁绝；而基督教的外籍教士也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被统统赶走，政府以爱国为爱教的纲领，另行组建受其掌控的三自爱国教会。由此我们可以洞悉：中国千年以来，拦阻基督教在华传布的肇因从未改变过，那就是统治当局出面以维护“中华一统”为最堂皇的理由，排拒基督信仰真理的普世性。 基督信仰在中国文革后的复兴，之所以被称为第五波，因为这一波福音传布的特点与前四波完全不同。首先，第五波是国人（而非外族人）成了在华福音传布的主力军。这其中既有第四波福音来华留下的余种，也有因着改革开放、进入中国作宣教培训的海外华人教会，更有不少出国留学、信主后回流的学者精英。他们无论在神学真理的根基上，传福音的热心上，或是对文化使命的承担上，都展现了新的特色，也开出了新的方向。这是在前四波中都未曾见过的。 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这一波的福音浪潮，无论将来遭遇到什幺困难，都不会如前四波那样，可以用赶走外族人的方法来终止。因为中国基督徒的人数不但已从中共建政时的八、九十万，猛增到目前的八千万左右；而且从分布上看，也涵盖了各种年龄层次、各种教育层次，可说是各行各业、从农村到城市、从党外到党内，都有基督徒的身影。这种数量和品质上的惊人提高是前四波所未能达到的。基督福音如今是真正扎根在中华大地上了。 与前四波的基督教传布相比，这第五波的福音是在一个很不同的政权环境中运作的。其特点是： 官方反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破产。因着信仰真空而造成的道德秩序的瓦解，使民间对基督教印象普遍好转。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模式的多元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福音传布的财务支持开拓了较宽广的空间。 因政府处在后共产主义执政合法性的危机时期内，故而决定其对基督教的基本态度：即一方面不能简单粗暴地全面封杀，另一方面却又加紧防范并控制基督教的影响力。如此逼着第五波中的家庭教会，不能简单地沿用传统的方法来带领和教导。 因着第五波福音中急速增长的信徒数量在全民中百分比的提高，更是因着中国社会正经受着价值失落的剧痛，基督信仰的社会意义就更显得突出。这第五波中，中国教会应当义不容辞地引导信徒们对福音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四大转变中发挥作用： 身份认同：不只是中国人，首要身份更是神的儿女。 文化责任：不只是个人得救，更是群体的建造。 信理根基，婚姻不只是两相爱悦，更是信守承诺。 价值标准，不只是积极勤奋，更是荣神益人。 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在面对中国福音事工的现状时，不得不加上历史纵深的考虑，更看清上帝恩手在其中的工作和带领，因此可以快跑跟随、荣耀归主。